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达赖对“坚塞”的扶植及“坚塞”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

　　十三世达赖对“坚塞”的扶植及“坚塞”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

　　来源： 西藏研究 　　 作者： 达瓦

　　［内容摘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他执政后期前所未有地扶植一批“坚塞”，并通过他们推行了一系列施政措施。这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历史现象。本文把这一现象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作了分析。

　　［关键词］十三世达赖；“坚塞”；新政措施；作用

　　［中国图书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4－020－09

　　一、扶植“坚塞”前的历史背景

　　十三世达赖喇嘛扶植“坚塞”（亲信）并委以重任是在1912年左右，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年及36岁，执政有14年。达赖喇嘛的施政思想产生于以下历史背景之中。

　　1、第一次抗英战争　英帝国主义以传教、探险、游历为借口进行侵略、渗透的阴谋一次次破产后，为尽快打开中国西藏的门户，英人入侵哲孟雄并将其作为侵略西藏的前哨阵地。英国在哲孟雄境内的侵略活动自然引起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戒备心理与自卫措施。噶厦政府在中哲边境隆吐设卡，阻止英人强行入藏“游历”。英国看见藏人在隆吐设卡，认为找到了武装侵略西藏的好借口，一方面立即向北京清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使其侵略活动合法化，另一方面调动兵力做进一步的入侵准备。1886年，英帝国主义以藏军越界设卡为由开始野蛮入侵西藏。在隆吐山战役中西藏广大僧俗群众英勇抗敌，顽强奋斗，表现出了誓死保家卫国的满腔爱国热情。但是，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又受清政府妥协政策的影响，战争以藏军失败而告终。中英双方签定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中英会议藏印续约》，条约承认哲孟雄为英国的保护国。这样，就把与西藏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方面相同，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的藩属国哲孟雄拱手推给了英人；同时，英人又非法划界将隆吐山以及岗巴宗南面广阔草场夺去；《续约》使英人获得了更大的特权，如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商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等一系列特权，开始了对西藏的经济侵略，为进一步入侵西藏埋下了伏笔。

　　2、第二次侵藏战争　1902年，英新任印度总督寇松三次写信给达赖，但达赖以“不同中国驻藏大臣和大众会所磋商，不得同外国政府进行任何通信”①为由拒绝收信之后，引起英印政府的极大不满。于是，他们宣称西藏地方政府与沙俄之间关系甚密，给沙俄通过西藏南侵印度造成直接威胁，以及藏军越界、违反条约等为借口，在边境进行挑衅。紧接着荣赫鹏以谈判为名从甲冈闯入边境，侮辱拉萨派去的四品官，说他们官阶太低不予谈判，并直抵岗巴宗驻扎。充分暴露了他们企图攻占拉萨的阴谋。1903年，5000余名英军在荣赫鹏的带领下越过泽拉山来到亚东仁青岗，不费一枪一弹劫夺了帕里储存的1万余磅火药和大量武器，并北进到曲米森古地方。前来阻止他们的藏军陷入了敌人设下的圈套，几分钟内1千余名藏军死伤遍野，大部分牺牲，即历史上的“曲米森古血案”。随后，英军继续向拉萨方向挺进，虽在江孜等地遭到藏军的顽强抵抗，但在敌军炮火的严密攻势之下，我方未能阻止英军侵略的步伐。1904年8月3日，英军到达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率领亲随乘夜出走。英军完全占领拉萨之后，1904年9月，在英国侵略军的严密包围和大炮威慑下的布达拉宫大殿内，以噶丹墀巴为首的西藏僧俗官吏和拉萨三大寺的代表被迫同荣赫鹏签定了《拉萨条约》。条约重新肯定英国在1890年、1893年两次不平等条约规定中获取的一切权益之外，又几乎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把我国西藏地方置于英印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

　　3、达赖第一次被迫流亡　清政府的积弱无能、一味媚外使西藏地方政府同驻藏大臣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十三世达赖喇嘛等既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又不知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依靠力量，致使他们陷入既不甘心对敌言和，又不敢对敌做最后决裂的矛盾之中。”②1904年6月12日，英国侵略军到达曲水附近时，西藏地方官员和三大寺代表共同商议，一致认为达赖暂时离开拉萨为宜。在主要僧俗官员与随从的陪同下，途经青海逃亡外蒙。在外蒙由于受到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敬仰，引起哲布尊活佛的妒忌，矛盾日益加深，促使十三世达赖喇嘛早点返回西藏。就像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之前所谈到的，“我决定离藏，先去蒙古，再去北京陛见皇太后和光绪皇帝”。③在他的传记中也写到，“为了避免伤害众多生命，和平行政，准备通过水路（印度）前往北京向皇帝报告缘由”。④达赖认为，驻藏大臣欺上瞒下，使得清廷根本不了解西藏的实际情况，很有必要面陈藏事”。达赖向慈禧和光绪帝提出“今后可否由达赖遇事直接向清朝皇帝上奏，勿须通过驻藏大臣”，⑤但被清政府拒绝。因此，可以说达赖与慈禧、光绪的见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不久，皇太后和皇帝先后去世，清朝政局发生动荡。

　　4、达赖第二次逃亡印度　在北京达赖得知清政府为整顿藏政，将推行“改土归流”，这使达赖深感不安。他的政治立场由原来的抗英开始转入亲英，其目的无疑就是阻止清政府对西藏进行改革，确保其封建统治地位。达赖在北京期间，先后与德国驻天津大使、美国驻北京大使，以及日本、英国驻京代表等进行了接触，通过谈话初步了解到这些国家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近代文明的发展情况）。达赖于1909年10月返回拉萨，但不久就与驻藏大臣和川军发生摩擦，导致其第二次逃离西藏。达赖逃亡英属印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新任驻藏大臣赵尔丰的不满以及川军进藏之后的一些错误行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加尔各答来到大吉岭之后多次向北京发报，要求解决驻藏川军的问题。清朝政府未做任何答复，反而宣布革去其名号，并让驻藏大臣另找灵童代替。1911年秋季，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驻防拉萨的川军内部发生哄乱，英帝国主义立即唆使十三世达赖喇嘛策动西藏各地掀起反清暴动。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噶伦堡起程返藏。来到拉萨之后达赖总结历史教训，为尽早收拾混乱的局面，决心力挽狂澜。他通过对“坚塞”进行扶植、树立威望、给予特权，促使他们成为自己施政过程中的左臂右膀。

　　二、扶植“坚塞”的两点考虑

　　1、破除推行新政过程中来自宗教及贵族官员势力的阻力　达赖经历两次抗英战争，并刻骨铭心地品尝了战败的苦果，深刻地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两次的流亡生涯使他接触到外面的世界，相比之下更清楚地了解到西藏的落后状况。清政府的妥协政策以及在抗英战争中的无所作为使他感觉到无助。他开始寻求发展的道路，尤其在印度期间有意识地参观了加尔各答的部队、工厂、博物馆等，使他大开眼界并认为西藏不进行改革就没有希望。然而推行新政措施一方面要触及寺庙集团和贵族阶级的利益，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另一方面来自封闭落后的思想观念和宗教方面的阻力更大，这一点他心知肚明，他需要寻找精明而值得信赖的人负责实施新政计划。

　　2、避免重演多数达赖喇嘛早逝的历史，避免成为西藏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众所周知，自顾始汗和噶丹颇章政权取得西藏地方政权之后，达赖喇嘛拥有政教两方面的权利。由于西藏僧俗大农奴主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致使达赖喇嘛往往成为斗争中的牺牲品，尤其是自九世达赖隆朵嘉措到十二世达赖成烈嘉措的达赖喇嘛，都在少年或青年时短命而死（九世达赖喇嘛只活11岁，十世达赖喇嘛活22岁，十一世达赖喇嘛活18岁，十二世达赖喇嘛活20岁），而且死得都很突然。十三世达赖是乐于学习的人，是“历世达赖喇嘛中在政教各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智慧的一位”，⑥他必然对历世达赖喇嘛早逝的现象有所了解且对这一现象必然有所防范。事实上在他执政不久就受到了这样的教训，正当他20岁时，三大寺和噶厦僧俗官员借口“神意”，把达赖捧上政治舞台，而在他执政刚满4年（1899年7月）即发生了“阴谋杀害达赖”的案件。⑦事情的大致经过是，摄政第穆卸任之后其弟诺布次仁和另一僧官相勾结，共同掌握丹吉林拉章大权；他们对达赖亲政表示不满，企图将达赖致于死地，重新夺回第穆的摄政地位；他们通过达赖身边的官员，“送给达赖一双精美的靴子，在靴底中层，缝了达赖生辰年月之符咒。达赖穿了靴子之后感到心神不安，饮食不进，乃请乃穷护法神汉查因。神汉‘看’出靴底有可疑之物，当面拆开检查，果然发现符咒”；⑧旋将第穆佛禁毙狱中，查抄禅宗寺财产。同时，加罪丹吉林之臣僚，诺布次仁等先后被杀”。⑨此事现在看来不免有些荒唐，但是通过埋符咒企图害人的事例在西藏时有发生，反映了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为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既需要挡箭牌和冲锋者也需要身边值得信赖的人来确保其安全。

　　三、“坚塞”的扶植及其对推行新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顺利推行其新政措施，寻求敢于破除传统势力、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人来充当其左臂右膀，形成能够与传统势力相对抗的力量。他先后扶植了众多的“坚塞”，其中最典型、最有影响力的是擦绒·达桑占东、龙夏·多吉次嘉、土登公培。在达赖的扶植之下他们先后成为西藏地方政坛上最耀眼的人物，对实施新政措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擦绒·达桑占东

　　（1）成为“坚塞”　擦绒·达桑占东原为澎波普布觉拉章的卡果谿卡的一家差巴户之子，因生活困难，几经逃奔来到拉萨附近的卡那林卡并当了几个月的仆从。后经其主人介绍被布达拉宫南木杰札仓僧人（当时是布达拉宫管家）收为徒弟。"1904年，因英军野蛮入侵西藏时，跟随师傅同十三世达赖喇嘛一道逃往蒙古和内地……到1910年，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时，达桑占东已经成为随行的勤务人员之一。⑩在外蒙和内地近5年的流亡生涯中，达赖对他有所注意。达赖第二次逃离西藏时，达桑占东忠勇护驾，“从此，得到了达赖喇嘛的前所未有的赏识，‘坚塞’朗岗（他的别称）这一称呼也随之广为流传”。［11］

　　（2）委以重任　达赖为尽快实现返藏计划，乘驻藏川军因政权更迭发生哄乱之机任命达桑占东为卫藏民军总司令。“达赖返回拉萨之后，所办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晋升在反对川军的战争中的有功人员，第一名首推卫藏民军总司令达桑占东，自此以后，达桑占东成了擦绒札萨”。［12］之后，英国一方面从外交上向中华民国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积极唆使西藏当局亲英反汉，阻止汉藏直接谈判，炮制了中英藏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1914年西姆拉会议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成立了“马基康”（藏军最高领导机构），任命达桑占东为总司令。各代本以藏文字母命名，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的新政措施之一。他试图通过军队的全面改革，消除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威胁。因为“在1913年前，西藏一共只有3000名正规军，这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经受过现代技术训练，是一支陈旧不堪的军队”。［13］达赖之所以将扩军的任务交给他的“坚塞”是有重要原因的，当时扩增藏军是一项非常棘手的、敏感的、甚至是危险的举措。其威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个威胁来自以三大寺为代表的宗教势力。他们在近代史上扮演了许多爱国的角色，也一贯反对英人的渗透活动。在他们看来，“扩充军队恰如往他们世袭的权威心脏捅刀子，并且会使寺院制度运转的财源枯竭，还会使大批未受过教育且具有战斗力的佛教信徒的威力失去作用。他们把擦绒的建议看成是使西藏政教分离的一种手段，是企图传播外来的（异教徒）思想观念尤其是英国观念”。［14］卿们的怀疑不无道理，三大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权力，拥有如此多的属地，靠的就是佛教至上的政治体制。在这种制度下，他们在财力、物力甚至武力上能够与噶厦政府相对抗，随时可以给噶厦甚至给达赖制造麻烦。众所周知，在拉萨举办传召大法会期间，拉萨米本（市长）的所有权力交给哲蚌寺的协敖（铁棒喇嘛），我想这是没有办法下的无奈之举。因为此时在拉萨聚集近3万名喇嘛，据我父亲（旧社会属哲蚌寺僧人）回忆，大法会期间，拉萨的各个街道一片红色（着僧服的人），完全变成僧人的天地。而拉萨米本势单力薄，无法完成治安任务，无法控制整个市区的局面。达桑占东曾不加掩饰地给英人贝尔说过：“扩充藏军是轻而易举的，藏政府所必须做的一切，是让数以千计的三大寺的好斗喇嘛（浪荡僧，藏语叫‘朵朵’——引者）离开那里”。［15］

　　第二个威胁来自藏政府中的保守官员。他们的担心并非完全出于爱国的考虑，担心的不是怕中国西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完全是害怕伤及自己的利益。扩增军队意味着他们要失去一部分庄园或收入，他们“担心建立一支强大的藏军会给自己造成经济困难，担心这些年轻、激进、并养成了西方习惯的少壮派官［16］这股势力的能量很大，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噶厦政府召开商讨有关军费开支的“民众大会”时没有邀请军队代表参加（达桑占东虽是噶伦但未参加这个会议，说是忙于造币厂的事），［17］反而将拥有众多庄园领地的桑颇被邀请参加会议，且委以大会秘书一职，以此表明对征收大贵族新的土地税来解决军费问题的不满。达桑占东与达赖的顾问强巴丹达一道冲破阻力，完成了藏军各代本的组建、确定军旗、建立马基康机构、制订规章等工作。另外，为尽快掌握新式战斗方法，训练军队，“西藏一次派遣五十名兵士和军官到江孜，由商务委员公署的卫队英印指挥官出来训练他们”。［18］1915年，达桑占东在藏军总司令职位不变的基础上又任命为噶伦，同时让他负责造币厂的工作。

　　（3）失去宠信　达桑占东获得达赖的非凡信任，并坐在噶伦的职位后，有些忘乎所以，权利欲望逐渐膨胀，与寺庙、贵族官员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亲英思想日益明显。据《我所了解的擦绒·达桑占东》一文说：“达桑占东利用自己藏军总司令的权利，未经请示上级，在处理驻拉萨的两部队军人之间发生冲突事件时，自作主张，囚禁了制造事端的两个主谋，并分别对两人施以砍手、砍腿的处罚。遭砍腿者不久死去，达桑占东将其头、手、脚等在冲赛康大门两旁示众……他的这一举措，引起了司伦、噶厦官员的强烈不满。大卓尼钦波丹巴达杰途经冲赛康到八廓街时，看到被悬挂的碎尸之后，惊呼在佛教胜地竟然有人胆敢做如此野蛮的举动。此事传到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表露出不满的情绪。此时，擦绒·达桑占东总司令、噶强丹巴副总司令、代本晋白赛、萨龙瓦、唐本、错果、丁嘉、金巴、尼堆、仲巴赛、鲜卡瓦等秘密聚在一起，秘商允许军队代表参加西藏政教事务之重大会议，军方进行军事审判，无需上报噶厦，概由藏军司令部自行决定。他们订立条约并签字的那天晚上，代本仲巴赛（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属）将此事秘密报告了十三世达赖喇嘛”。［19］他们的做法越来越激进，据《喇嘛王国的覆灭》说：“当时，几名少壮派军官闯入‘民众大会’的门口，把主持会议的孜本饶噶厦唤出来，质问为何没有军队代表参加。这一事件逐渐升级，几天后，‘民众大会’的负责人突然通知司伦雪康说，他们已决定暂时体会，因为他们担心军队会图谋杀害与会的领导者。经过审讯和调查，达赖终于作出了处理决定，有些被免职，有些处以罚金”。［20］

　　无可否认，达桑占东是达赖推行新政措施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负责军事制度的改革、引进新式武器、训练军官等工作，还负责造币厂的生产管理以及试种茶叶、组建第一家羊毛纺织厂等，赢得了达赖的信任。然而随着地位的升高，达桑占东妄自尊大，极力效仿西方（英国）：西装革履、习惯握手、打网球，听命于英驻哲孟雄行政长官贝尔等，表现出极强的亲英思想。这与达赖想通过建立一支近代化部队，能够稳住内外局势，免遭外来势力的支配和控制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此时有人乐于将达桑占东一派比喻成猴子，戈尔斯坦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不着传统的藏袍而是西装革履，所以人们只能看到他们的腿部”。［21］而我认为，藏族习惯上将人比做为猴子，是因为猴子善于模仿人的动作，往往把没有自己的主张而听任别人摆布的人称之为猴子。因此，这比喻是想说达桑占东是英国人手中的猴子。他通过借助英国的帮助，扩大军队的领导权力，用武力震慑和左右噶厦官员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这给僧俗官员、地方政府乃至给十三世达赖喇嘛本身造成隐患，带来威胁。虽然达桑占东在这一事件中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但事实很明显地表明幕后的操纵者就是他。于是达赖以“现在为和平时期担任藏军总司令没有什么必要”［22］为由免除了他的藏军总司令、噶伦职务，达桑占东从此在政坛中消失。

　　2、龙夏·多吉次嘉

　　（1）成为“坚塞”　龙夏·多吉次嘉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坚塞”中颇有名气的一位。生于1881年，其祖辈从五世达赖起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效力，属于中小贵族。他从小勤奋好学，曾拜过许多老师，对藏医、歌舞等兴趣浓厚，可以亲自给病人看病、配药，熟练地弹奏几种乐器。二十几岁时任孜康来空（财政、统计部门）的孜巴（四品官）。在担任孜巴期间的近10年时间里，工作积极主动，能力出众，孜巴龙夏之名也随之传开并颇具影响。这一时期达赖正在寻找既乐于接受现代文明又能够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的开明人物。龙夏的表现自然引起了达赖的注意，并逐渐赢得达赖的信任，成为具有众多特权的“坚塞”。

　　（2）委以重任　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期间，了解到很多国外的情况，他认为“不向外国人学习，不培养自己的人才，西藏是没有前途的”。［23］达赖返藏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外国留学。以公派形式到远隔千山万水之外的西洋学习现代文化，这对西藏来说是第一次，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举措。其表现在，刚开始十三世达赖喇嘛试图选派一些大贵族家庭子弟，但是“由于英国所处位置非常遥远，并且还要经过非常长的海路。大贵族们认为，是否能顺利地回来是个问号。于是他们想方设法不派遣自己的子弟。最后，才决定在小贵族家庭中选派”。［24］可以看出，这对达赖来说是个试探性的工作，而试探一经开始就已感觉到某种阻力。于是达赖想到了在俗官中能力出众、思想开明而活跃并具有反英情绪的龙夏。达赖将龙夏升职为四品官，命他带领门冲·庆饶贡桑、吉普·罗布旺堆、强俄巴·仁增多吉、郭卡瓦·索朗贡布到英国伦敦学习深造。他除负责将四名学生带到英国伦敦学习之外，达赖“还要求他对各国进行考察”。［25］“龙夏的特使身份使他卷入了英国和印度政府的争斗之中，因为，英印政府都坚决反对西藏与其他国家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26］十三世达赖喇嘛选派龙夏并委以这样的任务是对英人发出的一个信号，即西藏并不愿意只寻求英人的帮助，成为英人手中的玩物。龙夏在英期间充分表露出不听任英人摆布的强硬态度，即“龙夏在英国期间的行为充分表露了他的性格和个性。他傲慢并有点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我行我素，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抗争”。［27］虽然英人贝尔写信要求将龙夏召回，但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如果龙夏被召回，这些学生的父母也会愤愤不平”［28］为由被拒绝，反映出达赖对龙夏所表现出的反英情绪是支持的。

　　龙夏返回西藏时，正值十三世达赖喇嘛着手扩增军队以及近代化改革。扩增军队需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军队必要的开支。“据1959年统计，在全藏330万克（15克相当于1公顷）耕地中，寺院和上层僧侣占121.44万克，贵族占79.2万克”，［29］也就是说，60.8％的土地被寺庙和贵族所占有。解决军费问题只能向寺庙和贵族庄园开刀。此前，在处理与此相关的问题时，另一“坚塞”达桑占东已经被拉下了马。达赖将这一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返回西藏不久的“坚塞”龙夏，专门成立了“征粮收税检查局”，提任龙夏为孜本（三品官），让他“领导征粮收税检查局，以没收非法占有的庄园和强行增加大贵族和寺院领主的税收的方式来充实藏政府的岁入”。［30］龙夏不负使命，冲破重重阻力，严格清查各地头目、尧谿（历代达赖家族）、贵族、曲谿（寺庙庄园）非法侵占的土地，并增加现任噶伦、代本以及其他官职贵族的粮税，致使“大贵族每年缴纳四、五千克粮税（一克有二十八斤），少者也要缴纳几百克粮税，旧政府可以收到大批粮食，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时，所有粮库满仓，甚至有些地方出现无处存粮的现象”。［31］龙夏铁面无私执行征粮收税新措施的做法引起了寺院及贵族的极大不满，不过“由于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做后盾，谁也迫害不了他”。［32］

　　（3）从权势的顶峰到失宠　随着擦绒及众藏军军官失去达赖的信任和宠爱，龙夏的权力达到了顶峰，1923年，达赖任命他为藏军总司令，以代替擦绒·达桑占东。“达赖有关藏政府的诸事，实际上都要同龙夏商量”。［33］在担任藏军总司令期间，他除了扩增军队、改善军事装备之外，还要求士兵脱掉英国制服，改穿藏式制服，这与达桑占东的“西装革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之所以将龙夏称之为“坚塞”，不仅仅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达赖对龙夏的信任超乎一般的想象。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常将噶厦上报的重要报告、文件等转给龙夏阅读并做候修改，为此，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之后，“首席噶伦赤门说，达赖在世时，我们噶厦有名无权，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坚塞’公培和龙夏两人手中”。［34］由于与噶厦官员的矛盾起积越深，特别是另一位“坚塞”土登公培崛起之后使其处于下风，达赖受到土登公培的左右，在土登公培的说服之下达赖于1923年免掉了龙夏的藏军总司令职务，但仍保留了孜本一职。

　　3、“坚塞”土登公培

　　（1）成为“坚塞”　土登公培是从尼木县召入罗布林卡的被称之为“尼珠”的人。他们不是作为地方官员的后备，而是摊派给尼域、挨域地方农奴家庭的一种徭役税，需终身服役。这类人的主要任务是“练习书法乌坚，练习刊印藏文木刻版的雕版艺术，抄写官方的文件，档案，保存达赖喇嘛日常活动的日记”。［35］获得的薪俸微不足道，难以维持生活，家人不得不定期地送来食物及生活用品。十三世达赖喇嘛善于观察、发现和利用人才。他为了扩大农奴主封建政权的基础，在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措施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破除了噶厦政府的噶伦等重要官职由少数大贵族世袭的制度，规定只要对地方政府作出过特殊贡献而又有才能的中小贵族甚至从贫民中，也可以晋升为噶伦等重要官员”。［36］当时，土登公培也是在众挨珠、尼珠中脱颖而出被达赖亲自看中的人，后来逐渐成为达赖家中的私人仆从，继而成为“坚蒙”。“他虽然没有官阶，但总是随侍在达赖喇嘛左右，并得到达赖喇嘛的宠爱，他对达赖喇嘛产生着巨大的影响”。［37］

　　（2）委以重任　他年及20岁左右时（1925年左右）不再是一位私人仆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委以他的任务越来越多，其权势和威望也越来越大。同达赖一道出席各种活动，达赖的很多重要指令是通过他下达的。噶伦们见到他要起身致敬，“畏惧三分”。［38］十三世达赖喇嘛让他负责新建的“扎齐电机厂”（也称扎齐联合制造厂），是西藏第一个电力工厂，这是在原来造币厂和军工厂合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取名为“无限美妙智慧宝库扎齐电机厂”，曾在此住了一晚上。这里有造币厂，可以印制藏钞数种。除有不同币值的银币之外还首次印制了彩色纸币；有兵工厂，制造简易的枪支弹药；有铁器加工厂，制造加工各种生活用品；有羊毛编织厂，编织新式高档氆氇。可以说几乎囊括了当时西藏所有的近代化工业领域。在达赖看来，这个任务只能交由值得信赖的“坚塞”去完成。

　　罗布林卡是达赖喇嘛的夏宫，这座占地36公顷的园林建筑始建于18世纪中叶。“十三世达赖喇嘛到五十岁时，他考虑在“格桑颇章”西面黄色围墙之外，如能修建一座颇章必定会在多方面有益处”。［39］在修建“坚塞颇章”之前已经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修建了称之为“顾之颇章”的建筑，时任蒙藏委员会西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的《回忆国民党政府对西藏政务的管理》一文中说：“当时欧化之辈（指亲英派）为佛爷在罗布林卡建洋房一座，落成时，达赖喇嘛往观，似无悦色，即而下令尽撤之”。［40］这里所说的被撤洋房指英式建筑“顾之颇章”，由“坚塞”土登公培负责拆除的。并召集乌钦一级的众多建筑师共同设计颇章结构，并亲自前往山南等地选取木料，严格监督工程质量，在2年的时间内建成了具有浓郁藏式建筑特点的“坚塞颇章”及附属建筑。由于这一建筑结构优美、材料讲究、施工精细，“无疑可称之为颇章建筑中的典范”。［41］“所修建的宫殿，壁上尽绘内地山水人物”。［42］“坚塞颇章”以其精湛的雕塑、木刻和壁画艺术而著称于世。正如孔庆宗所说的一样，宫殿中有八仙过海和福禄寿喜图案等木雕装修，有万寿山、五台山全景图以及四喜儿童、北京颐和园等壁画，这是该建筑的总负责人“坚塞”土登公培按照达赖的旨意精心设计和安排的，充分表明了达赖倾心内向的政治态度，表达了修复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同祖国内地保持密切联系的心愿。在竣工典礼上，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见了所有参与建设的人员，对有功人员给予了升职或物质奖励，给予土登公培“大喇嘛”的待遇（三品官），并对颇章取名为“坚塞颇章”（因为由“坚塞”土登公培负责修建）。

　　土登公培自成为“坚塞”以来，与达赖形影不离，随伺左右。所有为达赖日常生活服务的人员都在土登公培的实际管理之下，警卫部队的代本等官员以及私人医生都要听命于土登公培的指挥，所有外出活动由土登公培陪同。与其说他是达赖喇嘛的贴身侍从，倒不如说是尽职尽责的“保护神”，直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扮演了“保护神”的角色。

　　（3）土登公培的垮台　随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土登公培开始考虑自己日后的命运。他出身贫民家庭，但自成为“坚塞”以来，拥有巨大的权势及威望，自然也树立了不少的政敌。为了今后在与众多政敌的斗争中处于上风，他积极组建由卫藏地区“殷实之家”子弟组成的仲扎部队作为自己的后盾。由于达赖对他的这种私自行为未能加以制止，所以他凭借自己的“仅次于达赖喇嘛”［43］的权力，给予军队最好的衣食条件和武器装备，并一度发展成1000人的规模。由于仲扎部队的军人都出生于经济条件良好的家庭，家长根本不愿意送自己的子弟到这支部队，而他们也是从小娇生惯养长大的，总在寻求机会逃脱。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他们在龙夏等官员的教唆之下，一哄而散，土登公培立即在其政敌的围攻之下也随之倒台，被流放到工布孜拉岗地区。

　　四、结语

　　十三世达赖喇嘛冲破来自寺院宗教势力及贵族官员的重重阻力，全力扶植“坚塞”并委以重任，先后实施了派遣藏族子弟留英学习、藏军体制改革、制造及发行流通货币、引进近代工业技术、整顿和改革粮税制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削弱贵族在政府中的传统势力修建“坚塞颇章”等一系列重要举措。他本想在不改变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利用“坚塞”推行新政措施。尽管其想法是非常积极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之下，在寺庙及封建贵族官员的重重阻力下，他的许多施政措施从中受挫，未能圆满。不过，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坚塞”们的政治立场不相一致，甚至有些后来发展成亲英势力，但总的来看，“坚塞”是西藏近代政坛上出现的特殊人物，他们各个思想活跃，能力出众，扮演了与传统保守势力对立的角色。这对于揭露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落后性、唤醒人们寻求新的科学的社会制度、动摇旧社会黑暗制度的根基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责任编辑 保罗］

　　注释：

　　①西藏社会科学院等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407页。

　　②藏族简史编写组编写《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

　　③许广智：《西藏地方近代史》（初审稿），第114页。

　　④普布觉活佛：《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传》（复印卷），民族出版社，第24页。

　　⑤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⑥东噶·洛桑赤列：《东噶藏学大辞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9页。

　　⑦《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年谱》，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1页。

　　⑧注⑦，第91页。

　　⑨见注⑤，第147页。

　　⑩［11］葛丹：《我所了解的擦绒·达桑占东》，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青海省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256页。

　　［11］见注⑤，第245页。

　　［13］［美］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14］见注③，第135页。

　　［15］［16］［17］见注［13］，第92、90、93页。

　　［18］见注⑩，第252、256页。

　　［19］［20］同注⑩。

　　［21］见注［13］，第255、257页。

　　［22］见注⑩，第252、256页。

　　［23］拉鲁次旺多吉：《拉鲁家族史》，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24］强俄巴·多吉欧珠：《回忆父亲强俄巴·仁增多吉》，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6年，第96页。

　　［25］见注［23］，第17页。

　　［26］见注［13］，第160页。

　　［27］［28］见注［13］，第163、162页。

　　［29］中国人权研究会：《西藏人权保障的历史性进展》，载《西藏日报》1999年7月17日（第一版）。

　　［30］见注［13］，第164页。

　　［31］［32］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夏多吉次嘉》，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3年青海民族印刷厂印刷，第97～98页。

　　［33］见注［13］，第164页。

　　［34］见注［13］，第65～66页。

　　［35］见注［13］，第151页。

　　［36］次央：《浅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措施》，载《西藏研究》（汉文版）1986年第3期，第33页。

　　［37］见注［13］，第152页。

　　［38］拉宗卓嘎：《土登公培生平述略》，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39］赤仲·罗桑土登：《关于“坚塞”颇章的修建》，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40］孔庆宗：《回忆国民党政府对西藏政务的管理》，原载《文史资料选集》（第9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转引自“中国藏学网”。

　　［41］见注［39］，第221页。

　　［42］同注［40］

　　［43］［英］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冯其友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1985年编辑出版，第368页。

　　［作者简介］达瓦，现为西藏大学藏学系2001级藏族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