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述与常觉法师的一段法缘

　　忆述与常觉法师的一段法缘

　　昭慧法师

　　民国七十三年九月，我在印顺导师介绍之下，到福严佛学院任教，并且安住福严精舍。翌（七十四）年九月，常觉法师应聘为二年级学僧讲授《唯识三十颂》，在这里，我有幸认识了这位唯慈法师口中“导师最钟爱的学生”，也是学僧最敬爱的善知识。

　　福严精舍座落在新竹市明湖路边的山坡上。它的建物不多，入门向前看，建物新新旧旧，一字排开，两端包围而成ㄇ字形，右端Ｌ字形的建筑较新，有两层楼：右侧的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学生寝室；右前方的楼下与楼上，则是法师寮。那栋楼，是常公驻锡精舍时的建设成果。有道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竟蒙受了常公的庇荫，在楼上的法师寮里，度过了三年半的山居研教岁月，也在这里奠定了日后教学与研究的深厚基础。

　　那时常公住在淡水崇福别苑，早已远离福严精舍，但他对福、慧两道场还是有很深的情份，所以虽然习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却也不忍心推辞学院教职，只好每周勉为其难，远从台北到新竹教书。那时，从淡水来一趟新竹，少说也要两个小时，虽然学院为他安排每两周一次集中授课，但无论如何对他而言，到学院授课的车程往返，真的是一种负担。

　　常公所担任的唯识教学，在佛教界极富口碑，加上他言谈幽默，个性随和，完全没有大法师的派头，因此甚得学生的爱敬。

　　那时我在导师教导之下，研读唯识经论，从一开始对唯识论典“不知所云”，到后来渐渐读出了很大的法喜。久闻常公是唯识专家，见到常公，内心有一种“拜会专业前辈”的亲切感；常公也知道我受到印顺导师护念提携的胜缘，可能是基于一种“爱屋及乌”的心情吧，连带地，他对我也就多了一份深切的护念之情。

　　他看过一些我在《菩提树月刊》所发表的论文，当时他正受松山寺灵根长老的托付，主编《狮子吼月刊》，于是命我为《狮子吼月刊》写稿。我交给常公的第一篇稿子，就是长达两万四千多字的论文〈瑜伽大乘“识变”义之成立〉，这可说是一年多来山居研修唯识的读书报告。常公这才于我的文章中，大约知道了我对唯识学的体会。以一位精通唯识学，讲课又非常叫座的长老，竟对一个晚辈刚起步的唯识研究，在人前人后称赞不已，让我深深感受到他护念后学的器度胸襟。

　　由于与他老人家很谈得来，所以偶遇假日，我会下山坐车到淡水去找他聊天，因此也多了一些对他生活面向的了解。

　　一如常公平素给人的“质朴”印象，崇福别苑里没有什么昂贵的摆设。一楼是客厅、饭厅与厨房，二楼阳台往前眺望，可看到淡海与观音山的胜景，左侧是“环堵皆书”的书房。常公是位雅人，除了早餐后与午睡起来喝杯好茶，此外别无嗜好。我常常就在一楼客厅或是二楼的常公书房里，陪他边喝茶，边谈天。有一回他告诉我：“喝茶喝久了，一天不喝，就会头晕。”这令我警觉到：原来这么淡雅的嗜好，都会成瘾。因此二十年来，我不敢让自己养成固定时间喝茶的习惯。

　　常公的谈兴很高，话题很广，天南地北无所不聊。由于他很有人生智慧，因此我常会将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事因缘向他报告，并听从他的建言。

　　常公早于民国三十七年，就在杭州受学于印顺导师座下，那时他才二十岁出头。自此以后，从大陆、香港而到台湾，他一路追随导师，闻法、讲学、建设道场。除了演培、续明长老之外，在早年福严精舍的男众法师里，他算是在导师座下年纪最轻、资格最老的门生。听唯慈长老说，他是最得导师钟爱的学生，因为他绝顶聪慧，反应机灵，文笔又好。我相信导师是个爱才的人，他会为佛教而珍惜人才，那不是出于私情的个人喜爱。

　　常公淡泊自处，对人则情义深重。有一次与我闲谈，讲到他自我放逐而远离学团的心境时，不禁喟叹道：“导师总是说：‘你们发心做事，要为三宝而做，可不要为了我的缘故而做。’但他的意境太高了，却忽略了我们的资质。想想看，我对导师有极其深厚的师生感情，如不是为了他，那又何必扛那么多责任呢？”

　　当时宗涵法师（朱玉兰）还未出家，但追随常公最久。印象最深的是，用餐之时，她在常公左侧，我在常公右侧。其他来别苑挂单的比丘尼，一律坐在玉兰的左边。对于严僧俗份际的人而言，可能会对居士坐在尼众之前，未感习惯，但我却从这里看到了常公待人应事的公道。玉兰是个温婉的女孩，但性格较为软弱，常公在座位这样的细微处都保护着她，以免不懂事的后进尼众，有着僧尊俗卑的阶级意识，让玉兰因其居士身份，而在别苑永居劣势。

　　有一回，别苑新来一位住众，她国中读完就不想升学，到别苑来亲近常公。常公向我幽默地说：“收到不想读书的徒弟，其实是一种福报。”当时我还不知此中深义，尔后成立学团，渐渐地体会到：道场的作务繁重，倘有几个“不想读书”的学僧，心无旁骛以投入职事，那真的是主事者的大福报。

　　离开福严精舍之后，我在因缘际会之下，投入了护教、护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周边也有了新的人事因缘。但在忙碌生涯之中，渐渐也就罕与常公晤面，只知他老人家情系祖庭，毅然将崇福别苑产业出售，集资修复泉州崇福寺。起先他还走动于海峡两岸，为重建事业而奔忙，后来则几乎定居泉州，罕见返台。偶而回台之后，他还会挂个电话给我，邀我得空到泉州宏法；我也热切敦请他莅临新建的学院校舍参观。但是生活的忙碌，让相互的承诺统统落空，在他的有生之前，他既没能抽空前来学院普照，我也未能抽空到泉州向他礼座。

　　最后一次见到常公，已是去年六月五日的事。原来，导师过了百岁嵩寿，病危住在慈济医院。常公那时也积劳成疾，驻锡泉州养病，闻导师病危，连忙扶病返台探视，未久也就住进了慈济医院。六月四日上午导师圆寂；下午，他还勉强拖着病躯，赶往追思堂瞻礼导师遗容。六月五日（导师圆寂翌日），我抽空从慈济大学追思堂走到医院新大楼病房探视常公。在病榻上，他诵念着自己所书写的挽联：

　　“演性空，持中道，学推龙树，义林尊泰斗；处时变，立高风，德类弥天，浊世导清流。”

　　短短联语，不但对仗工整，词语典雅，而且将导师的一生德学，作了最精辟的描述。我当场将联语书写下来，并且禀告常公：“即使追思会场不吊挂任何挽联，《弘誓双月刊》还是会登载出来。”

　　常公近年为病所苦，对生死早已看得淡然，因此乍闻他在泉州圆寂，内心虽然不舍，但也感觉他其实是“如释重负”！此时此刻，想必他是在兜率内院的弥勒菩萨座下，进修唯识深义吧！但他对三宝、对祖庭、对师长、对后学都如此情深义重，想必不会久留净域，势将乘愿再来娑婆，为传播佛陀的正觉之音而再度献身！

　　九五、五、十八　完稿于尊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