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身份的冲突

　　信仰与身份的冲突

　　李向平

　　不是闲得无聊，一部电视剧《身份的证明》紧紧地吸引了我。剧中主人公的命运遭际就一直挂在我心上，引发我的深思，甚至在半夜里还深陷剧中情节，无法自拔。

　　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为党为革命做出了不少贡献的共产党员，却在1949年大陆解放之后，因为上下级同志的牺牲，组织关系的断裂，无法证明自己的组织身份，终而落下了一个“特嫌” 的称号和家庭成分。

　　每逢运动来临之际，这位共产党员少不了要被遭受一番折腾。他无法工作，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他的家人也为此背上了一口深重的黑锅，无法正常工作，无法参军，无法表现自己的进步……。

　　只是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他的身份才得到了最后的证明。这时候，他已垂垂老矣，一头白发。他似乎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透了。两眼泪汪汪的，双手发抖，默默无语。

　　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话：几十年过去了，虽然我的身份没有得到证明，但我没有背叛我自己。他在国民党92军的同僚，眼见他解放之后得不到正常的待遇，总是认为他不该说自己是共产党员。即使是这位同僚临死前，也还是把这句话作为临终遗言送给了他，你不应该说自己是共产党员。

　　令人感动的是，这为无法证明自己作为共产党员、地下情报工作者的他，无怨无悔，十几年如一日，始终没能忘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唯有变化的是，在他的孩子遭受学校、社会的歧视之后，他曾经希望自己的身份得到证明，改变他的“特嫌”家庭成分，而以一位革命干部的成分，能够改变他孩子的命运，不要终身遭受这种种不白之冤。

　　剧情跌跌宕起伏，悬念揪人，可是它揪心的却是剧中所反映出来的身份与信仰的冲突。因为剧中主人公的身份无法证明，他的信仰无法表达，他的工作无法安排，生活无法稳定。

　　电视剧的话语，很明白地诉说了一个历经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中国人很容易理解的正常现象，那就是信仰与身份的分离，利益与信仰的分离。在一个以意识形态划分社会阶层、注重敌我关系、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年代里，一个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身份、一个具有红色标志的家庭成分，那是多么、多么地重要。身份就是地位，信仰就是名誉；而身份加上信仰，就是社会待遇。

　　剧中主人公有的是信仰，缺乏的是身份。信仰不能当饭吃。他只能是自己开设钟表店，修理钟表为生，继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钟表店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无法维持下去，又被强迫到茶场务农改造。直至晚年，他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此种遭遇，又怎是一个“苦”字可以了得！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有一书，名叫《区隔》，并以《品位判断的社会批判》作为该书的副题。布迪厄强调的是，文化鉴赏能力其实是后天培养与教育的产物，文化资本其实也如经济资本一样，受到阶级、地位的决定性影响。不同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品位，所以，现代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身份与地位，只有通过诸如生活方式、阶级品位及消费模式等广义的文化资本方能得以体现。因此，他认为，阶级的区隔乃是由对文化资本的占有决定的，在此层面，同样表现了社会关系的不平等。

　　实际上，在中国人的信仰生活之中，也同样存在着布迪厄所谓的“信仰区隔”现象。不同的信仰其实也能够形成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社会地位。即使一个人具有自己所选择的信仰和信仰方式，但他的信仰也只有通过诸如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甚至是个人手中拥有的权力，才能得以顺畅的表达和实践。因此，通过身份、地位和权力诸种关系，信仰现象同样也能够反映一个社会中身份、地位等关系的不平等。

　　中华文明素来不以宗教来组织，但是，信仰——包括文化信仰、宗教信仰、民族信仰、政治信仰、民间信仰等等，却能作为中华文明之经纬，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

　　这些信仰形式，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却具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它们无法自我表达、独立实践，总是要一种路径依赖，或依靠国家、或依靠族群、或依靠宗教机构、或依靠乡村民间组织、或依靠个人的地位与身份。一旦有所依赖，它们也就同时构成了文化信仰、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民间信仰，而文化、国家、政治、民族、宗教等等，就成为了对信仰的定义和限定。为此，信仰及其依赖的关系，如同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而在这种依赖的过程和关系当中，个人的身份与地位也就变得举足轻重，反而把信仰关系给遮蔽了。同一种信仰，可以为信仰者身份、地位的差异，而难以实现同一种信仰的共享。

　　其次，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人们的宗教信仰，也许不全是经过理性选择直接作为理性选择的结果，但除了宗教信仰之外的其他信仰关系，却可能大多是经过了理性选择，具有明显的理性选择倾向的。既然信仰大多具有理性选择的特点或理性选择的倾向，那么，一种信仰及其理性计算过的选择结果，无疑是会发生冲突的。尤其是在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往往要以身份和地位等等，作为利害关系之考量的时候，身份与信仰的冲突常常就会暴露出来。因为，信仰是神圣的，而理性选择的过程和结果却是现实的、甚至是具有利害关系的；信仰是个人的、内心的，但信仰的表达与实践却是社会关系的整合。

　　当信仰无法表达的时候，当信仰无法独善其身的时候，人们就只能生活在别处。好像《身份的证明》中的主人公无法正常谋生那样，信仰成为了个人的秘密，与身份一样难以证明，参与社会，建构生活。无奈之余，唯有身在六合之内，冥想方外之交，信仰在别处了！而那些具有身份、地位的人，无疑就能生活在信仰的中心。

　　这就是中国人习焉不察的“信仰区隔”现象。

　　演员张涵予，谷子地演的好，《集结号》吹得好，这个地下情报员“木匠”也很不错。深藏内涵，忍辱负重，百折不挠，把信仰活在内心。《身份的证明》，似乎就是这么一个象征，吹响了另一种“集结号”，告诉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信仰时代”，在社会变迁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身份。

　　八十年代的日本电影《追捕》和《人证》，题材与内容也与《身份的证明》类似。不同的是，它们的话语和意义，是要去寻找一顶曾经丢失的“草帽”，证明自己的无辜，内心深处的亲情与人性。可《身份的证明》却是要证明自己的信仰，见证自己的忠诚。剧中一个镜头，给我太深的感触。打到了“四人帮”，家人手捧鲜花和红色绸带，参加那涌动在大街上的歌舞游行，但剧中主人公却手提一张小木凳，摆在自己的家门前，面带一丝微笑，双眼微微眯着，身体木然却略有所思……。

　　他在思想什么呢？！

　　社会上曾经流行一个“灰段子”，《集结号》说组织靠不住；《投名状》说兄弟靠不住；《色·戒》说女人靠不住；那么，《身份的证明》是否在讲“信仰靠不住”？！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在日益开放的岁月里面，中国人已经大多选择了自己的信仰。然而，在这样一个信仰多元化的今天，“信仰博弈”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中国人历来在观念上面讲究和谐，然而，如何才能使不同的信仰真正和睦相处，建构一个社会的公共信仰、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的公民信仰？这早已不是三十年前所谓的“信仰危机”，而是不同信仰之间的信仰博弈及其博弈规则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