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眼中的逻辑学

　　先贤眼中的逻辑学

　　董志铁

　　学习逻辑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不是所有的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下面提供一些史料，看看输入逻辑科学的先贤是如何看待逻辑学的，以加强对学习逻辑重要性的认识。 西方传统逻辑传入我国始于明末。明朝著名学者李之藻译有《名理探》（1631年）。系统输入并在中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是20世纪初年。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者及著作是：严复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殚精竭虑翻译西方名著。他对科学研究的方法——逻辑学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译介的八本西方名著中就有两本逻辑著作：《穆勒名学》与《名学浅说》。《穆勒名学》原著者是约翰?弥尔。严复将Mill译为穆勒。《穆勒名学》原名直译是《逻辑体系：演绎与归纳》。1834年出版于英国。由初版至1879年就印行10版。译本1905年由金陵金粟斋木刻出版。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严复将英文Logic译成“逻辑”两个汉字。在中国，这是首次。严复译介的另一部逻辑著作是《名学浅说》。译本于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21年出第11版。王国维1908年任京师图书馆编译又名词馆协修时，将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斯的《逻辑基础教程》译为中文，原书是西方一本很有影响的教科书。1870年出版发行，至1923年印行了29版。中文书名为《辩学》。译本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益森印刷局印刷，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发行。比王国维译《辩学》还早两年问世的另一本有较大影响的译著是日本人大西祝著，中国留日学生胡茂如译的《论理学》。1906年，胡在日学习暑假期间将《论理学》译成中文。译本同年由河北译书社出版，颇受欢迎。1919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第三版。 除了以上介绍的几本译著外，这一时期翻译的传统逻辑著作还有日本人十时弥著，田吴炤译的《论理学》（1903年出版）；商务印书馆由日文编译，杨天骥校的《论理学》（1906年商务出版）；1911年王延直纂著的《普通应用论理学》等书，其影响远不如严复，王国维的译著。????严复，王国维，胡茂如，王延直等翻译、编著逻辑著作的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认识到，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是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所急需的，这就是逻辑学。这种全新的科学方法是绣取鸳鸯的金针。正是这一共同点使他们不约而同的从事了一项伟大而重要的事业——译介西方传统逻辑。历史现象常常非常有趣，令人深思。清同治六年（1867年）严复14岁，正式入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数，理，天文及航海术诸科。清光绪三年（1877年）严复24岁入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的科目是高等数学，物理，化学，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海军炮堡建筑术等。光绪五年（1879年）归国后先后任职于福州船政学堂及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以严复的学习经历，当时又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空气中，人人知道西洋的声，光，电，化，船坚炮利。他不去介绍西方制炮，造船的技艺，不去介绍物理，化学等，却一扪心思译介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特别是逻辑学。他的行动是受什么思想支配的？严复认为西洋先进的自然科学及技术是应该学习的，但这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应该学习西方研究科学的方法——逻辑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蔡元培指出：“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要的关键。”（《蔡元培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应当说蔡元培先生的话切中肯綮。严复不只一次地阐述过这一思想，他说：“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既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论世变之亟》）汽机兵械的制造技术、天文、数学、物理这些基础科学都不是西方学术之命脉。“黜伪而崇真”的科学方法即逻辑学才是西方学术之命脉。逻辑学有如此的地位，那么什么是逻辑学或说逻辑学与其他科学是什么关系呢？严复引用培根的话说，所谓逻辑学“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穆勒名学》部甲按语第3页）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任何科学都必须遵守逻辑。学习西方科学，逻辑学是首先应该学习的。严复如此重视西方逻辑的介绍，尤其是对归纳逻辑的推崇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与事实。严复认为归纳逻辑是发现新知识，把人类思维不断推向前进的工具。他指出：“惟能此术（指归纳——引者），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名学浅说》第82页）他举出科学史上事实作为论据。西方近二百年来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科学理论的建立，如奈端（即牛顿）的力学三定律、瓦德（瓦特）发明蒸汽机、哈尔斐（即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法拉第在电学方面的贡献等，都是应用了西方传统逻辑，特别是培根的归纳法的结果。严复的结论是西方“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即培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原强》）政治上严复要以西方逻辑为武器对中国封建旧学进行彻底地批判，根本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学术上，企图以这种崭新的思维方法武装国人，使之在各门具体科学研究中加以运用，从而促进各门科学的发展。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严复呕心沥血倾全力翻译的八部西方名著中就有两部是逻辑著作了。联想到爱因斯坦1952年致J?E?斯威莱的信中的话：“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联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纪念爱因斯坦文集》上海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严复所讲是有道理的。 译介日本人大西祝《论理学》的译者胡茂如作为留日学生，他见到日本的发展，联系到祖国的日益衰败，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日本原先较中国落后的多，但自1856年日本成立蕃书调所，开始译介西方各科书籍，至1868年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胡茂如认为西方各国迅速发展，日益昌盛就是由于他们的思维方法、思维方式先进：“论理学自希腊亚里士多德肇之始基，近世得培根、穆勒诸哲家以改良之，斯学乃日盛月益。而其进也，且方锓锓焉而未有已。乃今而悟，泰西诸族人之所以日昌，为有其故。”（《论理学·序》）日本人学习、引进西方逻辑较我们要早，他们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就是很好的榜样。因而论理学正是我国思想界所急需。他大声疾呼论理学之“输入尤为当务之急”。（《论理学·序》） 王国维翻译逻辑著作，决非偶然为之。他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是建立在对逻辑科学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他在盛传一时的名文《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中指出：“今日所急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普遍介绍西学各门学科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学习、掌握西学研究学问的根本方法。显然，这里的“研究之方法”即指逻辑学。王国维亲自讲授逻辑学、翻译逻辑学教科书，就是贯彻他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 同样，《普通应用论理学》的纂著者王延直也是一位热心宣传、推进逻辑科学在我国传播、发展的实干家。1905年至1912年，七年间王延直讲授论理学达19次之多。其间十易其稿，最终形成《普通应用论理学》一书。行为必受其思想支配。王延直认为：“吾国人欲程度增高，必自政、学两界始；而欲增高程度，又必自服从真理始；欲服从真理，又必自推求真理始；欲推求真理，又必自研究论理学始。”（《普通应用论理学·自序》）他大声疾呼：推广逻辑学的学习与研究“不容缓图”。 时光已流逝百年。科学发展日新月异，逻辑科学也由传统逻辑拓展到现代逻辑，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前辈先贤对逻辑学的认识，非但没有过时，更显现出他们的远见卓识。人们学习，首先、或更重要的是学习什么？一次，蔡元培先生对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说：“诸位同学到国外留学，学一门专业知识，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学到那个手指头，那就是科学方法。”无疑逻辑学是最重要的科学方法。这值得我们深思。

2006-10-8于育新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