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我研究佛教是从语言开始的

　　我研究佛教是从语言开始的
　　——访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
　　王文宏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当代学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季先生1911 年生于山东省清平（今临清）县，幼年时曾读私塾,1930 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 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35 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建国后，季先生历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还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期间，因受陈寅恪先生影响，季先生开始对佛教研究产生兴趣。留学归国后，季先生从事印度古代语言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及吐火罗语等方面的研究，对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季先生的学问兼容百家，学贯中西，学富五车，既博且专，既精且深，所通梵文、吐火罗文，均属国内绝学，甚至世界绝学。季先生著作等身，涉及广泛，现已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共24 卷，长达八百万字，其中包括了他各个方面的多项研究成果，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出了贡献。
　　最近，本刊特约季羡林先生的学生王文宏教授对季先生做了专题访问。
　　王文宏：季先生，您现在仍然运笔耕耘，书写《泰山颂》，过去在您的文章中，我们经常读到您写自己的家乡山东和您对亲人的怀念，我们常常被您对家乡的深厚情意所打动。
　　季先生：是啊，我很爱我的家乡，经常在梦中又回到家乡。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
　　我生在1911 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生下两个月零四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仿佛他们仍然高踞宝座之上。
　　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他们留下三个儿子，我父亲排行老大，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因为家境贫困送了人。剩下的两个孤苦伶仃，寄人篱下。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于是，兄弟俩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年我六岁。叔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1926 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业后，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去念书。之后又转到新成立的一所山东省立济南高中。1930年，我到北京考试，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清华大学，入的是西洋文学系。无论我在国内读书，还是在国外，我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
　　王文宏：您的学术生涯已经有60 多年了，那您的学术生涯是从清华大学读书时候起，还是在清华大学毕业以后？
　　季先生：如果说我毕生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发轫的话，那么，应当从到德国哥廷根大学以后我选择了学习梵文开始。这个决定当然与我在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一件事分不开。我在清华时曾同几个同学请求陈寅恪先生开梵文课。他回答说，他不开。焉知在几年之后，在万里之外，竟能圆了我的梵文梦呢？没有当时的那一个因，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果。佛家讲“因缘合和”，谁又能违抗冥冥中这一规律呢？我不是佛教徒，但是我却认为，因缘关系或者缘分——哲学家应该称之为偶然性吧——是无法抗御的，也是无法解释的。
　　王文宏：季先生，您的《留德十年》几乎是家喻户晓了，这十年对您一生的学术影响很大吗？
　　季先生：在我一生几十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在德国的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十年。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如果我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发轫期的话，真正的发轫期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这个十年并不是简单的十年，有它辉煌成功的一面，也有它阴暗悲惨的一面。我已经活过了九个十年。但是，在读书条件和读书环境方面，哪一个十年也不能同哥廷根的十年相比。哥廷根是一个小镇，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我又是一介穷书生，没有钱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我所有的仅仅是时间和书籍。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会偶尔举行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坐一旁，呆若木鸡。
　　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看，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王文宏：季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佛教的？
　　季先生：我接触到佛教研究，已经有60 多年的历史了。1935 年，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滥觞。从那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年代里，不管我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王文宏：一般研究宗教都是从研究宗教的教义开始，可是，读您的关于佛教研究的书，觉得您研究佛教的视角很独特。这是为什么呢？
　　季先生：我研究佛教是从语言开始的。义理非我所长。我本着藏拙的精神，很少谈这方面的问题。在研究佛教的过程中，我把语言研究与对佛教史实的探索紧密地结合起来。我探讨古代佛教语言，并不严格地限于语言的形态变化。我努力探究的是隐蔽在形态变化后面的东西。古代佛教语言或方言的形态变化，往往能透露出这种语言或方言产生和流行的年代和地域。这能对研究佛教部派的分布地区和产生时间提供重要的依据。大乘佛教的兴起是佛教史上一个重大变革。古今中外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没有异议。然而没有哪一个学者从语言入手探讨，我走了一条先路。我以为分析语言特点是探究大乘起源问题的必由之路。大乘兴起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在语言特点上。
　　王文宏：季先生，有人说佛教是消极的，您是如何看呢？
　　季先生：佛教既然是一个宗教，宗教的消极方面必然会有，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我们说佛教简直浑身是宝，完美无缺，那也不是事实求是的态度。但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的影响吗？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
　　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打一个未必恰当的比方，一种植物，必须随时嫁接，方能永葆青春。放任不管，时间一久，就会退化。
　　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原因当然很多，重要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僵化。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
　　这是公认的事实，用不着再细加阐述。
　　王文宏：在80 年代末，中国文化思想界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当时您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而且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您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
　　季先生：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说过，在清人所分的三门学问：义理、辞章、考据中，我最不喜欢的是义理。
　　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不多的，我只不过觉得义理这玩意儿太玄秘，太抽象，恍兮惚兮，其中无象，颇有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味道。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到了耄耋之年，竟然“老年突发少年狂”，侈谈起了东方文化，谈起了东西方文化的同与异。实际上，这都属于义理的范畴内的东西，为我以前多不敢谈、所不愿谈者。
　　我虽然专门从事语言考证以及文化交流的研究工作，但必然会与文化现象有所接触。久而久之，我逐渐隐约感到东方文化确有其特点，东西方文化确有其差异之处。适在这同时，我读到了钱宾四（穆）先生的生平最后一篇文章，我顿有所悟，立即写成了一篇文章《“天人和一”新解》，就发表了。这篇顿悟之作，颇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同时我又进一步阅读和思考，又写成了《关于“天人和一”思想的再思考》。这时我对东西文化不同之处体认得更具体更深入了,而阅读的结果也越来越多地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我想的问题很多，在许多文章和一些座谈会上，我都做了阐述。我决无意哗众取宠，我多年的思考让我不得不写。不管别人如何骇怪，我则深信不疑。在骇异声中，赞同我的看法者有之，反对我的看法者有之，不知是赞同还是反对者亦有之。对于这些必然会出现的反应，我一律泰然处之。赞同者我当然会喜，反对者我决不会怒。
　　王文宏：正是您的这种宽大的学术胸怀，才使得您长寿不老吧？
　　季先生：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可谓长寿。因此也经常有人向我询问长寿之道，养生之术。我敬谨答曰：“养生无术是有术。”我曾首创了三“不”主义，现在已闻名全国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根据我个人几十年的经验，一个人决不能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要经常让脑筋活动着。根据外国一些科学家实验结果，“用脑伤神”的旧说法已经不能成立，应改为“用脑长寿”。人的衰老主要是脑细胞的死亡。中年人的脑细胞虽然天天死亡， 但人一生中所启用的脑细胞只占细胞总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在活动的情况下，每天还有新的脑细胞产生。只要脑筋活动不停止，新生细胞比死亡细胞还要多。勤于动脑，则能经常保持脑中血液的流通状态，而且能通过脑筋协调控制全身的功能。
　　记者手记：季先生从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户走出来，成长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其经历不可谓不传奇。然而，当我们和季先生交谈，看季先生的书，听季先生的课，却都能感受到他的宽厚，他的平易，他的随和。季先生七十岁时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我谈的治学经验，也都属于‘勤捉’之类，卑之无甚高论??我没有说谎话，只有这一点是可以告慰自己，也算是对得起别人的。”这样平实简单的话语让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一种人格的力量。这样的人格，不需要任何修饰，正如高山，自然崛起，人人仰视。（作者为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教授）
(摘自《中国宗教》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