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堂主人”——纪念圆瑛大师圆寂五十周年
“三求堂主人”——纪念圆瑛大师圆寂五十周年
◎法空法师
“三求堂主人”是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一九五三年六月选举)圆瑛大师给自己取的号。何谓三求呢?即求福、求慧、求生净土。
大师示微疾,略感不适,便对明旸法师等诸徒说:“出家人生归丛林死归塔,我决定回天童寺。”于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从上海抵达宁波天童寺。
大师示疾期间,又诸诸师念“弥陀佛七”四十九天,仗弥陀之本愿,作往生之助缘,愿大师安详舍报,莲品高登。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九日廿三时五分(农历八月十二日)大师圆寂于天童寺,临终时,正念分明,心无挂碍,身无病苦,意不贪恋,于嘹亮的念佛声中,念笑往生,世寿七十六岁,僧腊五十六年。
一、从“一吼堂主人”到 “三求堂主人”
大师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平湖端上村吴家,父元云,母阙氏,其父兄弟五人皆无子,母信佛诵经,祈祷于观世音菩萨,因感而生此子。五岁时,其父母先后逝世,由叔父吴诗瑛扶养,慈爱非凡,聪颖绝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称。一八九三年秋,大师投考古田县秀才之试,翌年,名列前茅,十七岁,顿觉人生如梦,亟思舍俗出家,为其叔父所阻,未获如愿,十九岁大病愈后,遂决心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礼莆田县梅峰寺增西和尚为师,法名宏悟,字圆瑛。二十岁依鼓山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并从之,学习佛教律仪。未几,旋往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充当饭头、菜头任劳任怨,不以为苦,深得达公的垂顾。
参方访道,为佛子要职,大师二十一岁到常州天宁寺,依冶开老和尚修习禅定五载,一九零一年六月天宁寺举行禅七,大师带病参加,至二七的第二日,定境现前,身心廓然,即说偈曰:
狂心歇处幻身融,内外根尘色即空,洞澈灵明无挂碍,千差万别一时通。
一九零三年大师廿六岁又到宁波天童寺,跟禅宗尊宿寄禅老和尚习禅六年,一心参究,有大省发,廿八岁冬,在禅七之中,定境复现,更胜于前,顿时身心俱空,湛寂圆明,又说偈曰:
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始悉到家无一事,涅槃生死绝安排。
早年,大师专攻“参禅”,为禅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一九一三年,三十六岁时,他读了永明、莲池诸师的著作,又归心净土,主张禅净双修。于是重兴宁波接待寺时,建筑讲堂,命名“一吼”。盖于将台、贤两家教义,结合禅净双修,同出于“一吼”;又取狮子一吼,百兽潜迹之义,因之自号:《一吼堂主人》《年谱》60页)他追求自己的学佛历程,说:“圆瑛少业孺,冠入释,既受戒法,致力禅宗,复究教乘,游心讲肆,虽解行并进,每生死为忧,迨三十六岁,读永明、莲池两大善知识之著述,深信念佛法门,可以速超生死,疾趣菩提,由是禅净双修,二十余载,早备资粮,求生安养,专修净业,自行化他。”同时还将自己禅净双修,融归一心的体会,写成四句诗:
禅净双修四十年,了知净土即深禅,有人问我其中意,云在青山月在天。
大师鉴于末法众生,根利甚少,真参实悟者稀,由于他参禅洞明心地,及研习教典,深知自力了生死之难,遂以净土为归宿。一九三五年秋。大师在上海,创建了“圆明讲堂”,组织了“圆明莲池念佛会”,宣讲自撰之《劝修念佛法门》和《阿弥陀经讲义》之时,又自号“三求堂主人”其意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大师还自书“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念佛念法念侣僧伽”一联,悬挂堂内以自策。第十三代净土宗印光祖师在《圆瑛法?》序中指出:“迹虽住持宗门,心实重净土。”
大师深知念佛法门及三根普备之特别法门,故而,他向后学开示:夫人生最大者生死,世间至尊者佛法。生死飘零长劫,随业轮转以不朽,佛法演唱真宗,对机设施而有异,无非指迷拭翳,欲令返本归源,然于我佛所说八万四千法门中,求其事简功深,因微果巨者,舍念佛一法更无他道也。但持六字洪名;便得带业往生,究竟归极一心。自可万行具足,故六万诸佛,各出广长舌相以赞扬;历代前贤,共发坚固愿心而倡导。数十年来,大师孜孜以念佛法门为职志,一生讲经“百余会”,敷演经义,处处指归净土,因羡慕庐山慧远祖师创建莲社高风,乃手创上海圆明讲堂,作为弘化净土道场,从“一吼堂主人”转到“三求堂主人”,步慧远、莲池等净土祖师的后尘,高扬净宗宝炬,自行化他为归宿,曾著述《劝修念佛法门》、《佛说阿弥陀经要解讲义》、《阿弥陀经讲义》、《佛说无量寿经讲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义》等净土法门各种经论,以指导净业行者学修,以法利生,以化广大道俗,同沾胜益,并开示念佛回向发愿偈云:
愿消累劫诸业障,愿得福慧日增长,愿尽此身出娑婆,愿佛接引生安养。
从大师前后不同的自号,可窥见他佛学思想演变,发展的轨迹,亦十分清楚地看出大师,由一位禅宗大德走向净宗大师的变化历程。
二、创办佛教会、僧伽教育
大师毕生致力于佛教组织,早年就深感佛教界如不加强团结,结集于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对内对外都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一九零九年寄禅和尚住持宁波教育会时,他就极力加以襄赞,诸多擘划。一九零九年,大师主持宁波接待寺,该寺为历朝古刹,他接主后,拆除新建,重为中兴,并创设了佛教讲习所。一九一三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就出席并积极参加工作。一九一四年中华佛教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时,大师当选为总会参议长。
一九一九年,大师在宁波,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创办两所“僧民学校”,对入学者施以义务教育,继之,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孤儿,施以工读教育,各省闻风争相仿效。
一九二二年,大师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这时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参转道法师,在新加坡住持普陀寺,后来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觉寺,他在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并与转道法师讨论重修福建泉州开元寺的计划。他离开新加坡,转往台湾弘化,曾在台南讲经,一九二三年秋回到泉州,即与转道,转物二师,筹划重修泉州开元寺,终于一九二四年重新修建,一九二五年内创办开元慈儿院,他任院长,陆续收养孤儿,学科依普通学校,对于饮食、衣服、?具、医药则全部免费,以教以养。自从一九二五年正式成立以来,前后培植人才在数千以上。
一九二六年,大师重渡南洋,筹募慈儿院基金,他将募得之款,在马六甲组织了一个基金董事会,由董事会保管本息,按实际需要拨付慈儿院支用。
“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内政部订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却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团体。一九二八年,政府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地方党干部及学界欲藉机没收寺产,充实地方教育经费,就掀起了一阵摧残佛教寺产兴学的风潮。
一九二九年五月,佛教为求自保,在圆瑛、太虚、谛闲诸法师及王一亭等居士的推动下,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大师被推为会长,向政府请愿,反对“寺庙管理条例”,后来,政府把全文廿一条的“管理条例”修订为全文十三条的“监督寺庙条例”,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
大师主持中国佛教会,积极推动佛教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因为社会福利是弘法利生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师除“讲经说法”以法布施之外,尤其热衷于福利慈善事业,他鼓励寺院设立慈幼院、医院、工厂,分担社会责任,以减才外界攻击的口实。
一九三一年,“寺产兴学”事件余波荡漾,风波再起。这时,有一位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回国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项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当时的内政部长薛笃弼是基督教徒,与邰爽秋内外唱和,这比一九二八年的“寺庙管理条例”尤为彻底。大师出面奔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这件风潮才逐潮平息下来。
自从一九二九年大师开始任中国佛教会会长,连续继任七届,领导全国佛教,直至解放。解放后,大师又与赵朴初、虚云、喜饶嘉措、巨赞、陈铭枢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并选为第一任会长。大师毕生致力于我国佛教界的团结工作,任劳任怨地负责全国实际护教和教务工作,获得了全国佛教徒的崇敬爱戴,同时也获得了国际佛教界人士的赞叹,中日友好佛教协会会长道端良秀著《中国佛教史》记载:“圆瑛法师在民国初期着手筹备中国佛教会,经公开选举由他担任会长,各省曾分设分支机构,直接开始进行各项活动,请求政府改正以寺庙办学的寺庙管理条例,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改为监督寺庙条例,清除了对寺庙的直接迫害。”
同时,大师一贯主张僧伽教育要振兴佛教,教化众生,历时多年,培养出许多弘法人才,首先应该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和训练,早在宁波接待寺时就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后来又到南洋槟榔屿,办起了“槟城佛教研究会”,最后,在上海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和“上海圆明佛学院”,至今海内外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贤有许多是毕业于这些学院的。
综观大师的一生,先修禅寂,后入净土为归宿,无处不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他永远是佛教徒的楷模,是一代杰出的僧宝,圆瑛大师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倾注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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