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佛教中的密宗

　　早期中国佛教中的密宗

　　周一良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各种外来宗教传播于中国的时期，其中最为重要的自然是佛教。作为六朝时期佛教哲学及神学的发展结果，在唐代早期产生出诸如掸宗和天台宗的不同教派。这些教派代表了佛教的较为高级的形式，其价值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另一方面，神秘力量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佛教密宗，于八、九世纪间在上层相当流行。密宗佛教在印度是于七世纪间开始系统化并形成一种哲学基础的。[1]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之前，中国也已经存在着潜在的密宗成份，尽管直到八世纪，密宗才正式传人。本文旨在研究他们之前，考察一下他们的事迹暗昧不清的先行者们的作用是有益处的。先行者们在译经和传教方面的努力在中国人的心灵上留下了这一学说的最早的痕迹。

　　竺律炎是来自中印度的一位僧人，在公元230年翻译了一部名为<摩登伽经)的佛典。除了对星辰崇拜和一些向星辰献祭的简单仪轨之外，[2]这部经还包括了六种陀罗尼(dharani)，[3]都以“唵” (OM)字始，以“娑缚词” (svaha)终，，包括有关在复诵陀罗尼时所必须的仪式的指导，这些仪轨之一是在复诵结束时点燃一堆大火并将鲜花投人其中。[4]这种仪式极似受到了婆罗门教的影响，似乎是婆罗门教仪轨与晚期密宗经典中所述苏摩(homa)仪轨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在支谦(卒于公元253年之后)所译经中有几部[5]由陀罗尼组成，但对相关仪式未加描述。

　　竺法护大师(卒于公元313年之后)在四世纪早期译经甚多，其中有一些由陀罗尼组成。[6]竺法护大师的特点是译出陀罗尼的意思而不是转写其音，例子可见于(海龙王经)中的两种陀罗尼。[7]四世纪间，两位来自中亚的大师尤以法力著称，他们靠施展法力有效地增强了人们的信心。第一位佛图澄(卒于公元348年之后)是许多传奇的主角。[8]据说，他尤其精通陀罗尼，并且能够随心所愿地召使神灵。通过替他的贝叶涂油，他可以看到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他的另一个后来的僧人所不具备的技能是通过聆听挂在寺庙屋檐下的铃铛的声音来预言未来[9]。帛尸梨蜜多(卒于公元335至342间)是另一位不论走到何处都卓有成效地使用陀罗尼的僧人。圆他在一部现佚的名为《孔雀王经》的佛典中翻译了几种陀罗尼。[11]来自中亚的僧人涉公(卒于公元380年)由于能够呼龙降雨，得到了苻坚的信从。[12]这是佛僧在中国祈雨的最早例子。后来的密宗大师们都被指望能任此事。昙无谶(卒于公元433年)熟习陀罗尼，并且通过使水从一块石头中喷涌出来而显示其法力。[13]在他所译的<大集经)中，有一段声称一位菩萨有四种装饰，陀罗尼与戒律(siia)、禅定(samadhi)及智慧(prajna)并称。[14]，同样由昙无谶所译的《金光明经》提供了有关在祈求俗世利益时进行献祭的指导。[15]但是，仪式绝没有后来所施行的那样繁复。

　　被认为是创建大同石窟的僧人昙曜与印度僧人合作，在公元462年翻译了(大吉义神咒经)[16]描述了制坛的方法，佛像在其中以圆形环列，接受信徒们的供养。[17]此坛似乎是曼荼罗(mandala)雏形，其结构在后来的经典中得以讲授。 《大吉义神咒经》还讲授了所有的悉地(siddhi，成就)。有赢得战争、停止风暴、得雨、隐身，或是保护希望宝的悉地。为了不同的目的指定了不同的神祗和不同的尊崇方法。[18]善无畏在唐代翻译的关于众悉地的佛经[19]显然是同一类型但更为繁复的经典。梁元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佛教皇帝梁武帝之子，他说在其孩提时代曾学习过几种陀罗尼，[20]表明在当时陀罗尼流行于上层之间。可以认为是梁代(公元502-556年)译经的<摩利支天经)详细说明了清洁寺院厅堂以及供养摩利支天的方法。[21]，该经的相当部分还专注于通过复诵这种陀罗尼可获得的功德。不空金刚所译该经的后一个版本增加了一些不见于旧本的新内容。新本中说信奉者在复诵中应该做出适当的手印(mudra)[22]，并且把小神像置于头顶或臂上当作护身符。[23]不空金刚本还提及了在复诵陀罗尼期间建造曼荼罗。[24]这些新增的内容似乎表明自六世纪早期至八世纪早期的二百年间，密宗佛教在印度逐渐获得了其最终形式。

　　在唐代早期，中国僧人智通翻译了几部陀罗尼经典，他的传记说他精勤地研习了密教学说。[25]于公元652年到达中国的阿地瞿多译出了《陀罗尼集经》，该经由许多与善无畏和金刚智所译经讲授的相似仪轨组成。[26]公元655年到达中国的那提曾经试图介绍一些当时流行于印度的密宗经典。但是，由于唯心主义学派在中国的传播者玄奘在当时极有影响，那提未能成功。[27]据道宣所撰那提传，当他从南海游方归来，“所赍诸经，并为奘将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凭，惟译八曼荼罗礼佛法阿吒那智经等三经，要约精最可常学”[28]。义净在那烂陀学习时也对密宗佛教有兴趣尸但是，因为他有许多别的事情，不可能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即便如此，在他所译经中，<大孔雀咒王经)及其有关制造坛场和绘制佛像的方法的附录，就是一部较为发展的密宗经典。就是在这部经中，陀罗尼首次被神化并被称为明王(Vidyaraja)。[30]以上所述即密宗佛教在中国的最早的宣教者。

　　善无畏在公元716年到达中国，稍后他获准翻译随身带来的经典，由此，他成为中国首位密宗大师。金刚智在善无畏后不久来华，他的门徒不空金刚在后来使密宗成为唐代重要宗派之一。虽然密宗对中国思想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但是，它不仅与宫廷也与普通百姓密切相关，普通百姓感兴趣的是祈求今生和来世的切身利益，并不喜欢讨论深奥的教义。不空金刚卒于公元774年，其后密宗逐渐衰落。除了日本求法僧的日志中提到的几个名字以外，我们不知道更多的大师了。在宋代早期，一些印度僧人仍然翻译了相当数量的密宗经典。[31]，并且举行密宗仪式。[32]当日本僧人成寻于公元1073年访问神宗宫殿时，他发现了许多只能是属于密宗的神像。[33]密宗就整个宗派而言却再也没有繁荣，’并且甚至为世所弃。[34]因引，审慎地说，佛教密宗在传人中国后约三个半世纪，在最为盛行后约180年，在中国消亡了。约三个世纪之后，元代的喇嘛教才接受了密宗。

　　本书由善无畏、金刚智及不空金刚的传记的翻译及研究组成，他们是一般意义上密宗仅有的大师，其传见于赞宁<宋高僧传)。我的第一个目的是考察赞宁的记录，指出其未加利用或错误使用的材料。第二个目的是在中国及印度文献中找出一些材料，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传记中的印度背景。尽管在任何印度典籍中都找不到三位僧人的有关材料，但是，诸如突厥人在北印度的统治、建支城(Kancipura)教育中心、该国国王那罗辛婆吒伐罗曼(Narasimhapota)、驯象等事实都可由印度材料证实。这样，我们就可以更为透彻地理解这些传记，并且能够指明其中所含的史实与神话传说。本书的第三个目的是利用这引些传记作为一种框架，围绕它聚集有关密宗各个方面的材料，诸如它的仪轨，它和宫廷的关系以及它在大众间的普及程度。我希望密宗在唐代的情况可由此而搞清楚。无论是正史还是唐代诗文的两部总集<全唐文)和<全唐诗)都没有包括如人所愿的数量的材料，诸如它的仪轨、它和宫廷的关系以及它在大众间的普及程度。相当一大部分材料见于研究这段历史所必不可少的<太平广记)，两部大型的碑文汇编<金石萃编)及<八琼室金石补正)，以及<大日本佛教全书)所收日本僧人的行记。最要紧的是必须提到三位僧人自己所译的经典以及<大正大藏经》中包括赞宁著作在内的各种历史著作。敦煌的发现为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无比宝贵的材料，胡适教授及冢本善隆先生利用这些新材料对禅宗与净土宗历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⑩然而，就所关心的密宗而言，除了一些图片及上面写有陀罗尼的纸片之外，我没有特别受惠于已刊布的。敦煌写本。至于参考书籍，遗憾的是，日本学者发表在一些比较不重要．的杂志上的文章未能见到。由于战争原因，这些杂志在剑桥未能人藏。

　　摘自(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注释：

　　[1]参见B．巴托恰梨耶(佛教密宗)，页32—42。 (B．Bhattacharyya，Buddhist 32--42)

　　[2]《大正藏》 (T)21．404625．

　　[3]T21．40062，400c16．关于此经还可参见S．(烈维(S．Ievi)， (通报) (TP)，7(1907)，118； 《印度历史季刊》 (IHO)12(1936)，2．204-205．

　　[4] T21．400a27．

　　[5] 例如 Tl4，NO．427；T21，NOS．1351，1355．

　　[6] T14，NO．428；T21，N01301．

　　[7] T15．14，1b6，156c20．QTl5，14，1b6，156c20．

　　[8] T50．383bls．

　　[9] T50．383b18，

　　[10] 6T50．328a11．

　　[11] T50．328a12．

　　[12] 9T50．389625

　　[13]T50．336a5．

　　[14] T13．5C28

　　[15] 参见T16．345a5．·c6

　　[16] 参见T55．833a28．

　　[17] T21．579b1．

　　[18] T21．579C2．

　　[19] 见(善无畏传)注88．

　　[20] 参见<金楼子．自序)(龙溪精会丛书本6．20b)．

　　[21] T21．262a6．

　　[22] 9T21．260c20．

　　[23] T21，265B18．

　　[24] T21．261b12．

　　[25] T50．719C20，720a1．

　　[26] 参见大村西崖《密教发达志》，5．710-55．关于阿地瞿多见附录11．

　　[27]《亚洲学报》(JA)227．1．88．

　　[28] JA227．1．88-89．关于“八曼荼罗”，参见同上刊90-97，关于“阿吒那智”，其巴利文及梵文本，见同上100，A．F．鲁道夫．霍恩尔《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佛教文献残卷》1．24-27(AF． RrdoifHoem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

　　Cbavannes，Memoire compose a iepoque de ia

　　de dvnastie Turkestan)．

　　[29]E. 沙畹《法译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104-105，(E Chavannes，ies religieux eminents qni

　　allercnt chercher ia loi dans ies paysdoccident pur

　　1-tsing)

　　[30]T19．476b25477b3．

　　[31]关于这些大师及其译经参见师觉月<中国佛典，译者及译经)(p．C.Bagcbi．tions)2．585-610．

　　[32]参见<宋会要稿)，道释2．6a。

　　[33]参见(大日本佛教全书)115．456b-457a

　　[34]见赞宁在<金刚智传)后的“系”，以及志磐在《佛祖统纪》(T49．296a12)中的论述。

　　[35]参见《胡适论学近著》，1-198-319；P冢本善隆《唐中期净土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