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青与赵朴老的因缘种种（上）

　　林子青与赵朴老的因缘种种（上）

　　◎林志明

　　赵朴老和林子老都已作了古人，前者已去世四年多，后者也已故近两年了。我常常怀念他们，也常会回忆起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

　　朴老生于一九○七年十一月，父亲林子老生于一九一○年十月。朴老舍报于二○○○年五月，享年九十三岁；父亲生西于二○○二年九月，享年九十二岁。他们俩是同龄人，经历了相似的历史变迁。

　　二○○○年五月，朴老往生的噩耗传来，父亲十分悲痛和惋惜，此时的他，已近九十周岁，耳聋眼花，腿脚无力，行动已异常不便，但却坚持要去参加与朴老告别的追悼法会，家人祇得推着轮椅让他去向朴老致最后的敬意。

　　父亲与朴老之间的因缘深厚。“八一三”后，父亲在上海参加僧侣救国团，救护伤员，后又奔赴武汉参加抗日活动；这时，赵朴老也一直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当时他们在上海偶有接触而已。自我记事以来，我觉得他们的过从主要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起。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父亲应白圣法师之请，担任上海佛教会秘书组主任，兼任静安佛学院教职，并任静苑刊物《学僧天地》顾问。上海佛教会秘书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静安寺内。当时静安寺的年轻方丈是德悟法师，监院为密迦法师。后者精明能干，而德悟方丈则善良好客，经常热情接待各方来客，尤其是上海的许多文人雅士，有法师，也有居士，他们多半善书能画，如大醒法师、芝峰法师、漱风法师、持松法师，亦幻法师，画家唐云、白蕉、若瓢、王效文等；赵朴老当时亦经常是静安寺方丈室的座上客。朴老受其家庭薰陶，自幼笃信佛教，他家学渊源，聪颖过人，能吟诗填词，还写得一手秀丽的好字，后来他并借静安寺这块佛门宝地掩护和帮助着新四军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整日在静安寺上班，我们的家先住常德路，后又迁至康定路，都离静安寺不远，我下学后和节假日都会到静安寺去玩，在后院方丈室看大人们作书画画，一起吃素斋更是常事。方丈室的茶房（服务员）根华师父对我特别关照，他有时会偷偷对我说；“赵朴初先生来了，你师父（德悟法师）要加倍招待他呢，你别走呀！”我就是在那里最初见到和认识了赵朴老的。那时他总是笑嘻嘻地随父亲叫我的小名“达达”。父亲让我称他为“赵伯伯”，于是我从十三岁开始直到后来几十年都这样称呼他。那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与赵伯伯每周至少要在静安寺下上一两次围棋，一下起来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在一起下棋，品茗，谈诗论文，也谈论上海及全国佛教界的情况，非常投机。我没有耐心坐观他们的棋艺，就会跑到静苑的教室里去弹一会钢琴，或与几位学僧师父聊天。这样的情境大约持续了好几年。这段时间，他们过从甚密，也开始彼此了解，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就在那些日子里，父亲请大醒法师为之题名的“杂华室墨缘”和“墨缘杂华”两本古式纪念册中就有朴老为父亲题的诗：“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落款是“丙寅季秋 子青居士属书 朴初”一九七八年九月朴老又于北京书赠父亲一宋人诗曰：“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情意味，料得少人知。”多么清新的意境呀！由此亦可见他们俩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和认识均具佛家思想，而且是如此的恬淡而心心相印呢！

　　一九五○年以后，朴老离沪去京赴任，此后一段时间直到一九五六年，他与父亲之间的交往便少了许多。然而，朴老对于父亲的为人品格以及道德文章已有较深的了解。

　　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南传佛教国家和印度均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当时的锡兰（斯里兰卡）要编纂一部英文的《佛教百科全书》(Encycopaedie of Buddhism)作为纪念项目之一。而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期间，锡兰总理便曾向我国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求中国佛教界提供关于中国佛教条目的文稿。周总理将此项任务交给了中国佛教协会。佛协于是成立了以赵朴初为首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著名的佛教学者担任撰稿任务。像喜挠嘉措、巨赞、法尊、隆莲、吕澄、田光烈、罔叔迦、高观如、黄忏华、郭元兴等许多法师和居士均应邀参加。朴老这时也想到了父亲，特聘父亲从上海佛协来京一起工作。父亲为该《百科全书》改撰文稿达数十篇，除由李荣熙居士译成英文交斯里兰卡编辑外，后来陆续在《中国佛教》第一、二、三辑中发表。

　　自一九五六年父亲到访北京工作后，他与朴老的交往又频繁起来。然而，朴老身居高位，工作繁忙，父亲是轻易不去打扰他的。

　　文革中，朴老和父亲都曾受到一些冲击，有时被安排在广济寺一起打扫院子，他们俩却均处之泰然，既无惧色，亦无怨言。

　　文革后期，大约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间，有一次我从唐山去上海出差，父亲嘱我若有机会，应去七浦路的原吉祥寺看望一下以前该寺的住持雪悟法师，父亲并告知，据悉，亦幻法师也住在那里。（小时候，父亲曾常带我去吉祥寺，所以我认识学悟法师）我遵嘱去了一次吉祥寺，此时该寺已不复存在，但雪悟法师则似住在原来该寺房子的后楼一间小屋内，他因前不久出去买报，被一车辆撞倒而一腿骨折，多时不得动弹，临时有一位老太太在照顾他的起居，然而，相当拮据，不可能得到好的治疗。他感激父亲念旧之情，请求我到北京时去见一下赵朴老，请朴老协助找一位多年前他曾资助其赴德国留学读化学的女居士（她亦是朴老的老朋友，且也在北京工作），并转告其现况。我答应到北京请示父亲再说。当时，我身上仅有十几块钱（我的每月工资为60.5元），当即掏出五元供养雪悟法师，我对他说：“太少了，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很理解我要负担五口之家的难处，表示十分感激，我们还谈了许多文革以来上海寺庙以及僧人的变迁和坎坷，彼此感激万分。那天，他还指引我拜访了住在老吉祥寺后楼二层半一阁楼里的亦幻法师和若瓢法师。后者外出而未遇，却与亦幻法师小谈了片刻。公毕经北京回唐山时，我向父亲报告了吉祥寺之行，父亲立即嘱我往访赵朴老并要我如实将雪悟法师的情况以及他的要求转告朴老。朴老在他南小栓胡同的家中接见了我，十分关切地询问上海一些法师及寺庙的情况，临别时，他和夫人还特意走出一大段路来送我，令我十分不好意思，但他却说：“我们傍晚也要出来散散步。你爸爸和你都很念旧，我很高兴。”大约半个多月之后，我收到父亲的来信说，朴老和那位女居士一起给雪悟法师合寄了人民币五百元，助其治疗腿伤和补贴其日常生活所需。父亲说，朴老十分善良，乐于助人。当时，人们的工资都很低，朴老却仍然慨解囊，以解人燃眉之急，实在可敬可佩。

　　改革开放以后，佛教寺庙亦逐步由园林部门归还僧人管理。许多寺庙在修复、兴建中均需立碑、题匾、作楹联等等。闽南是父亲的家乡和早年求学的地方，闽南去南洋等地驻锡的同学也不少。那里的许多道友均通过父亲请朴老作书、题字，父亲有时为此去向朴老求书、求字，朴老几乎都予满足，连住院时都会答应写，有时甚至写了一次又一次，也不厌其烦。如有一次，朴老给父亲写了这样一封信：

　　“子青居士：

　　示悉。“碧瑶胜地”及“菲华蕙芳莲苑”均写就送请 转交，为荷。记忆中虽写过，不知何故未寄到。

　　浙江书法会，弟未能参加，马先生（指马一浮先生——笔者注）纪念刊，当抽暇题词，最近虽在医院，亦苦不得暇耳。

　　敬颂

　　春祺

　　朴初和南 二．五”

　　朴老由于工作和内外应酬均甚忙，有些文字的东西（如寺志、塔铭、法会疏文等）常要父亲代笔或起草。这原本亦是父亲应尽之责，然而朴老总是很客气地请父亲协助，为此而给父亲写的便条、短函不计其数。有时朴老拟好稿后，还要让父亲先事一阅，如有条曰：“龙若大学讲话稿，送请 子青居士一阅。不要处请修正。 朴初拜托”又如，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圆拙老法师作书礼请朴老担任《弘一大师全集》总顾问，同时请朴老为《全集》写序文，佛协办公室主任请郑立新居士是朴老，请示“由谁代为起稿？”朴老批示：“拟请林子青居士代拟一稿，不必太长。请与林居士联系，为荷。 朴初87.12.1”

　　朴老在法源寺或广济寺接待日本代表团和台湾佛教界人士时也常请父亲参加，他为中国佛协有像父亲这样既懂佛法又钻研佛学的耆宿而骄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