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坛流变史的研究

　　《戒坛流变史的研究》

　　----湛如----

　　【續上期】

　　在報國寺所舉行的方等道場，分工多樣，從側面推知，方等道場在敦煌的設置及運作程序，已經日漸完善，並形成了由都司主辦，報國寺承辦，道場司負責各項管理，諸寺合作及具體責任落實到個人的運作制度，在報國寺所舉行的方等道場有報恩寺﹑靈圖寺﹑大雲寺﹑開元寺﹑金光明寺﹑三界寺﹑蓮台寺﹑乾元寺﹑龍興寺﹑永安寺﹑淨土寺等諸寺參與。又從各項分工中都有五至六人來看，可以想象在報國寺戒壇受戒的人數之多。而且具體責任的擔當者工４７人，由於本件文書自19行後殘缺，也許還有其他分工的可能，身份除二名教授﹑二名法師外，其他多為法律與僧政，可見都司對方等道場設立的重視程度。而P.3423《丙戌年五月七日乾元寺新登戒僧次第曆》文書，一份受戒期間的登壇次第名單。在受戒時，三人或幾人為一壇。在引禮師的帶領下一同進入戒壇，此稱為同壇得戒。此次道場的登壇戒僧共有386人。但資料有限，我們還無法得知乾元寺的受戒類別等，但規模之龐大，即使在當時漢地戒壇也不多見。

　　在敦煌地區與戒壇及方等道場有直接關係的是臨壇大德。由官方委任臨壇大德始自唐．代宗永泰年間，此後臨壇大德這一名稱頻繁出現於敦煌，其人選多為戒壇冰霜的僧尼，主持戒壇的傳戒事宜。其實，臨壇大德並不始自中國，更不是開始在唐代，在原始佛教已經存在，授比丘戒即僧團當中，須有十位大德的僧數，及白四羯磨為必須條件，這樣受戒羯磨才能成立，如果遠在邊地十位大德不能齊，至少須有五位，同時佛陀規定，在僧數難齊的情下，受戒羯磨也可以在布薩日﹑自恣日﹑或僧自集日舉行，這在《五分律》卷16，《第三分出受戒法中》有詳細的記載。66 而比丘尼的受戒。按律藏規定，須有二部僧授戒才能成立授戒羯磨，即需要比丘僧大德十人，比丘尼大德十人進行分別授受。如果在邊地須有十人，即比丘五人，比丘尼五人方得授戒。此外，《善見律毗婆娑》卷17對戒場的大小所作的說明中規定“極小容21人”67這指的是比丘,，比丘尼大德各十人，另外一人為受戒者，同時在一些大型的羯磨行事中，也需有20人的僧數，如僧尼犯了律中的大戒，為其作除罪羯磨，即須有這些固定的僧數。這在諸部律藏中都有具體的規定。因此，所說的臨壇就是指，在戒壇內為受戒者主持授戒的大德，其中在中國唐代已經形成更為具體的稱呼及三師七證，道宣在《四分律行事鈔》卷上的《受戒緣集篇第八》中作了說明，三師即和尚﹑羯磨﹑教授，68所以,，臨壇大德這一稱呼不是僧官，也不負責具體僧團的事務，只是在戒壇內，為授戒，說戒，作羯磨的毗尼謹嚴之大德耆宿。有時也是對持律嚴謹的或對有一定貢獻僧侶的賜號，據《大宋僧史略》卷下說。“壇上員位准律，中國僧十人尼二十人中受戒。邊地難得明毗尼師，則聽僧五人尼十人中得戒，此之聖言可為定量。﹍﹍案代宗永泰中，敕京城置僧尼臨壇大德十人，即依律中，中國二十人也，永為通式，闕則填之，仍選明律德行優者充之，臨壇大德的科目自此始也。”69贊寧所說的中國是指佛教流行的中心地帶或中原地區。

　　又據贊寧在《大宋僧史略》卷下和P.3720文書等的記載得知，臨壇大德又分為：

　　1﹑京城臨壇大德：主持京城戒壇的傳戒事宜。

　　2﹑內臨壇大德：在宮中設壇主持傳戒事宜。

　　3﹑京城內外臨壇大德：可在京城內外主持傳戒羯磨。

　　4﹑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可在京城內外攘受官府的供養。

　　臨壇供奉大德：多出現在敦煌莫高窟第98窟曹義金窟供養人題名中，應為地方政權所供養的臨壇大德。贊寧還記載了當時有人並“未臨內壇而自稱內外臨壇，良可笑也﹑的現象。71在敦煌文書中和莫高窟供養人題名中，有許多臨壇大德的名號，時間最早為P.3720《唐大中5年 (851)賜洪弁．悟真告身》其中說。假內外臨壇之名，賜中華大德之號，仍榮紫服，以耀戎緇，洪弁可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悟真可京城臨壇大德，仍並賜紫。其他多為晚唐五代左右。

　　由於在敦煌臨壇大德的設置，同時均為地方政權所任命，如果說由官府任命臨壇大德是為了對戒壇及受戒人數控制的話，那麼敦煌的臨壇大德設立十分普遍，除了臨壇傳戒之外，也是官府給予戒德清淨僧尼的一種榮譽稱號。臨壇大德的任命，雖決定於官府，也應與敦煌的都司有關，都司作為敦煌佛教教團的最高權利機構，不可能對任命臨壇大德之事莫不相關，或者由寺院三綱推薦給都司，由都司呈報地方官府，由節度史最後審批任命。因為，各寺院掌管律藏的大德為毗尼藏主，這一名稱也屢見於敦煌文書，其擔當者的資格同樣為精通律典，戒行清淨，據姜伯勤先生的研究，這一職銜的任命機構為都司的都僧統。72自唐．代宗始，臨壇大德官由官方委任，是官府控制度僧權的直接表現，也是對私度僧尼所採取的對治措施。關於臨壇大德的具體人數，仍嚴格按內律的規定實行。京城的僧尼臨壇大德人數為20人，即說明整個京城逢戒壇的設立，均由被任命的大德臨壇主持傳戒。臨壇大德由官方委任，而不是由僧尼的羯磨行事選出，這一變化說明亦佛教律儀與王朝禮制的結合，反映出國家禮制對佛教戒律的直接影響。也是國家政權對佛教教團行事的直接干預。兩晉一來教團與王權，一直圍繞著剃髮染衣及沙門禮敬王者等問題展開了跨世紀的辯論，結果在無數高僧和緇侶的努力，佛教在律儀制度方面。總體上仍保持了佛教其出世的獨立品格。但度僧權的喪失，臨壇大德由官府任命，間接說明佛教僧團的獨立品格淡化，在世俗化的過程中日漸式微。而傳戒羯磨在當時的舉行，需在官府的審查和監督下方得進行，官壇受戒的色彩日益濃厚。

　　第三節 後論

　　從印度戒壇的起源到漢地戒壇的展開，使我們看到，登壇受具這一佛教律儀，在漢地流傳過程中所經歷的幾個階段。首先，東晉時期的南林戒壇及早期的船上受戒，多在外國沙門的主持。在戒壇的結作及規模上，大多與印度，西域之法相似，反映出此時戒壇與當時的佛教發展趨式是一致的。至南朝梁武帝時，拫據大乘佛教經典而建立的圓壇，是佛教日漸走向獨立，佛教進一步中國化的象征，也是佛教戒壇律儀中國化的早期探索。

　　其次道宣在關中所創建的戒壇，是當時佛教在戒壇的問題上追求獨立的直接產物，無論道宣依靠天人感應或商人﹑居士的傳述，都表明了本土化的顯著特點。道宣的《關中戒壇圖經》對宋代佛教的戒壇給予了直接影響，宋代的戒壇在規模上繼承了道宣的戒壇模式。73而義淨等求法僧根據印度那爛陀寺的戒壇式樣，先後在洛陽興建了三所具有濃厚印度風格的戒壇，這一舉措，是當時長安佛教界與洛陽佛教界在律儀制度方面所存在的分野。同時與唐代佛教諸宗並立，學說爭鳴的佛教大環境有直接關係。盡管義淨等人所傳入的戒壇最後沒有成為戒壇的主流，但反映了唐代佛教戒壇的存在形式多樣化，及當時佛教界領袖僧侶對待律儀問題的不同理解。

　　最後，在漢地及敦煌所建立的方等戒壇，是印度佛教律儀在漢地流變中的一種異化，也是官方對戒壇的直接介入。同時，官許臨壇大德的出現，是對私立戒壇的禁止，也是官方在政策上，加強了對佛教教團的管理。但是，方等道場的最大特點，就是使受戒的限制放寬，讓更多的人不同根基者進入戒壇。戒壇形態的變化，是佛教律儀制度的式微的一種蹟象。

　　在宋代佛教的戒壇之設立，又有了新的動向，據志磬在《佛祖統記》卷44的記載，北宋．真宗，祥符二年（1010），於京師太平興國寺設立奉先甘露戒壇，其它諸路皆立戒壇，共72所，在京師的慈孝寺別立大乘戒壇，即在地方先受沙彌戒與具足戒，然後到京師受菩薩戒，這是後來及現代佛教受三壇大戒的歷史源頭。

　　以上是筆者對漢地戒壇的流變所造的考述，限於學曆，對晉﹑唐﹑五代戒壇的研究，還有許多問題沒能做更深入的探討，如私設戒壇，及戒壇內所傳授的律本，與當時所舉行的封禪制度有何關係等，都是尚待解決的疑點，對此，願在日後學習生涯當中，力求得到解答，追求學術的圓滿。

　　【全文完】

　　【注釋】

　　66 《五分律》卷16，《大正藏》卷22，111頁。

　　67 《善見律毗婆娑》卷17，《大正藏》卷24，793頁上。

　　68 《四分律行事鈔》卷上，《大正藏》卷40，25--29頁。

　　69 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下，《大正藏》卷54，252頁上。

　　71 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下，《大正藏》卷54，252頁中。

　　72 姜伯勤《敦煌毗尼藏主考》，《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

　　73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台灣，學生書局印行，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