书评：《吐鲁番敦煌文献：丝绸之路的文明汇聚研究论集》

　　书评：《吐鲁番敦煌文献：丝绸之路的文明汇聚研究论集》

　　荣新江

　　本书由卡多那（Alfredo Cadonna）编，原名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列《威尼斯东方学丛刊》第四卷（Orientalia Venetiana， IV），Firenze的Leo A.Olschki Editore于1992年出版。

　　本书是1990年2月15-16日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的“吐鲁番敦煌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副标题一方面赋予了吐鲁番敦煌文献在更宽广的历史研究背景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表明了这次会议与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整体研究计划的联系。

　　本书共收十篇文章，意大利东方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伯戴克（Luciano Petech）教授的“The Silk Road，Turfan and Tun-huang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A.D.”（公元後第一千年的丝绸之路以及吐鲁番和敦煌）一文，对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史，特别是吐鲁番和敦煌的历史做了简洁的概述，为以下各篇专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背景。

　　未能予会的匈牙利哈玛塔（Janos Harmatta）教授的短文“Origin of the Name Tun-huang”（“敦煌”名称的起源），强调了“敦煌”一名的伊朗语源说，并指出“吐鲁番”一名很可能与“敦煌”出于同源。对于这一问题，梅维恒（Victor H.Mair）教授最近发表了长文“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Place-Name‘Dunhuang’--With an Added Note on the Identity of the Modern Uighur Place-Name ‘Turpan’”（关于现代标准官话地名“敦煌”的起源的几点看法――兼论关于现代维吾尔语地名“吐鲁番”的比定），对此做了详细的而且过于复杂的解说（《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哈玛塔在简短的附录“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粟特文古信札的年代）中，对F.Grenet et N.Sims-Williams，“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Studia Iranica，cahier 5，1987）一文对他本人的观点的批判做了反驳，但似乎并未能驳倒这两位学这的论据，我们期待哈玛塔教授许诺发表的详细研究。笔者倾向于公元四世纪初年说，根据敦煌汉文文书《沙州图经》等汉文材料，晋唐间敦煌西北的长城烽隧一直都在使用，而且，胡平生先生最近解读的楼兰出土汉文木简（L.A.I.iii.1）所记“建兴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云云（《文物》1991年第8期），证明了公元330年时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东部的存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件汉文木简是和L.A.Vi.ii.0104，L.A.II.x.01-02，L.A.IV.v.028粟特文残片出自同一地区，而这些残片的粟特文字与“古信札”一样古老（Grenet et Sims-Williams，上引文，p.111，n.42； N.Sims-Williams，Indo-Iranian Journal，18，1976，p.43，n.10）。同样持四世纪初年说的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1985年）在汉文史料方面补充了伊朗语专家用第二手材料的不足。

　　茨默（Peter Zieme）“Probleme altturkischer Vajracchedika-Ubersetzungen”（关 于回鹘文《金刚经》译本的问题）一文，主要是讨论回鹘文译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翻译问题，可以补充的是除了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残卷外， 1980年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又发现了至少一件这部伪经的回鹘文本，见多鲁坤阚白尔和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载《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IV，1988年，79-80页。

　　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Sogdian and Turkish Christians in the Turfan and Tuh-huang Manuscripts”（从吐鲁番和敦煌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分类概述了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基督教文献，理清了基督教从粟特本土向东方传播的历史脉络，并指出粟特语之外的中古波斯语和新波斯语文献在吐鲁番发现的原因，以及敦煌基督教文献与吐鲁番文献的不同。他所展示的吐鲁番基督教文献内容，较O.Hansen（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I，IV，2/1，Leiden-Cologne 1968， pp.91-99）和J.P.Asmussen（Indological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W. de Jong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Canberra 1982，pp.11-29）的更为丰富而且准确。作者提到的尚未发表的粟特文本《三威蒙度赞》（Gloria in excelsis Deo）最引人注意，因为迄今为止，学者们在研究敦煌出土汉文本《景教三威蒙度赞》时，没有考虑在汉文译本和叙利亚文原本间有无粟特文的中介问题（参看吴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3分，1986年，411-438页）。据笔者的初步观察，九、十世纪敦煌和吐鲁番的基督教徒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联系。

　　吐鲁番出土的伊朗语摩尼教文献数量极多，但是和基督教文献一样缺乏纯粹的世俗文书。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的“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有关吐鲁番地区的吐鲁番出土伊朗语摩尼教文献）一文中，从赞美诗、题记、供养人题名、书信、文书、词汇表等材料中，发掘出一些零星的但却是很重要的史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被作者看作是1007-1019年在位的回鹘可汗的资料，後记中提到的森安孝夫教授的不同看法，见森安《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大坂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1991年）。另外，作者提到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新发现的几件粟特文信札犹为引人注目，可惜尚未全文发表。宗德曼在第73页讨论了帕提亚语彼拉多审问耶稣的文献最後所写的供养人名 darsah ，将它与Xurramsah， Perozsah等伊朗语人名做了对比。我以为此词即钵罗婆语的tarsag（D.N.MacKenzie，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London 1971，p.82），意为“基督教徒”，後者已由饶宗颐教授比定为元代汉文史料中的“迭屑”（《固庵文录》，台北，1989年，181-182页），此词的粟特文形式见本书第50页辛姆斯-威廉姆斯文，作trs'q。

　　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收藏的中亚写本究竟有多少?似乎一直是个谜。我们高兴地从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Margaret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的“The Leningrad Collection of the Sakish Business Document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Central Asian Texts”（列宁格勒收集品中的塞语商业文书和中亚文献的调查研究）一文中得知，那里收藏著迄今从未发表过的于阗语文书250件！根据她的介绍，这批文书的绝大多数来自同一个地点，即Gaysata，而且是一位叫Sidaki的人任村长（auva hamdasta）时的产物。遗憾的是作者没有看到张广达教授和我合撰的《〈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或其法文译本“Sur un manuscrit chinois decouvert a Cira pres de Khotan”（Cahiers d'Extreme-Asie，3，1987，pp.77-91. 按文中的“Lixie”为“Jiexie”之误），不知道我们已将于阗文的 gayseta spata sidaki 圆满的比定为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汉文文书中的“杰谢萨波斯略”。由此可以得知Petrovsky collection当来自丹丹乌里克，唐朝时称杰谢镇。同样，作者在考证于阗王Visa' Vaham的年代时，也没有参考我们的《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东洋学报》第69卷第1.2期， 1988年，pp.69-78），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补充了Sten Konow早就提出的看法，即Visa'Vaham就是汉文文献中的尉迟曜（JRAS，1914，pp.342-343），他在位的年代大致为755-790年。尽管她的研究尚不够完备，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首次公布了如此丰富的于阗语世俗文书的存在，这些文书中的许多于阗人或汉人名称同样出现在Stein和Hedin的收集品中，预示这批文书的全部公布将有助于于阗语和汉语文书的解读，并且必将为唐代于阗史的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

　　哈密顿（James Hamilton）“Etude nouvelle de la lettre Pelliot ouigour 16 bis d'un Bouddhiste d'epoque mongole”（伯希和回鹘文16 bis号：蒙元时期一封佛教徒书信新考）是在法国国立图书馆近年对这件文书进行的修复的基础上，订正森安孝夫旧刊本的结果，包括转写、翻译、注释、词汇和图版。

　　已故乌瑞（Geza Uray）教授的“The Structure and Genesis of the Old Tibetan Chronicle of Dunhuang”（敦煌《古藏文大事纪年》的结构与来源），根据文书的内容和写本背面汉文佛典纸叶的粘接情况，来排列《大事纪年》各段落间的次序，并且通过对内容的分析，反驳了此书来源于rgyal-rabs（王统世系）和 *blon-rabs（大臣世系）的说法。由于这一问题关系到《大事纪年》所记一些吐蕃王朝重大事件的年代，因此，这篇文章和乌瑞教授的其它一些文章一样，均为吐蕃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分别为斯坦因和伯希和所获的Ch.00120和P.5597号敦煌写本，是同一件用于阗文所使用的婆罗谜字母书写的汉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过去主要是汉语音韵学家用它来探讨中古汉语音韵问题。恩默瑞克（Ronald E.Emmerick）“The Dunhuang MS.Ch 00120：its Importanc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Khotanese”（敦煌写本Ch00120号：论其在重建于阗语音系统上的重要性）一文，报道了他与汉语音韵学家蒲立本（E.G.Pulleyblank）合作研究此卷的成果。笔者尚未见到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New e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一书，希望它早日出版。据东京大学熊本裕博士给我的这篇文章的稿本，第159页婆罗谜字母下的空白处漏掉了以下文字：

　　that a remote resemblance with the Tumshuqese sibilant can be imagined.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question of the graphic origin of the subscript hook，it will be instructive to give me more detailed consideration than hitherto to its actual use in the texts. I do not这恐怕是排版之误。

　　本书唯一一篇有关汉文写本的论文是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from Tun-huang：The state of the field（1980-1990）”（1980-1990年间汉语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研究现状），他重点介绍了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在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的通论、校勘、刊布、译注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同时概要介绍了他本人在这一领域里发表的着作和论文内容，并且进而对涉及所有敦煌文献的研究文献目录和写本目录的出版情况做了评述。梅维恒教授在上海的徐文堪先生的帮助下，对直到最近出版的敦煌俗文学研究文献收罗殆尽。然而，在俗文学范围之外的领域，尚有一些可以补充的情况。比如，甘肃各地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有黄文焕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59-63页）和简单的目录《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世界宗教研究》第2集，1980年，56-62页）、《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後记》（《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84-102页），此外，他还在《河西吐蕃文书中的“钵阐布”》一文中发表了对其中某些文书的研究成果（《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1984年，222-236页）。至于中国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的迟迟没有刊布，的确使学术界感到失望，笔者曾在1988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编写刍议》的报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8年第2期，55-58页），其中包括一份已经公布的小收集品目录的目录。原属私家收藏而现在不知所在的一些重要写本，确如梅维恒教授所期望的那样需要认真调查，据我所知，罗振玉旧藏的敦煌写本现分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而其中很珍贵的《刘子》残卷，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笔者1990年11月访问该馆时曾亲眼看到写本上所钤的罗氏藏书印。显然，敦煌吐鲁番乃至所有中亚写本的公布需要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在此也希望美国的同行尽早发表Judith O. Bullitt介绍的“Princeton's Manuscript Fragments from Tun-huang”（The Gest Library Journal，III/2，1989，pp.7-29），德国的同行尽快公布Volkerkundemuseum，Munchen所藏A.H.Francke collection中的于阗文、藏文和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献中，以汉文写本最多，相比之下，这本论文集中关于汉文文书的文章似乎少了些。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成绩，是对公元六、七世纪吐鲁番的曲氏高昌国和对九、十世纪敦煌的归义军政权的研究。正象梅维恒教授关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已经影响到吐火罗语文献的研究一样（Cf.G.-J.Pinault，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3，1989，pp.149-220），如果研究中亚古语的专家能够掌握有关归义军的研究成果的话，必将促进对吐鲁番和敦煌的各种非汉语文书的研究。梅维恒教授对许多中国学者不考虑非汉语因素的批评是中肯的，笔者也深信敦煌汉文文献与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甚至吐火罗文之间存在深浅程度不等的联系，因此热切希望在这一领域中的国际协作研究。

　　（原载《汉学研究通讯》第44卷第4期，1992年，307-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