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化成典 听马丽华说西藏文史
风化成典 听马丽华说西藏文史
孙小宁
西藏依旧是魅惑之地。无论我们怎么检视这其中有多少是属于我们的想象。是我们因现实生活之不得意而对远方所起的理想投射,这些,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它的魅惑从未减弱,甚至说,当更真实的人文历史如屏风一样缓缓打开,这个事实进一步得到确认。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展开这个屏风——从数亿年前青藏高原的海上隆起,讲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具有现代人文意识的西藏学者的回归?合格的人选必须是:行走过这片高原,但不是作为旅行者;触摸过那些浩瀚的藏汉文经卷,但不是作为猎奇者;有足够的视野把与这片高原相关的东西联缀起来,而不只是某一领域的言说;为此,他需要具备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宗教等诸多文化积累,最好,还能懂藏文。
写过“走过西藏”系列(《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前面那几项,马丽华俨然都具备,最后一项,我问马丽华,你懂藏文吗?答案竟然是否定。“只会些日常口语,学会了藏文拼读,但若要深入学习尤其是精通古藏文,需要十多年,就知难而退啦!”一个汉族的急性子,几十年的西藏阅历,竟没能改变她。热爱并探究这个高原,身为作家的她坚持认为,“他者”的眼光同样需要,尤其是写一本有关西藏简史的书。
不懂藏文而又长年在做藏族人文历史的绍介,我们不妨称她为文化的转述者。这建立在相关学科基础研究之上的转述者,同样不可或缺,因为她最能打破专业壁垒,从领域的局限中轻盈跳脱,从而慧眼识珍宝。于是,我们读马丽华的《风化成典》,不难读到马丽华诉说西藏人文历史的左顾右盼:前藏、后藏、高原、内地,历史人物在汉藏历史中穿行与交汇,文化相互缠绕,宗教互相渗透,这些人文历史的证据,不仅在经卷中体现,甚至在唐诗中,在卡尔维诺、田中芳树等异国作家的著述中,也悄然存在。现在,它们都成了马丽华手中翻飞的绣片,被她玩转着,补缀着,最后定格于西藏的屏风上,点石成金而又化繁为简,所以它们始终鲜活、朗润、通透而大气。
现在可以说,这是马丽华最好的一本关于西藏的书。在她开始欣喜于自己的书写终可以不限于西藏之时,你可以感到能量在她那里充分积聚,眼光已从细部转到整体,以前都想留在笔端丝丝不忍舍弃的记录,在此,都化做草蛇灰线,通往历史更深处。高原逾千年万年风化成典,而对马丽华,这也是一次多年西藏书写的吐故纳新。宛如植物的光合作用,宛如琥珀的结晶体,折射出岁月与智识的累积。
故事与发现,
历史的草蛇灰线
最先吸引我们眼光的,当然是那些好看的故事,其次是历史发现与评点。在这些的延长线上,我们会想到当下,想到许多缠扰着西藏、也缠扰着中国的问题,这是这本书轻逸而不轻薄的地方,也是这本书好看但不流于无边想象的地方。
先说故事。米拉日巴、宗喀巴、仓央嘉措这些宗教人物的传说,纵然已经因耳熟能详,让人读之亲切而会心,但是吐蕃七良臣、噶尔氏兄弟与赤玛蕾母子的故事,更因为少有人提起而有一种别致的新鲜。我看后一个故事,脑子里对应的是刘兰芳讲的评书《杨家将》,那种唐蕃两军对垒时候的口舌激辩,连同赤都松赞普与母亲赤玛蕾对远征在外的噶尔氏兄弟的背后使刀,都让人感慨汉藏历史传说惊人的相似。一边是噶尔·东赞的子孙们投奔武则天,另一边还有被武则天追杀的骆宾王、徐敬业后人,流落到吐蕃“代居职位,世掌兵要”,历史的戏剧性,原本无需铺衍,只需复原,就已足够充分。
也许在这一点上,那些更善于纵横捭阖的小说家会觉得稍稍有些可惜,仅就末代赞普朗达玛遇刺的情节,就可以还原出非常曲折惊险的故事:悬念并不在于众愤所归的朗达玛被勇敢的刺客一箭毙其命,而在于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或许早了三年,或许晚了三年。”
马丽华说,在藏族的故事传说版本中,朗达玛的这句临终遗言,就是这样决然而孤悬,它固然可以让众多当代的小说家血脉贲张想象决堤,但在她那儿,只是个历史提醒:传说终究是传说,就历史人物,朗达玛也许有重新探究的可能。他或者还是一个卧薪尝胆的良君?也许,这只是当时的人们把历史的旧账算在一个人身上的思维惯性?
说到历史的发现,南宋少帝赵显,在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中留下过悬念。说他被忽必烈下令与母亲同去西藏进修喇嘛教,后来下落不明,而在本书中,马丽华提出,早在1960年,藏学家王尧就在藏文史籍中打捞出他后来的行迹,那可称做一个华丽转身——一个失势的帝王,转而成为著名的大译师,出自他笔下的译作包括《百法明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他后来的结局是,被元英宗公然杀害。
文化与文化间的相互回报,
历千年而不尽
西藏历史与中原历史相偕着前行,是这本《风化成典》给我们的又一印象。从古老的昌都象雄文化中的黄河文明遗迹,到八思巴帝师之于元代君主的影响,近代的诺那活佛投往国民政府、与内地民众携手抗战、后又与红军过招同时又参与甘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等等等等,都不难看到汉藏历史的交错叠合。甚至可以说,在朝代更迭的古代,西藏的高僧,确实曾用他们的宗教思想,影响过中国的统治者,也借此左右过历史的进程。而在近代,他们与内地声气相应、命运相连的例证,也是举不胜举。
这其中,敦煌与吐蕃—西藏的互相回报,可看成历史上最具戏剧化、又最具人文启迪的一幕:吐蕃曾经占领敦煌六七十年,但并没有构成对敦煌文化的破坏。出于敬畏,但也奇迹般地,使自己的文化历史,在敦煌得以寄居保存。马丽华说,至今,那些曾经藏于莫高窟、而今流散在欧亚各地的大量典籍,还有待藏学专家进一步研究。不难看出,马丽华的这本书,很大程度仰赖于如王尧这样的中外藏学家,对这些藏文古卷不懈的整理与研究。
一切都有本所依,是读这本书踏实放心的地方,甚至,这些所列之书,都可以成为任何一个感兴趣于西藏研究的人的基础读物。它们包括:藏学家王尧先生译注的敦煌所藏的历史文书、15世纪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汉藏史集》、当代恰白·次旦平措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
最后需要提及的书中另一组人物序列,可以称为西藏的人文知识分子群。创建藏文的吞弥桑布扎、在敦煌毕生致力于佛经藏、汉文翻译的管·法成、把内地工尺谱和乐器移植到西藏的音乐家多仁·丹增班觉,都是这个序列中的一员。《有过更敦群培这样的人》中的更敦群培(1903—1951),是西藏人文主义的先驱,他去国数年著书立说,致力于西藏的人文启蒙,因此不见容于当时的西藏统治者,最后锒铛入狱,《白史》的写作中途而止。
马丽华的西藏人文历史,结束于更敦群培这一页,我们分明看到,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与更敦群培思想的相互烛照。他们已经汇成同一个知识分子序列,成为我们文化中共有的精神财富。
文章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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