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元代帝师寺与蒙古字学的一点佐证

　　有关元代帝师寺与蒙古字学的一点佐证

　　作者： 陈立健

　　[摘要]《至顺镇江志》是仅存的少数元代地方志之一。作者俞希鲁，镇江人。该书记载了元仁宗、元英宗时期元朝在全国各个路、府、州城为纪念八思巴而建立帝师殿的史实，以及镇江蒙古字学的教学和管理情况。从其有校址、有师生、有课业、有知识传授的学校，可见当时八思巴创造的蒙古字学已推广到郡一级。这些都对藏族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国家或者政权的最高主宰—帝王的崇奉和支持，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延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佛教在中国也遇到过“三武一宗”的禁佛运动，因帝王君主的反对而使佛教的发展中途遭遇到重大的挫折。此诚如古人所总结：“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

　　宋代党项人建立了西夏王朝，在崇信佛教方面超过以往各朝代，开始任用佛教高僧担任国师和帝师。据学者们近年来的研究，西夏的国师和帝师之中，有不少人是藏族的僧人，他们或者出身于西夏统治下的吐蕃部落，或者是从乌思藏、康区等地受西夏王室的迎请到西夏去传法和供职的。到蒙古汗国兴起，成吉思汗率军攻打西夏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藏传佛教在西夏地区的巨大影响，颁布过优待藏传佛教僧人的“扎撒”。元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受命统治西夏故地后，于1244年邀请藏传佛教萨迎派高僧萨迎班智达前往凉州会晤，1247年初他们在凉州的会谈，奠定了西藏统一于祖国的大业。其后，萨迎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在1253年忽必烈奉命南征云南大理而驻军六盘山时，因忽必烈的召请而前往六盘山会见，以萨迎派传人的身份和渊博的学识受到忽必烈赏识。1260年，忽必烈登上大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领天下释教。之后受忽必烈之令创制大元国字，升号为帝师。自此开始，元朝各代皇帝均以藏区高僧为帝师（多为萨迎款氏家族之人），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帝师制度。

　　有关帝师的由来和历任帝师生平业绩以及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在元代使用的情况，专家学者们都曾作过详细研究和论述，对其中大部分的问题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不过，随着新的史料的发掘和出版，对一些以前比较模糊的认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下面笔者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中的《到顷镇江志》中有关帝师寺与蒙古新字方面的记载加以说明，以冀能对前人的研究有一旁证的作用。

　　镇江市地方志办公室在《至顺镇江志》的弃言中说，《至顷镇江志》是仅存的少数元代地方志之一，作者俞希鲁，镇江人，是元代“京口四杰”之一，“学问浩博，淹贯群籍”，并特别指出：“本志在众多的古地方志中，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特点。首先，它很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如当时的土地分配、赋税的征收、土产贡物等，书中均有详述。其次，它还记载了基督教徒（也里可温）和伊斯兰教徒（回回人）在镇江的事迹，以及驱口人数等，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某些特点，是研究我国宗教史、民族史的重要资料。对此，外国学者亦极重视，早在20年代就有人利用本志来印证《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对于藏族史的研究来说，《至　顷镇江志》的价值则在于它更加清楚说明了元仁宗、元英宗时期元朝在全国各个路、府、州城为纪念八思巴而建立帝师殿的史实。据吴澄的《抚州路帝师殿碑》，“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师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颁特旨。圣心眷注，律加隆于文庙，不与其余不急造作同”。从中可以看出在元仁宗时起，就颁旨命全国兴建帝师寺，而且规格上要超过文庙。但元代大量记载表明，各地奉朝命建帝师殿、寺，是在元英宗时期。镇江地区建造帝师寺就是在“至治元年秋八月，郡奉诏立寺祠帝师。越明年五月，寺成，刻石纪绩”。而《至顷镇江志》的特别之处，则在于具体记载了兴建帝师殿的主持人员和帝师殿的规模，其中的文字说：“维时郡达鲁花赤中大夫臣朵儿赤实敬往厥事，总管中议大夫臣毛庄，暨同知奉议臣萧处默、府判奉直臣瞿仲、推官承直臣李谦、经历承事臣韩郁、知事将仕臣许公正，烙慎共亿，爱巫爱卜，营于城南瞰。备物致用，骏奔王作。分命录事司达鲁花赤臣伯颜、丹徒县达鲁花赤臣亦的不花、丹阳县达鲁花赤臣赞寿、金坛县达鲁花赤臣罗里、丹徒县主簿臣教化，各率其工，若民以致，事无敢后。”根据《至顺镇江志》关于历任官员的记载，以上的人员中朵儿赤是维吾尔人，毛庄是籍贯大都的汉人，萧处默是籍贯广平的汉人，瞿仲是籍贯单州的汉人，李谦是籍贯益都的汉人，韩郁是籍贯东平的汉人，许公正是籍贯东平的汉人，伯颜是蒙古人，亦的不花是维吾尔人，赞寿是钦察人，罗里是回回人，教化是籍贯南阳的汉人。从参与兴建帝师殿的官员的民族成分，也反映出元代江南的官员由多民族组成的特点。关于帝师殿的规格，虽然学者们已经熟知其规格视儒家的祖师孔子有加，并因此使得后来的许多汉族文人为之不平，但是各地的帝师殿的具体规模大到什么程度，还没有见到过具体的记载。而《至顷镇江志》记载镇江的帝师殿在府城内范公桥东南，是镇江南仓的旧址，“其面势：左山右河，市拱林卫，雄秀而丰厚。其制度：门庞殿堂，有严有翼。其室高明而宏深。凡屋五十亩，其地四十九而有奇”。这样的房屋占地50亩，园林面积将近50亩，总面积达100亩的大寺院，集中镇江府的几个县的力量，“作二十有九旬乃成”，也就是用了9个多月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关于蒙古新字的由来及特点，此镇江石刻辞中详尽记载有：“维皇元肇造区夏，字书未有创制，在世祖皇帝时，巴思拔帝师协赞圣漠，爱始撰作，本西番书，纲纪音画，音以为宗。而字有母，轻重浊清，损益降升，母子根干，文生字成。字约音传，四变而极。衡纵贯通，其施弗穷。于是刻之玺宝印符，笔之诏令文议。”这里的八思巴帝师所创制的蒙古新字是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和汉语语音并仿汉文方体字型加以改造，制成41个字母，至元六年下诏颁行，定为“国字”。此后，凡诏救及诸王后妃令旨"赘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书事目等，规定都要用蒙古字书写，凡为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机关都设了蒙古必阁赤。大都设蒙古国子学（上都设分学），诸王位下、各蒙古千户及各路均设蒙古学校，用蒙古字译《通鉴节要》等典籍作为教材推广教习。在地方上的蒙古字学成为必修之课。

　　关于地方上的蒙古字学的情况，《至顷镇江志》也有几处记载，可以加深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在讲到元代镇江的学校时，《至顷镇江志》说：“皇元尊崇圣教，修完庙学，备形诏旨。然昔之为学也一，今之为学也增其三焉：曰蒙古字，曰医，曰阴阳。所肄之业不同，其于严师弟子之道，以相授受，则亦未始不同也。”　这也就是说，元代镇江的蒙古字学也是有校址，有师生，有课业，有知识传授的学校，可见当时蒙古字学已经推广到郡一级了。镇江地方的蒙古学校则因地方狭小而移到了范公桥南的帝师殿中，正是元至治年间所修的帝师寺之处。“蒙古字学，在范公桥南帝师殿内，旧在正赐库巷。至元二十一年，改宋总干厅屋为之，规槛狭小，不足以容弟子员。至顺二年移置此。至顺二年奉圣旨，节文：学校房舍，在前尝令有司拨付，如今依各处已行起八思麻帝师殿宇，就令于内训教。未经起合殿宇去处，有司依上拨付。所据生员饮膳，拨与系官荒闲田土。”　朝廷为了解决蒙古字学校的房舍将帝师殿先利用起来，对没有修出帝师殿的有司必须拨房舍解决之，并将荒闲田地拨给蒙古字学校以解决其饮食来源。移至帝师殿后，就更便于对帝师的尊崇了。“延枯三年六月，先皇帝采扼群言，博议朝著。王视功载，锡之荣号，作庙勒碑，月渴岁祭，通乎天下。”④可见对帝师的褒崇已经有些超出了儒家对孔子的尊崇程度。

　　在记载元代镇江的地方官员时，《至顷镇江志》列入了学职一节，即记载蒙古字学、儒学、医学、阴阳学这四种学校的历任的教授和学正、学录等教职工（元代学校的教职工是归入到地方官员的系统中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职人员之前，《至顷镇江志》议论说：“（北）宋庆历中，令诸路、军、州，各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更置县学。教授之职，则委运司及掌吏择幕僚、州县官或举人有德艺者充。（南宋）熙宁中，并从中书门下选差，于是教授始命于朝。皇元乐育英才，儒学之外，又置蒙古字学，以阐同文之化。至于医家者流，阴阳家者流，亦莫不有学，皆设教授，以训迪后进。文治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国字在诸字之上，故以冠于三学之首。”作者在这里明确说明了元朝创制蒙古新字和设立蒙古字学的用意，蒙古皇室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在文化上不能不尊崇孔子和儒学，争取汉族儒士参加国家的管理，但是又不愿意造成汉族的儒家在文化教育上的绝对的优势地位，于是就借助西藏的高僧八思巴来创制蒙古新字，将其定为国字，并设立蒙古字学，以期打破儒家的文化和教育上的垄断地位。元朝还加入医学、阴阳学，将原来在民间师徒传授的学问由政府设立学校管理起来，其用意也是要打破儒家在教育上的垄断地位。元朝的这些措施，虽然并不一定达到了“阐同文之化”、“文治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的预期目的，但是它对中国语言文字学、医学等学术的发展，无疑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至顷镇江志》还记载，“至元八年，（蒙古字学）随路设教授，择民间之俊秀者充，生员应举中选，仍授官职。官员子孙弟侄堪读书者，并听入学。今教授之下，复设学正。镇江以下路，例设生员二十五人。”镇江路管县不多，所以属于下路，是规模较小的路，其蒙古字学额定25名学生，但是如前所述，至顺二年仍以原址狭窄而迁移到帝师寺，并且拨给官荒闲田，以解决学生的饮食生活，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蒙古字学的学生应该是在学校住宿并由学校供给生活的。

　　至于蒙古字学的教职人员，《至顷镇江志》记载镇江蒙古字学的教授有：“程谦（原注：字受益，教授之设，自谦始。后仕至两淮盐运副使）李伯颜察儿薛彻只笃（原注：字平叔）高世英鹿忽都不花郭亨何哈）[八台”，学正有“张包先（原注：又名志学，字时敏）俞俊（原注：字子俊，松江人）”。这就清楚地说明，在元代全国各地的蒙古字学中担任教授和学正等学官的人员，并不完全是蒙古人、藏人、西夏人等少数民族官员，还有一些汉人，甚至籍贯是江南的汉人，也参加了蒙古字学的教学和管理工作，蒙古字学在推动元代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方面，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这几处地方志上的记载来看，忽必烈即位之后，鉴于辽与金朝都制有“国字”，于是诏令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代替原先借用畏兀字拼写蒙古语的窘境，并推广到全国使用。在推广过程中，元廷想借树立创制蒙古新字的帝师八思巴的威望，修帝师寺并令全国“月渴岁祭”，以达到推广“国字”来政通令行的目的，同时也似乎有崇帝师八思巴以取代汉地儒家孔夫子之嫌。虽然元代之后，这种新文字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但从地方史料中我们可看到当时为推广这种新的文字，元朝中央政府所作的种种努力，至于当时推广使用时具体实施的效果情况如何，还有待于再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