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底峡尊者略传

　　阿底峡尊者略传

　　如石法师

　　阿底峡略传

　　阿底峡尊者，是对西藏后弘期佛教贡献最大的印度高僧。因此，西藏史料中自然不乏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记载。民国初年，法尊法师从《迦当宝典》(bKa' gdams glegs bam)和《迦当宗派源流》(bKa' gdams gsar rnying gi chos 'Byung)二书，摘译出《阿底峡尊者传》。在现存的华文文献里，这部译传实为研究阿底峡生平最完整、最珍贵的数据。美中不足的是，法尊忽略了藏传史料中可能会有些讹传和渲染的成分；因此由他摘译而成的传记，也难免会有这些缺憾。此外，有关阿底峡的事迹，《青史》(Deb ther sngon po)和《佛教史大宝藏论》(Chos 'Byung gsung rab rin po che'i mdzod)等藏文史籍也都保留了一些。在西文数据方面，2500 Years of Buddhism一书译有阿底峡的略传；Atisa and Tibet一书，更对藏文史籍中的记载提出许多质疑，并进行严密的分析与批判。

　　为了便于了解《难处释》的来龙去脉，笔者综合参考上述诸籍，重新作了一个略传；约略介绍阿底峡的时代背景、出生、修学、出家和赴藏弘法的事迹，并且尽可能述及《难处释》中所提到的地名、人名、经论名称和教法术语。这样，史传与教法思想二者才能互为表里，相得而益彰。最后，笔者将分类列出阿底峡丰富著作的一部分，并循此管窥这位高僧修持和思想的宗趣。

　　一、时代背景

　　印度佛教发展到第八世纪中叶，因为受到崇信佛教的波罗(Pala)王朝诸王的大力支持与守护，在尊者的故乡，也就是今日的孟加拉国和碧哈(Bihar)等地非常兴盛。开创波罗王朝的瞿波罗王，在欧丹多不梨寺或称飞行寺(Otantapuri)的附近，兴建了那烂陀寺(Naranda)。曾受藏王赤松德赞邀请，而前往西藏弘扬佛法的名中观与因明学者寂护，就曾经担任过那烂陀寺的主讲。

　　继后，达摩波罗王又在摩揭陀(Magadha)北面恒河岸边的一座小山顶上，兴建了超戒寺(Vikramasila)，并规定由此寺的寺主兼管那烂陀寺。超戒寺的中央，是与大菩提像相等的佛殿，周围建有密宗的佛堂53座，一般的佛殿54座；总计有108座佛殿。由于国王的护持，这个寺院建成以后，就逐渐取代了笈多王朝时代那烂陀寺的地位。到十三世纪初被回教徒摧毁为止，它一直是全印度僧教育的重心所在；从这里栽培出来的佛教俊彦不计其数。尊者出家以后，也曾经在超戒寺中学习并成为该寺的住持。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称得上是一所东南亚的国际佛教大学；许多西藏、苏门答腊、爪哇、尼泊尔、中国、西藏等地的佛教学者，都千里跋涉或远渡重洋，负笈来此求学。尤其是西藏佛教后弘期的译师，大都出身于此；所译出的典籍，也大半是当时超戒寺里名学者的论着。

　　此外，达磨波罗王还兴建了新苏摩补梨寺(Somapuri or Traikutaka-Vihara)。著名的般若学者狮子贤，曾经在这里讲学、著述。狮子贤和他的首座弟子佛智足(Buddhajnanapala)先后被达磨波罗王尊奉为上师，广弘以《现观庄严论》为主的般若学和《吉祥密集》。佛智足还略说“事部”等上三部瑜伽，广说《幻化网》、《诸佛平等瑜伽》、《月密明点》、《忿怒文殊》等内五部和《密集》。这些密典的名称，在《难处释》“密咒乘”里都一一提到过；可见它们在十一世纪仍然流行着。此外，寂护的高足莲花戒，这时也相当活跃。

　　波罗王朝的第三代国王，是提婆波罗王(约815～855在位)。在《难处释》“密咒乘”里，曾经提到他与佛智足的关系。提婆波罗王非常英明；他在位期间，军队北抵冈波伽(Kamboja)、南达文德稚山(Vindhya)，版图几乎包括了全印度。而这时的大乘佛教，也顺势深入了南洋群岛。其实，在这之前，大乘佛教在苏门答腊(或称金洲，Suvarnadvipa)和爪哇岛上就已经非常盛行了。这一点，可从义净曾在苏门答腊学习三年梵语的事实，和无行、法朗、慧日三位法师到过南洋学习密教的记载得到证实。不过到了提婆波罗王以后，在印度与南洋之间，大乘佛教的交流似乎更为频繁。在那烂陀寺发现的提婆波罗王时代的铜币上记载：此王曾赐赠苏门答腊王——巴拉普陀提婆

　　(Balaputradeva)四个农庄，用以维持该王在那烂陀所建的寺院。阿底峡的恩师金洲法称(Dharmakirti)，年轻时也曾经游学印度多年；学成以后才回金洲，安立如来正法的灯幢。由于印度与苏门答腊之间的密切交往，使超戒寺的学风得以顺利拂及爪哇群岛；而这个因缘似乎也助长了雄伟壮观的波罗浮图(Borobaudour)千佛坛的石造建筑。此后的一个世纪间，密教在苏门答腊和爪哇岛兴盛的情形，较之印度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否则，一百多年以后，德学兼优的阿底峡又何必远渡重洋到这两个岛上去参访明师呢？

　　提婆波罗王在位的时期，印度流行的密法有：“胜乐”、“喜金刚”和“降阎摩尊”，也有人修《文殊真实名经》而获得成就。

　　其后，相继有两位波罗王执政。著名的因明家法胜(Dharmottara)和法友(Dharmamitra)，大约出生于此一时期。接着，又有中观应成派的学者马鸣（rTa dbyangs）和智称(Jnanakirti)出世。这时流行的密典是：《吉祥最胜第一》、《金刚甘露续》、《诸佛平等瑜伽续》和《时轮续》。继后，又有杰大里(Jetari，胜敌)出世。他博学多能，通晓五明，著作丰富，曾获波罗王赐与超戒寺班支达的学位。

　　在摩西波罗王(约988～1036)继位之前，开始传出了超戒寺有“六贤门”——六位足以独当一面以御外道论难的论师。“六贤门”中，东南西北门的守护者依次为：宝作寂(Ratnakar asanti）、智作慧(Prajnakaramati)、语自在称(Vagisvarakirti)、那若巴(Naropa)。那若巴当了几年北门的守护以后，改由上座菩提贤(Bodhibhadra)继任。此外，坐镇中央的第二大柱，则是智吉祥友(Jnanasrimitra)。这几位大学者都有著作传世，也都是阿底峡曾亲近学习的师长。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从阿底峡出世前两个世纪开始，一直到阿底峡觅师学法的这段期间，即摩西波罗王一世在位时，印度乃至南洋苏门答腊、爪哇各岛的大乘显密教法皆已非常兴旺。而阿底峡的家乡孟加拉国，更是硕学群集，修士备出，盛极一时。在这么殊胜的学习环境中，如果有人勤于修学佛法而又善根深厚，岂不是很容易被陶铸成教证双全的伟大宗教家吗？

　　二、出生与学法

　　在波罗王朝统治印度这段期间，孟加拉国地区还有一些较小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国王也都信奉佛教。公元九八二年，《道灯》及其注释的作者——阿底峡．吉祥燃灯智(Dipamkarasrijnana)，就诞生在东孟加拉国超越城(Vikramapura)的王宫内。宫城北面不远的地方，坐落着当时全印度佛教最著名的超戒寺。阿底峡的父王名为善胜吉祥，母后名为吉祥胜光。阿底峡是三王子，俗名月藏。在他幼年时，就已显露出非凡的宗教禀赋与气质。《尊者传》中说：尊者三岁时，就已学完所有的算数字书。到了六岁，就能辨别内外正邪的教理。在十岁以前，经常归依佛法僧三宝，持守斋戒，馈施贫乏；读诵经论，祈祷本尊，寻求正法；恭敬父母，迎爱法侣，悲愍眷属，护恤无怙。

　　十一岁时，尊者听受一位独处修行的胜敌婆罗门之劝，前往中印那烂陀寺亲近菩提贤论师，学习发心的教授。根据《难处释》的释文判断，菩提贤应该是传授阿底峡定学与慧学两方面最重要的老师。因为《难处释》中的定学与慧学二章，主要是根据菩提贤的著作写成的；而且在论释一开头“礼赞师长”的颂文中，明文提到的师长，除了唯识宗的金洲以外，就只有菩提贤一个人了。然而在传记中，当阿底峡首次亲近菩提贤的时候，除了发心教授以外，菩提贤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教导，反而介绍他到自己的上师——阿伐都帝(Avadhuti)座前，学习“出离心”等教授。多氏《印度佛教史》中记载：阿伐都帝与超戒寺的西门守护者——语自在称，曾经互相讨论过佛法；由此可见他应该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不过，这时他已经舍弃了教理而归向道业，居住在金刚座潜修。从十二岁到十八岁的七年之间，尊者一直跟随阿伐都帝学习各种经论，特别是“修诸难行，举中观论，学中观法；闻思修三，一座并行”。

　　十八岁时，尊者离开了金刚座，到超戒寺去亲近北门守护者——那若巴学习密法，前后长达十一年之久。那若巴学识丰富，道行过人，是印度著名的八十四位大成就者之一。当然，在这段期间，阿底峡也曾经跟随其它的上师学习过。例如他曾随黑山(Ri nag po)的罗喉罗笈多(Rahulagupta)学“喜金刚”，密号智密金刚(Jnaguhyavajra)。

　　三、出家与出海参访

　　二十九岁时，阿底峡前往超戒寺，依大众部系说出世部的持律上座——戒护(‘Silaraksita)为亲教师，剃发为僧；学习戒律以及因明、工巧明等一切世间学问。此外，又在飞行寺法铠论师座前，听受《毗婆沙藏》。总之，阿底峡在三十一岁以前，已经奠定了相当完善的修学基础。

　　这时，著名的苏门答腊学者——金洲法称还在世。金洲法称年轻时，曾经到印度留学多年，师事小谷苏卢(Kusulupa，又称宝军），尽得圆满教法。后来回到金洲大弘如来正法，威名远扬印度。他的著作，在《西藏大藏经》中仍然保留了六部；其中有《现观庄严论》、《学处集要》和《入菩萨行》等注释。他的弟子中较出名的是：八十四位大成就者之一的宝作寂、宝称(Ratnakirti)和智吉祥友。尊者在超戒寺求学时，大概曾经向这几位学者请教过，并从他们口中间接获知金洲法称的高深学养，于是生起热切的仰慕之情而决定出海参访。

　　阿底峡大概是从西孟加拉国的米德那普(Midenapur)地区出海的。在海上历经十三个月的漂泊以后，终于抵达了苏门答腊；途中可能航经缅甸和马来西亚。传记中记载：尊者一共在岛上居留了十二年，跟随金洲法称学习《现观庄严论》、《学处集要》和《入菩萨行》等大乘论典。不过笔者认为，尊者当时学习的主要论典可能是《现观庄严论》。因为1.《学集》和《入行》二论纯属中观典籍，而且这两部论典的思想体系并不像《现观庄严论》那么复杂庞大，不需闻思太久；2.《难处释》中明文提到瑜伽学派的师承只有金洲法称一人，而《学集》与《入行》二论皆力破唯识；3.金洲法称作的《般若波罗蜜多要诀现观庄严论释难解理念疏》，就是在阿底峡的协助之下由仁钦桑布(Rin chen bzang po)译成藏文的。

　　阿底峡在金洲居住了十二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该学的教理和修行要诀大概都已学完了。恰好这时(约1024～1025)，护持金洲法称的大山帝国('Sailendra)败给入侵的南印可乐王国(Cola)。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尊者在四十四岁那年(1025)从金洲返回了印度的超戒寺。这时的阿底峡，已经俨然是一位博通显密、教证双全的大学者了。由于他学高德劭，受到寺中五十七位大学者一致推崇，致使他的声望和地位，就像东升的旭日，不断地提高。到了尊者五十七岁应邀赴藏的时候，他所掌管的寺钥数目，已经从十八增加到一百零八之多。

　　在旅居苏门答腊这段期间，阿底峡除了师事金洲法称以外，还曾经去过爪哇岛，向当地的一位乞食瑜伽士求受加持灌顶和教授。这位被近代学者所疏忽的爪哇岛乞食行者，肯定在密教方面对阿底峡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否则，尊者必然不至于到了六十高龄仍不忘师训，在《难处释》的“密咒乘”中，二度引用乞食上师的珍贵言教。

　　四、赴藏弘法

　　十一世纪初，西藏正处于朗达玛(Glang dar ma)灭法之后百余年的时期，佛教的情况极为混乱。既无完整的教理系统可依，也没有一贯的修行次第可循；以至于僧俗四众对教法充满了疑惑。修密者轻视显教，重戒者毁谤密法，彼此相互诤斗不休。这时，象雄地区的古格王朝出了一位崇信佛教的藏王，名叫智光(Ye shes 'od)。他久仰阿底峡的高名，很想请他到古格来传教，可惜未能如愿。后来，其侄孙菩提光(Byang chub 'od)派遣《难处释》的译者——持律比丘那措．戒胜(sNa tsho, tshul khrims rgyal ba, 1071年生)，携带重金去迎请尊者，并详述西藏佛教混乱的境况，以及智光王为法忘躯的请法事迹。阿底峡深受藏人求法的热忱所感，于是请示度母：“赴藏弘法对于西藏佛教是否有大利益？能否满足藏王的心愿？是否有丧命之虑？”度母在梦中指示尊者说：“赴藏有大利益，也能满足藏王的心愿，不过寿命将减少二十年。”尊者心想：“只要能重兴西藏佛教，广泛利益众生，即使寿命减少二十年也是义不容辞的。”于是就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以及长途跋涉的艰辛，在一零四零年开始动身前往西藏。一零四一年旅经尼泊尔，一零四二年才“千里”迢迢地到达了西藏古格的托林寺(Tho ling)。

　　大约就在一零四二～四三这一年间，阿底峡在阿里地区应菩提光之请，针对西藏佛教界的疑惑与时弊写成了《道灯》。此外，在古格停留的三年期间，尊者还作了《摄三昧耶论》、《观音仪轨》、《密咒幻镜解说》，并审校仁钦桑布所译的《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二万五千颂般若光明释》、《八千颂般若广释》等论典。

　　一零四五年初，尊者动身准备回印度去，但是当他路过布让(sPu rangs)时，遇到了开创噶当派的仲敦巴('Brom stong pa, 1005～1064)。仲敦巴向尊者介绍了卫藏地区包括桑耶寺等殊胜的情况，并且说那里的数千名僧众都迫切希望尊者前往指导。于是尊者便取消了返回印度的计划，决心应邀前往拉萨弘扬佛法。在布让居留期间，尊者曾经作了一部《道灯》的略释，后来在桑耶时，戒胜译师又根据这部略释添加一些内容而完成了《道灯》的《难处释》。

　　阿底峡在卫藏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一共进行了九年。在这期间，他先后到过宁错、桑耶、拉萨的叶尔巴、盆域和聂塘等地方。在宁错安居的三个月期间，讲《现观庄严论》，传“十一面观音”、“降阎魔尊”、“度母”、“建立三昧耶王”等密法。一零四七年，尊者到达桑耶(bsam yas)，在北迦洲寺中造《次第仪轨》，讲解“中观六论”，协助当地译师译出世亲的《摄大乘论释》等多种论典。后来又在拉萨的神变(大昭)寺译讲清辨的《中观心要释思择焰》，并应善慧之请而作广、略二部《中观要诀》。

　　一零五零年，尊者住在拉萨东北郊的叶尔巴(Yer pa)，协同藏人译出《究竟一乘宝性论释》59。最后，尊者居住拉萨南面的聂塘(sNye thang)。在卫藏地区弘法的这九年中，除了上述论典以外，尊者还讲授了《二万五千颂般若光明释》，《学处集要》、《众经集要》、《入菩萨行》和《道灯》等论典。此外，也作了不少道歌。在显教方面的有：《法界歌》、《出离流转歌》、《六乐歌》、《菩提心歌》。在密教方面的有：《见金刚歌》、《修金刚歌》、《行金刚歌》、《金刚法歌》等。

　　五、圆寂

　　一零五四年八月十八日，七三高龄的一代睿“智”伟人——燃灯智，为了照亮西藏一度黑暗的佛教界，终于慈悲地“燃”尽了生命之“灯”，在聂塘与世长辞。

　　六、阿底峡及其所传噶当派对其它教派之影响

　　阿底峡从十一岁开始四处寻访善知识，经过三十三年的参学之后，被迎请到印度最负盛名的佛教大学——超戒寺担任主讲负责培育后进的僧教育工作。五十八岁那年，正当阿底峡的学问和修证双双登峰造极之时，又被迎请到西藏去弘法。在西藏，阿底峡利用他生命最后的十三年，借着大量的著述、翻译、讲经和传授密法等活动，将其毕生所学、所证的大乘佛教之精华，倾囊传授给求法若渴的藏人。在这十三年中，追随过他的弟子很多其中以仲敦巴追随尊者的时间最长，所学也最为渊博。阿底峡逝世以后，仲敦巴被邀请到热振(Rwa sgreng)去传教。他在该地兴建了热振寺，终其余生，谨守师训，传教授徒。当时，住在热振寺向他学法的僧侣，经常有五、六十位。在他和后继弟子的努力之下，终于逐渐发展出新兴的噶当派62，并对相继而出的其它各派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例如达波噶举派的创始人冈波巴，原来是学噶当派出身的；后来却融合了噶当教法和密勒日巴之密法，而形成了以“大手印”为主的修行体系。萨迦派二祖(1142～1182)和宁玛派高僧隆钦饶绛巴(1308～1364)，都曾经在噶当派的桑浦寺中学习“慈氏五论”和法称的“七部量论”，奠定显教教理的基础。宗喀巴所倡导的格鲁派教法，亦泰半承袭噶当派持戒严谨、解行并重的学风，所以又有新噶当派之称。西藏佛教史学家土观(1737～1802)，在《宗派源流晶镜史》中论及阿底峡对西藏其它佛教教派之影响时说：

　　号称为噶举、萨迦、格丹(鲁)等派，均仰仗阿底峡的恩德而兴起来的。……所以噶举派的法门心要，虽以“大手印”及“六法”教授等为大乘法，但如酒中曲药一样的菩提心诸要门，却是绍承自噶当的法统而来的。……所有萨迦派的后来学者，亦皆依此宗见而为行持。……格丹派的宗风，亦以噶当派的先德事迹作为基础，其上加以中观见及密咒，实际亦不超出于噶当的范围。《青史》中说：“晚近藏中出现的诸善知识和成就瑜伽士，观其事迹，大都是参礼过一、二噶当派善知识的，即仲敦巴的佛教事业广大而绵永者亦本于此。……”是故当知，此雪域藏土境内所发展起来的一切真实清净的教派或宗部，都完全是阿底峡尊者来西藏转法轮而产生的成果啊！

　　总之，阿底峡对西藏佛教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直接绍其所传的噶当派，现在虽已不复存在，但是它对西藏其它教派的贡献却绵延久远；其影响的余波，甚至更漾及今日的欧美和台湾的佛教界。如果当年阿底峡不赴藏弘法并写作《道灯》，就没有后来宗喀巴的《广论》如果没有《广论》，那么今天台湾佛学院学生人手一册的《成佛之道》，就更不可能存在了。

　　巍巍乎！阿底峡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