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陈广恩
　　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已有2000 多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佛教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些佛教作品本身就是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如古代用来解释佛经音义的《一切经音义》、《续一切经音义》等。中国古代的《一切经音义》有两部，均成书于唐代。一部是初唐僧人玄应所撰，又称《玄应音义》，共25 卷，解释佛经音义，详注反切。另一部为中唐僧人慧琳所撰，又称《慧琳音义》或《大藏音义》，100卷，博引古代韵书、字书以解释佛经的音义，并录玄应、慧苑各家音义编纂而成。辽朝也是一个十分崇尚佛教的政权，辽僧人希麟在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基础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共10 卷，可补《慧琳音义》所未备。这些作品对研究中国古音、词的古义等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慧琳音义》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尤为突出，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十分重视，已出版研究专著数部。
　　第二，佛教对中国的音韵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的传入，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语言学的交流。从汉末开始，梵学传入中土，开阔了中国音韵学的视野，反切的广泛使用、四声的发现、等韵学建立，都多少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反切是中国古代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有时单称反或切。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例如，《广韵》“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声母、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反切的产生，是为了补救读若、直音注音方法的不足，是汉字注音方法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汉语语音学的开始。
　　清初编纂的著名字典《康熙字典》就采用了这种注音方法。
　　至于反切的产生，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比较准确的答案。但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是在汉末佛经翻译中受梵文拼音学理的启发而产生的。（宋）张昊《云谷杂记》卷二记载说：“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训释者但曰读如某字而已。至魏孙炎始作反切，其实本出于西域梵学也。”声律理论的建立，也与佛经的翻译与唱诵有很大关系，早在三国时期，中国的文学家就于创作之中追求声韵之美，如曹植“深爱音律，属音经音”（《高僧传·经师论》），尝“撰文制音，传为后世。”（《法苑珠林》卷四九）北朝后秦弘始三年(401)，印度高僧鸠摩罗什入长安，对汉译梵文佛经，曾有过批评。由北朝而入东晋的僧朗尝师事鸠摩罗什，宋齐时代的周颙又曾受过僧朗学说的影响。周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泛涉百家，长于佛理”，“每宾友会同， 虚席唔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南齐书·周颙传》）不独言谈如此，周颙又借鉴转读佛经三声，对汉语语音的天然声调实行规范，创为四声，著《四声切韵》（已佚，见《南史·周颙传》）。可见周颙关于声律的理论建树，受到过佛经转诵的影响。汉语等韵学也与佛教有关。等韵学是中国古代分析汉语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的一门学科。等韵学中的门法，是古人为了使用等韵图而制定的规则和条例，是等韵学中重要内容之一。而门法的产生，可以说是由宋人张麟之开始，后代续有继作，至明代，有个叫真空的和尚，根据元代刘鉴制作的《门法玉钥匙》和《玄关歌诀》，进一步编成了《直指玉钥匙门法》，在门法十三门的基础上增加到二十门，从而使等韵学门法臻于完备。
　　第三，佛教对中国的文字也有影响，如我国藏族使用的藏文，据记载是7世纪时由图弥三菩扎参照当时的印度字母创制的，共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
　　历史上曾用藏文翻译和编写了大量的书籍，留下了珍贵的文献，不但促进了藏语的发展，而且也丰富了祖国的传统文化。古印度字母以天城体的字母最为重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种字母曾被用来拼写经典的梵语，因而在许多世纪中保持了固定的字体形式。现在印度的印地文所使用的就是这种字母。而印度的字母文字正是通过佛教传入中国西藏及内地的。
　　第四，佛教丰富了汉语词汇，为我国语言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词语。佛教的专门用语很多，比如：拘摩罗(童子)、因陀罗(帝土)、摩沙(豆)、末罗(力士)、刹摩(土田)、、弗若多罗(功德)、僧(大众)、萨(众生)、戍羯罗(金星)、优昙钵罗(昙花)、禅(静虑)、偈(颂)、般若(智慧)、菩提(正觉)、悉檀(成就)、优婆塞（善男）、优婆夷（信女）、伽蓝（寺院）、迦楼那（悲哀）等等。这些词通行于钻研佛经的一些人中间，尚没有成为全民的语言成分。但另一些词的情况不同，它们已进入全民的语言里，如佛、禅、寺、庵、塔、菩萨（借自佛教的“菩提萨垂”，意为上求“菩提”：觉悟；下化“有情”众生）、罗汉、三藏、居士、法名、受戒、沙门、沙弥、行者、方丈、主持、禅杖、衣钵、施主、化缘、忏悔、地狱、阎罗、涅、刹那、僧多粥少、大吹法螺、大慈大悲、菩萨心肠、清规戒律、丈六金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
　　还有些佛教用语，受了汉语的影响，人们已经不能再意识到它们的来源，如梦幻泡影，原是佛教名词，见于《金刚经》的记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指的是梦境、幻觉、水泡和影子，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一切，就像梦中所见、幻术变化、水中泡沫、镜子影像那样虚而不实，后来比喻虚空不实的东西或不能实现的妄想。类似的词汇更多，并已成为人们日常语言中挂在嘴边的专用名词，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因果、庄严、法宝、圆满、觉悟、净土、彼岸、因缘、三昧、公案、烦恼、解脱、方便、婆心、回向、众生、平等、现行、相对、绝对、知识、唯心、悲观、一针见血、一切皆空、一超顿悟、一念万年、一弹指间、三生有幸、三头六臂、不二法门、不生不灭、不即不离、五体投地、功德无量、隔靴搔痒、拖泥带水、生老病死、六根清净、心猿意马、唯我独尊、骑驴觅驴、不可思议、冷暖自知、味同嚼蜡、快马加鞭、皆大欢喜、表里不一、百尺竿头、苦中作乐、昙花一现、大千世界等等。
　　来源于佛教的汉语词汇，有些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词义变化。如“支那”一词，本是褒义词，是古印度人对中国的尊称。印度古诗《摩诃婆罗》中已有支那之名，1400 多年前婆罗多王曾说：“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中国佛教经典中散见支那之名，其意义正同此。据《慈恩法师传》载：“三藏至印土，王问：‘支那国何若?’对曰：‘彼国衣冠济济，法度可遵，君圣臣忠，父慈子孝。’”玄奘所称道的正是对“支那”的具体描画。“支那”译成英语China后，泛指中国，显然是个中性词。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吞并中国，又常称中国为支那，久而久之，支那便在一定程度上视为贬义词了。
　　源于佛教的常用典故也很多，如三千世界、天龙八部、千手千眼、天女散花、天花乱坠、当头棒喝、醍醐灌顶、极乐世界、拈花微笑、泥牛入海、口吸西江、借花献佛、呵祖骂佛、痴人说梦、蒸沙成饭等等。还有一些歇后语也和佛教有关，如和尚的脑袋——没法，和尚庙里借篦梳——走错了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等等。这些来自佛教的形象生动的语言词汇，为中国人的语言增添了许多色彩。（作者单位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摘自《中国宗教》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