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尊法师主要思想

　　法尊法师主要思想

　　周祝英

　　法尊法师是五台山现代著名高僧、佛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其译著等身，思想丰富。现摘其要者，论述如下。

　　护国卫教 适应社会

　　1938年2月，法尊法师和其法兄弟法舫于重庆缙云山写了一封《致各地同学书》。书云：

　　在眼前，我们的国族碰到非常的暴寇，真是生死存亡在呼吸的关头。我们假想国族若灭亡，中国的佛教也必遭摧毁！所以，在这民族斗争的当儿，我们有两种危险和责任：一种是亡国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去护国？一种是毁教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去卫教？

　　法尊法师这种护国卫教的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凭空捏造来的，而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当时社会的现实中来的。

　　众所周知，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它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等阶段的发展，从恒河流域中部，逐步传播到东部的恒河流域下游、南部的高达维利河畔、西部的阿拉伯海岸、北部的泰义尸罗地区。到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开始向印度次大陆毗邻的地区发展，东至缅甸，南及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国，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在贵霜王朝兴起之后，又传至伊兰、中亚各地，复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并由我国又传入朝鲜、日本等国，成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但在十一世纪时，西亚突厥等的伊斯兰军侵入印度次大陆。随着伊斯兰军的节节胜利，佛教就在印度的地平线上消失了。英国渥德尔先生在其《印度佛教史》中说，我们没有篇幅详谈穆斯林战争的细节，仅从穆斯林的原始材料中来举几个例子：

　　“苏丹下命令，所有的寺庙应该拿石油和火来烧掉，把它夷为平地”。“禁止人民崇拜偶像（佛陀的塑像），偶像都被回教徒焚烧了”。“必须靠上帝的帮助，从一切印度地面上，连根拔除偶像崇拜”。“这是我们祖先的原则，从阿沙杜拉格里伯直到现在……要转变异教徒相信一个上帝和穆斯林的信仰。如果他们采纳我们的信条，一好百好，否则拿剑对付他们”。“穆罕默德的武装开始‘向右边杀过去，向左边斫过来，毫无怜悯，扫遍了这个不洁的陆地，为了伊斯兰的原故’，然而血流成河。他们劫夺的金银超过可能的想像，还有无数亮晶晶的宝石。他们俘虏大批美貌文雅的少女达二万人之多，还有男女儿童‘超过用笔点得清的数目’……总之，回教军给这个国家带来完全毁灭，杀害了居民的生命，抢劫了城市，俘去了他们的子孙，结果许多寺庙废毁荒凉了，神像被打烂放在脚下践踏”。“代替偶像的寺庙，清真寺和其他礼拜场所建立起来了，筑起了讲坛，宣读《圣训》‘呼白图’，办起了‘喊祷告’，以便在宣布的时间举行祈祷，每天早晚举行‘塔克比尔’和赞颂至高的上帝”。

　　由上看来，伊斯兰对印度的侵略，不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上的侵略，而且还是文化信仰上的侵略。它不教印度人信仰印度教和佛教，而要印度人也来信仰伊斯兰教。何为者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也灭亡了，这个国家的宗教还附着在什么上头呢？

　　历史往往有许多警人的相似之处，11-13世纪是伊斯兰入侵印度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期。1931年“ 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入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的魔爪伸向华北，以其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残酷地掠杀中国人民。他的宗教也是跟着它的国家，向中国进行宗教侵略。其中，日本净土真宗的东、西本愿寺在华的传教活动就是一个典型。早1873年7月，东本愿寺就派僧侣小笠栖香顶到中国进行开教考察。在其考察后，他说：“佛教兴于天竺，后至中国、日本。于印度先衰，中国次之，故力主以日本为主，与中国、印度结成三国联盟，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心，共同抗击西来的耶稣教。”企图领导亚洲佛教，共同抗击耶稣教。1876年，小笠栖香顶再度奉命来到中国，正式开教布道，并于上海虹口建立了“真宗东派本愿寺上海别院”。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各宗一起在华开设布教所，仿照基督教的布教方法进行宗教活动，向我国展开了凌厉的传教攻势。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东本愿寺已在我国各大核心区设立了5大别院、上百个布教所、学校和各种慈善机构，奠定了它在中国的传教基础。日本高栖贤正在其《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中说，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目的，是“使中国各宗僧侣悉归我真宗”。日本佛教史学家木场明志和小岛胜在其《アツアの开教と教育》中也说：日本的“对华意识既非护法策，也非简单的三国提携联盟，而是使中国真宗化”！一语道破天机，日本在华的传教活动，是在进行宗教侵略，要使中国佛教真宗化。

　　在这弱肉强食、国破家亡、魔强法弱、像教凌夷的时刻，中国佛教领袖太虚法师于1937 年7月发表了《告日本佛教徒书》，并电告全国佛教徒，要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法尊法师积极响应恩师号召，也发表了《致各地同学书》，并提出了“护国卫教”的主张。所谓“护国卫教”，就是要保卫祖国，捍卫佛教。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要“全国佛教徒普遍的讲诵祈祷，或到前线参加救护等工作，尽心地去加强国族自保的力量”。诚然，法尊法师的祖庭五台山，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全国的第一个抗日革命根据地”，五台山僧人不仅为抗日干部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捐款捐物，支援前线，而且举起了“我们出了家并没有出国”的大旗，自动组织了僧人救国自卫队，护山卫教；有的僧人还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战斗；五台山僧人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至于“卫教”的问题，法尊法师作了中肯地分析。他说毁教的危险是依国家的兴亡为转移的， “但是问题实在不同。就是中国战胜了以后，佛教是不是就能兴盛？我们从最近的国政转变上和国际的动态上，观察中国佛教的现在和将来，得到的结论是这样的：一、在长期抗战中，中国的佛教现状，如果不变更制度和生活方式……都不易维持下去。二、中国全民抗战，国族决定会复兴起来。……但从现在的机构转变上，……如果现在不去准备力量，不去决定方针，不去规划制度，将来我们的佛教，自然会被政治的社会的两种力量来消灭！除非我们佛教本身能够有适应新兴社会的办法，就是建设新中国佛教的方针。三、现在国际演变，神秘莫测。照现状推度，恐怕世界大战的爆发，已不远吧。……现在，在这世界大斗争的开幕的时候，我们应如何运用世界佛教的力量去消灭这可怕的大战争？或者如何去减轻这万恶的战争？而先之以我们应该如何去联合世界佛教？推动世界佛教？适应今后世界人类需求的佛教？”法尊法师这三点意见的核心就是要依太虚大师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思想，改革佛教，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建立中国佛教和世界佛教。可惜太虚大师及其弟子法尊法师的这一宏伟蓝图以受到当时国内外、教内外各种势力的挤压、挑战而流产了。但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太虚大师这一“人生佛教”或说“人间佛教”的蓝图，已由中国佛教协会的已故会长赵朴初和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继其遗志，充实完善，在大陆、台湾流布开了。

　　兴办教育培养僧才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佛教的兴衰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僧才问题。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法尊法师在振兴中国佛教的过程中，一面翻译藏密经典，一面奉太虚之命于1924年秋至重庆主持汉藏教理院工作。“每日除在普通专修两科中教课外，尚须为法师讲点戒律和密法。只要能够与佛法有真实利益，译书、教课、栽培后学都是我份内的事”。如此这般地辛勤工作到1948年秋，他将汉藏教理院的工作托付给正果和开一法师后，至成都讲经。汉藏教理院前后培养出学僧450余名，其中正果法师、演培法师已成了海内外闻名的高僧，永灯等弟子则留在西藏工作，也已成了党的文教干部。他们对党的宗教、文化工作和沟通汉藏友谊及文化交流都做出了相当贡献。

　　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政府与宗教只求政治上一致，不求思想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阐明了政府和宗教的关系。同年9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于进藏前夕联合布告：“尊重西藏人民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明确了对西藏的政策。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接见西藏致敬团时声明：“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同年11月，虚云法师上书中央人民政府，“建议颁布共同纲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及对佛教保护管理之办法”，从而奠定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宗教的政策。12月份，中央人民政府就拨巨款修缮雍和宫和五台山佛教古建筑。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于北京广济寺成立，达赖等当任名誉会长、圆瑛任会长。从此，全国佛教徒在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爱国爱教的活动。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法尊法师出任副院长、兼授佛学课程。1966年“文化革命”中，佛学院解散，法尊法师被打成黑帮，参加体力劳动。1972年，解除黑帮名义，恢复自由。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恢复中国佛学院，法尊法师出任院长，直至1980年圆寂。法尊法师前后从事佛教教育工作28年，为佛教培养了许多解行并重的僧才，同时也形成了一套佛教教育思想，且对其后的佛教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振兴佛教的关键是培养“大心菩萨”

　　法尊法师在其《略述太虚大师的悲愿及其伟业》中说：

　　佛教传入中国已近二千年，历史演变，时有盛衰隆替。自隋唐全盛之后，宋元以降，渐就凌夷，迨有清末叶，衰颓遂达其极。苟无大心菩萨出而振兴之，长此以往，惟有出于灭亡一途而已。

　　他认为培养“大心菩萨”是振兴中国佛教的关键。这是因为，要继承太虚大师“三大”革命的伟业，“将大乘佛教利他之思想传布世界各国，或可使其做人立国之思想有以根本改善”，“胥视其得人与否”。得到一批“大心菩萨”，佛教就会振兴，否则，只有灭亡一途。这还因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是人民群众。所以，必须得培养出一批或者说一大批“大心菩萨”，中国佛教才有希望。所谓“一批”或“一大批”，就是说要有佛教的研究人才、教学人才、管理人才、翻译人才、修证人才、弘法人才等等各方面的人才，形成一个薪火相传的精英群体，才能挽救佛教的颓势，振兴佛教，推动佛教发展兴盛，否则，独木不成林，薪尽火灭。那么，何谓“大心菩萨”呢？简言之，就是“具有大乘佛教的利他思想的菩萨”。为什么呢？“盖宇宙万有，悉从众缘所成，绝无孤立独存之个体。欲获得个人之利益，必须先从众人利益做起，苟大众俱能获益相安，则个人之利益，实亦自然而得。是则，不仅人与人之间，应相资相成，即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亦必须相助相益，以求共存共荣。不应有损人利己、杀人活己之暴行也。倘以此种佛教之真理感化世界人心而获得成功，则世界之纠纷自然而解，永久和平不难实现，而中国亦可跻安，即整个世界乐矣。”否则，没有利他思想，只有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无论其做人或立国，皆以本国或自我之利益为前提，而竭力侵略损失他人或他国，其结果，终必走入战争一途，毁灭自他而后已”。弘扬利他思想，克服利己主义，限制私欲贪心，是建设和谐社会，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的一济良药。

　　二、培养大心菩萨的最佳选择是兴办学院式的教育

　　中国佛教是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从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起，到战国时代，私学就很兴盛。自汉以后，私塾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每个私塾只有一个教师，采用个别教学的方法，其教材学制都没有一定限制。佛教的教育，自禅宗丛林特别是子孙丛林制度兴起之后，就带有这种浓厚的私塾烙印。因丛林教育的特点是：以禅堂为中心，以真参实证为常课，老实修行本分下事。虽然丛林住持即高明的禅师会契理契机地用风趣轻松的教育方法，点拨一下，幡然证悟，培养出一些修证高僧，但它很难培养出一批研究人才、管理人才、教学人才、翻译人才和弘法人才。这是因它师资有限，轻视佛教义理的讲习，不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它的学术性和文化性，它有一批有学问有思想有创见的高僧，在不断地研讨佛教教义，翻译著述，讲经说法，教化弟子，弘化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才使其成了与儒、道鼎立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尊法师研究了中国佛教，考察了西藏佛教和印度佛教，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后说：仅仅依靠一些修行僧“必然是将先学之经论，束之高阁，或弃之纸炉，而后闭关念佛，或瞑目参心，或瞑目息心，或登高狂呼，全无建立整顿佛教之可能性”，而应该“先办教育机构，训练干部人才”。这个教育机构就是指的近代兴起的佛学院，如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等，它既不同于传统的丛林规制，又不同于社会上的一般学校，而是吸收了丛林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长处，吸收教界学界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以讲授佛学为主，以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地教学方法，因材施教，以期培养出一批品学兼优、有修有证的大心菩萨，振兴佛教，发展佛教。

　　三、培养大心菩萨就要走全面发展的道路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教育方针，培养全面发展的僧才，当是中国现代佛教除弊振兴的必由之路。因为只有品学兼优的僧格，才能为佛教做出一番事业。那么，何谓品学兼优的僧格呢？法尊法师认为：“成绩犹若花果，须赖因成。此成绩之因，如前所说之智行德行，皆为其因。而在人中最重者，即是品格。故以品格为基础。”所谓品格，就是标准的规格。法尊法师认为，要养成一个好的品格，就得去掉谄媚心、诳妄心。因为，此“谄诳二心，是不认过失，障碍教授”。其中，惟谄媚心危害最甚，由于它是用美饰悦耳之辞，矫隐自己的真实过恶，障蔽师长善友的教授教诫。其次无惭无愧二心，亦能危害品格。因为，无惭无愧就是对己对法对于他世间于所作恶不知羞耻，不能悔过。不能知错改错、知过悔过、改恶从善，那就决不会有好的品格。那么，如何才能具有好的品格呢？法尊法师认为，须具有三德：“一是本心憨直，二是具足智慧，三是生希有心。”具足这三德就能克服贪、瞋、痴、慢、疑、邪见等六个根本烦恼，具有利他思想，若在加之持戒，就能趋于圆满的人格。圆满的人格配之以有修有证的学问和德行，就会成为全面发展的僧才，即太虚大师说的“ 大心菩萨”。至于学问、德行前面已述。法尊法师这一注重人格、品学兼优的教育观点，不同于当时那种偏重知识和技能的世俗教育，而恰恰符合现代教育中的素质教育。所以，他在汉藏教理院和中国佛学院时，就相当重视德智体美的全面教育，从而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完善人格的高素质的僧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