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书诋佛讥君王”——读韩愈《论佛骨表》

　　“作书诋佛讥君王”——读韩愈《论佛骨表》

　　于翠玲

　　异域的佛法，自从流入中国土地，便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不断发生抵触。在唐代，高扬儒家旗帜、力诋佛法者，要属韩愈最为激烈。因此，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当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新唐书·本传》)，从而引起了自上而下的崇佛热潮时，刑部侍郎韩愈便忍无可忍地挺身而出，毅然上书，劝谏皇帝，写下了著名的《论佛骨表》。

　　在这篇针对时事的论表中，韩愈是如何推挽笔锋，以尽忠臣劝谏之意；又是如何借题发挥，力陈儒者排佛主张的呢?

　　首先，文章列举了六朝君主事佛而年促的事实，提醒唐宪宗吸取历史的教训。唐宪宗迎佛骨，是因为迷信佛法的福祸报应之说，以为虔诚信佛，可以求得“岁丰人泰”。因而韩文一开篇，便考察了上古至汉及六朝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证帝王年寿长短与事佛的关系。在佛法流入中国之前，上古传说中的帝王，以及商朝、周朝的历代帝王，都在位百年左右，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然而，“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在韩愈看来： 自有佛法，帝王皆年促；汉明帝以后的历史便是一部因为事佛而导致“乱亡相继，运祚不长”的历史。所谓“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梁武帝萧衍在位48年，算是年代较长的了。他是最迷信佛法的人，曾经三次把自己舍给佛寺，还按照佛教的规距每天只吃一顿饭，其结果如何呢?侯景作乱，他被围困饿死，国家也灭亡了。所以说“事佛求福，乃更得祸”。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例证，文章得出了似乎不容置疑的结论：“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以六朝君王，特别是梁武帝事佛而得祸的史实，来批驳佛教的罪福说，这并不始于韩愈。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太史令傅奕上书反佛，就曾指出“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唐太宗诏书斥佛，也曾以“梁武穷心于释氏”而亡国的事例，批驳“报施之征，何其谬也”(《旧唐书》卷63)。韩愈的论点是承此而来的。不过韩愈为了强调“事佛年促”的论断，大量排比前代帝王的年数，这固然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却也不无危言耸听的成份。我们说，佛法未入中国时，诸帝王的年寿并非事佛所致，但也不能由此引出结论说：不事佛者皆年寿，也就无法反证事佛者皆年促的结论。况且汉及六朝的短促，并不能一概归罪于佛法呢。因而韩愈有如斩钉截铁的结论，恰恰像说佛法可使“岁丰人泰”一样，也陷入了主观唯心论的境地。

　　其次，文章以唐高祖沙汰僧道的事为法，希望唐宪宗行高祖之志。文中说，“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这是指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上书请除佛法，唐高祖“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于是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道(《资治通鉴·唐纪七》)。但是由于“当时群臣材识不远”，即指中书令萧璃坚决反对，“其事遂止”。这段话是从君与臣两个角度讲的，一是劝唐宪宗效法唐高祖，继续“推阐圣明”。言外之意圣明的皇帝理应像唐高祖那样排佛。二是对“当时群臣材识不远”，深以为憾，并表明自己今日有志于“推阐圣明，以救斯弊”。

　　第三，文章指出唐宪宗迎佛骨势必引来无穷灾害，劝谏宪宗加以禁止。这段文字直接针对唐宪宗迎佛骨一事而发表议论，却采取了委曲的笔法。先说唐宪宗未能行高祖之志，反而放纵佛法，使其盛行，所谓“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二说事佛是愚冥之举，圣明的天子不会惑于佛。作者将唐宪宗虔诚敬奉佛骨的．行为说成是“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而不是真心事佛，这样说是小心巧妙地为皇帝开脱，可实际上却使宪宗进退维谷。然后作者强调了皇帝“一心敬信”佛法，引起百姓”转相仿效”，民风大坏的严重后果。按照儒家的伦理规范，君臣、父子等等是各有其位，相互生养的。现在皇帝敬奉佛骨，百姓或焚指烧顶，以示虔诚；或“解衣散钱”、“弃其业次”，以供佛骨。如果此风不止，“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必然劳民伤财，危害国计民生。关于佛徒不劳而获，侵吞天下民财的危害，前人早有论述，唐中宗时左拾遗辛替否《谏兴佛寺奏》曾指出；“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所以韩愈对此深感忧虑，急切地劝说皇帝“若不即加禁遏……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从这个意义上讲，韩愈所言的确是匡世正俗的良策。

　　第四，以儒道的维护者自居，陈述对佛法的态度。儒者反佛的一个重要武器，是排斥夷狭异端。武德七年，傅奕“上疏极诋浮图法曰：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旧唐书·傅奕传》)。同样，韩愈反佛也非常强调这一点。文章的开篇就划出了一道分明的界限；“佛者，夷狄之一法耳。”文章还具体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也就是说儒家有其先王的法则，君臣父子各有其位、其服与言行规范。这一点韩愈在《原道》中也讲得非常详细。而佛法则不讲君臣父子。这正是儒家与佛法水火不相容的关键处。如今皇帝迎奉佛骨，百姓烧顶出家，也就破坏了儒家的伦理规范，动摇了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基石。因此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韩愈必然要大声疾呼，采取坚决的反佛措施。、 对佛法应采取什么态度呢?韩愈首先引经据典，搬出了“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佛者曾编造故事说：“孔子，吾师之弟子也”，有意贬低儒学大师孔子的地位，一些儒者也“乐其诞而自小也”(《原道》)。韩愈对此非常气愤，他引孔子之言，将佛法归入“鬼神”之列，也有正本清源、凌驾佛法之上的意味。接着文章以轻蔑的口气谈论对佛应取的态度：假如释迦佛还活着，“奉其国命来朝京师”，皇帝只要按一般礼节接待一番了事，不能使佛“惑众”。更何况这一节佛骨，不过是“朽秽之物”，皇帝却“亲临观之”，而且“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这不是令人耻笑的事吗?最后作者向皇帝提出了灭佛的果断措施：“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这也就是《原道》中所指出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即采用烧、杀，禁绝等措施，来根除佛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在唐朝上表反佛者，“代有其人”，韩愈反佛的理由大体不出前人。(参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然而唯有韩愈的《论佛骨表》不仅震动于当时，而且称美于后世。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反佛是韩愈的一贯主张。韩愈针对“自晋讫隋”，佛法相传“不断如带”的情况，也创建了儒家自成一体的道统。这就是他在《原道》中指出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孟轲相继相传的道统。而且他自居为继孟轲之后的传道者。有了这样一个理论体系，韩愈反佛的理由虽不出前人，却比前人更为理直气壮。韩愈谏迎佛骨的诸多理由，都出自这个理论体系。

　　其次，韩愈的沦表，直接针对皇帝迎奉佛骨的事，由于对佛法深恶痛绝，力谏皇帝，往往言辞激烈，不避锋芒。如皇帝迎佛骨，“以祈福祥”，韩则大讲事佛年促，达岂不是在诅咒皇帝?所以宋人苏轼曾评韩愈“作书诋佛讥君王”(《韩文公庙碑》)。不仅如此，韩愈还表示即使佛法有灵，加祸于身，也决不怨悔。这实际上是以儒者强谏的姿态，对抗佛家的福祸报应之说，同时也表明了他不惜“忠犯人主之怒”。果然，韩愈的激烈言辞，触犯了龙颜。唐宪宗对“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的“乖刺”之言，大为恼怒，执意要处死韩愈。幸得宰相裴度、崔群等人求情，韩愈才免寸：死罪，贬为潮州刺史。韩愈的激烈言辞，也激起了佛徒的怨恨。据说韩愈被贬潮州，“浮图之士，欢快以外(拍手)”(皇甫浞《送简师序》)。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名震当时文坛。在韩愈之前，傅奕等人上书反佛，用的还是当时盛行的骈文，韩愈的《论佛骨表》，则是一篇散文。全文气势逼人，又夹有纡徐委曲之笔，语言朴实无华，却有摧陷廓清之力。特别是“叙次论断，简峻明健处，见公文字之老境。”(《韩昌黎文集校注》引姚范曰)韩愈提倡古文，原本就是为了宗经，明道，他作古文以反夷狄之法，是自然而然的。而出自于古文大家手笔的论表，产生不同于一般表文的影响，也是不足为奇的。

　　还有，韩愈“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精神，为后代反佛者树立了榜样，就在54年之后(873)，唐懿宗重蹈宪宗之辙，再迎佛骨时，萧傲效法韩愈毅然上书说：“昔年韩愈，已得罪于宪宗。今日微臣，固甘心于遐徼。”

　　总而言之，韩愈的《论佛骨表》是一篇切中时弊，影响很大的古文；也为我们今天认识历史上儒，佛相斗争的情况，提供了一面可以参照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