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高僧道丕

　　五代高僧道丕

　　柴树青 柴千军

　　【道丕】,（889～955）唐末五代高僧。长安贵胄里人，唐之宗室，俗姓李。母许氏为求子嗣，常持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日，梦神光烛身而有妊。师既诞，容貌端雅。七岁绝荤膻，每游精舍，辄怡然忘返，遂往保寿寺，礼继能为师。十九值驾幸洛京，长安焚荡，乃负母入华山，安止岩穴。时谷涌贵，丕自辟谷，惟乞食供母，母问食，未恐伤母意，必曰：“巳斋。”母曰：“汝父霍山战没，骨暴霜露，能收取归葬乎？”遂往霍山，拾聚白骨，昼夜诵经咒之，曰：”昔人精诚所感，滴血认骨，愿群骨之中，有动转者，即吾父遗骸也。“一心注想，目不轻舍，数日间，有髑髅从骨聚跃出，摇曳良久。丕躄踊抱持，赍归见母，是夜母梦夫归。明晨骨至，人以为孝感所致。后应制论道，多居元席，朝野归重。赞曰：“绝粒而饷母饥，诵经而获父骨，可谓大孝，兼乎存殁，而至行超于古今者矣。鸣呼异哉！”二十七岁时，曜州牧娄继英招请师住洛阳福先寺弥勒院。天祐三年（906），济阴王赐紫衣，后唐庄宗赐号‘广智’。凡大内建香坛应制谈论，师多居首席。后晋天福三年（938），入梁苑为左街僧录，又任传法阿阇梨昭信大师。出帝开运元年（944）及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皆升之为左街僧录。后周显德年间任开封府左街僧禄,周世宗任开封府尹之时，嫌空门繁杂， 欲奏沙汰，曾召道丕同议。(注四九 ) 道丕问难交发，开喻其情，曾语世宗曰：「僧之清尚，必不露于人前。僧或凶顽，而偏游于世上。必恐正施藨□，草和兰茞而芟；方事淘澄，金逐沙泥而荡。大王储明欲照，蓄智当行，为益皇帝邪？为损君亲邪？若益君乎，不令一物失所；若损亲也，是坏六和福田。况以天下初平，疮痍未合，乞待后时，搜扬未。故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虑其动则糜烂。」 道丕建议世宗体恤时艰，斟酌损益，审时度势，暂缓沙汰。并传语汴京僧徒，相警护持。不但使世宗之毁法延后两年，且使毁教范围，限于毁僧寺、立僧帐。其个人对佛教之贡献甚钜，赞宁以为：「毁教不深，丕之力也」，可谓质实之语。吾人觉得汴京佛教，于五代之时，由于王公士庶之支持，寺院僧舍之建，以及名僧大德之精勤传教与护持，奠定了宋代汴京佛教发展、流传之基础。后周世宗时，沙汰僧尼、毁僧寺、化铜佛，蒙师之力，幸未成大难。显德二年示寂，世寿六十七。

　　宋以前的汴京寺院, 宋立国以前，汴京为五代梁、晋、汉、周之都。五代各主统治下，汴京寺院不多。新兴寺院若干，多建于周世宗之时，兹按《宋高僧传》及《汴京遗迹志》等记载，考得五代汴京寺院如下：

　　寺院名称 创建时间 资料来源

　　相国寺 唐睿宗景云初 《汴京遗迹志》

　　封禅寺(宋开宝寺) 北斋天保十年 《汴京遗迹志》

　　天寿禅院 后梁干化四年 《宋高僧传》

　　宝相寺 后唐长兴二年 《汴京遗迹志》

　　普净院 后唐天成三年 《宋高僧传》

　　佑国寺(宋上方寺) 后晋天福中 《河南通志》

　　观音禅院 后周 《宋高僧传》

　　显静寺 周世宗显德二年 《汴京遗迹志》

　　天清寺 周世宗显德中 《汴京遗迹志》

　　显圣寺 周世宗显德四年 《汴京遗迹志》

　　天寿寺(宋景德寺) 周世宗显德六年 《汴京遗迹志》

　　这些寺院中，相国寺及封禅寺建于五代以前。(注三)天 寿禅院建于后梁。 (注四 ) 普净院、宝相寺建于后唐。祜国寺建于后晋。 (注六 ) 其余观音禅院等都为周世宗时所筑。唯周世宗于显德二年时毁法，曾下诏谓「今后不得创造寺院兰若；王公戚里、诸道节刺以下，今后不得奏请创造寺院及开置戒坛。 」 同时废寺院凡三千三百三十六。以上寺院是否幸免，不得其详。但显德四年 (九五七 ) 周世宗又「赐京城内新修四寺额，以天清、天寿、显静、显宁为名。 」 可见多数寺院仍然无损。唯显宁寺不见于其它纪录，其原名及建制均不详。大至上，显德二年之诏，若贯彻执行，则二年以后不应有新建寺院，而《汴京遗迹志》所载天清寺、显圣寺、天寿寺之创建时间，就有问题。这些寺院之兴建与供养，多有王公贵戚之支持，颇能在汴京发挥其布教传法之功能。譬如沙车岩俊主持之观音禅院，系得梁少保陇西公李资之支持而创。 据赞宁谓，李资「虽居贵室，酷信空门。接俊谈玄，若刘遗民之奉贾远也。 」李资仰岩俊之教，舍第建院，以岩俊说法其中，当时慕道而来者盈塞于堂室。(注一三 ) 周太祖、世宗称帝前都是岩俊之布衣交，常有供施，协助扩充寺院 规模，使成「三院一门」，而「东西二堂恒不减数百众」。可见来参法席之信徒不断，以至五十年间「计供僧万百千数。京城禅林，居其甲矣！」 岩俊于观音禅院「考禅室而行祖风」，传布禅法，孜孜不断， 至宋太祖干德四年 (九六六 ) 示寂止，历五十载， 为汴京禅学，奠下根基。归葬之日，汴京寺院「各率幡幢，吹具鸣铙，相继二、三里，道俗送殡者万数。」 赞宁之语虽嫌夸张，亦可见汴京佛教普遍流布之一斑。又如天寿禅院之建系得自「尚书左丞吴蔼、兵部侍郎 衮」之支持。 原不过为宝积坊之小罗汉院，「苫盖五间而已」，非常简陋。(注一八 ) 因吴、张二人共发奏章，请朝廷赐额，地位骤升。「四海之僧，翕然而至。」天寿禅院之住持师会禅师曾受岩俊禅师之指引，主持天寿禅院，历三十五载，供僧二百余万，可见檀施之盛。后晋高祖以师会禅师「行成于内，声闻于外」，遂赐紫衣、师号以荣之。另一新建之普净院，亦有王公大臣在后支持。普净院住持常觉禅师从后唐天成至后汉干佑间，每月设阖京僧浴三次，累岁费钱约一百三十六万。在汴传法期间，「前后王臣欲上章乞以大师为号，请以紫染方袍者，皆确 (却？) 而拒之。」 此三寺院，有王公大臣之支持，又有大德住持传法，自足以形成一股不小之传教势力，若再配合历史较悠久之相国寺与封禅寺之传教活动，对汴京佛教之发展，及士庶信仰之影响，当不难想象。兹略述相国寺及封禅寺之檀施与布教情况。

　　相国寺是汴京最大的佛寺。在宋以前，其规模已相当壮观，计有「重楼三门，七宝佛殿，排云宝阁，文殊殿里廊， 计四百余间。 」 (注二四 ) 唐代文学家李邕 (六二四？--六七四 ) 曾如此描述：「棋布黄金，图拟碧经；云廓八景，雨散四花；国土 威神，塔庙崇丽，此其极也。虽五香紫府，大息芳馨 ，千灯赤 城，永怀照灼。人间天上，物外异乡，固可得而言也。」 此种规模，除得力于其造寺祖师慧云禅师募化之功外，实也受惠于皇帝、大臣之支持。后周盛时疆域约为今山东、河南两省，陕西、安徽、江苏的大部，河北南部、湖北北部及内蒙古、宁夏、甘肃、山西的一部分。根据魏明孔所著《2004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述评》记载，后周人口为将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检到的户，加上平淮南所得的户和北伐契丹北汉所得的户，可得后周最后一年即959年所控制的户约254万户，但宋代文献说宋朝开国元年的户数只有97万。原来后者只是后周、宋之交中原政权所控制的638县中431县的户数，尚有207县因人口稠密户数众多统计工作量大而没有及时上报。后周、宋之交确有一批7 000户以上的特望县。它们完全能够填平254万户与97万户之间的巨大差距。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千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平均每县4－6所寺庙。五台山在北汉管辖，不在后周寺庙整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