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前期南北佛教的交往

　　论东晋前期南北佛教的交往

　　周健 许昌师专学报

　　本篇论述从东晋建立到前秦灭亡这一阶段南方和北方佛教界的互相交往。在后赵时，南北佛教界就有了联系。后赵灭亡后，释道安僧团南下，对东晋佛教发生了重大影响。释道安在襄阳和关中以及前凉建立了友好关系，从这些地区收集了许多佛经。他到长安后，和东晋的弟子们保持密切联系，前秦的译经很快传到东晋。

　　一、后赵与东晋的佛教交流

　　永嘉之乱，匈奴胡揭肆虐中原，民无憔类。中州士女相率过江。《晋书·佛图澄传》

　　称，永嘉五年(311年)，石勒屯兵葛陵，“专以杀戮为务，沙门遇害者甚众。”因之，北方僧

　　人也相继南迈，其中著名的有竺道潜、于法兰、于道邃，帛尸犁蜜多罗等人。魏晋佛教传统

　　转移到江南。

　　南北对立局面形成后，双方人民的正常往来被阻断。但是，北方僧人南渡却时或有之。后赵时期僧人南下可考者有康僧渊、康法畅、支敏度、竺法惠、康明感诸人。《高僧传》卷中《康僧渊传》云:康僧渊，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晋成之世与康法畅、支敏度等俱过江··一庚元规谓畅日……琅娜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戏之……

　　考此传日晋成之世渡江，又见王茂弘(王导)，王茂弘位居端撰，秉政京邑，则可知其至建康也。又见太尉庚元规，元规以晋成之初在朝，苏峻、祖约之乱(成帝咸和二年十月至四年二月，公元327年10月至329年2月)后，屡居外镇，故其渡江至京宜在苏、祖之乱平定前，即咸和初年(元年至三年)。

　　竺法惠是在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从篙山到襄阳，会预言和隐身之术，被征西将军庚稚恭杀害。《高僧传》卷10《竺法慧传)):竺法慧，本关中人，方直有戒行。人篙高山，事佛图蜜为师。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至襄阳，止羊叔子寺。不受别请，每乞食，辄责神床自随，于闲旷之路，则施之而坐。时或遇雨，以油被自覆，雨止，唯见神床，不知慧之所在，讯问未息，惠已在床。每语弟子法照“汝过去折一鸡脚，其殃寻至。”俄而照为人所掷，脚遂永疾。后语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当合过。

　　吾欲渡之。”仍行于畦畔之间。果见一公，将牛耕田，慧从公乞牛，公不与，慧前自捉牛鼻，公惧其异，遂以施之。慧牵牛口兄，愿七步而返，以牛还公，公少日而亡。后征西庚雅恭镇襄阳，既素不奉法，闻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预告弟子日:“吾宿寻至，劝诫眷属勤修福善。”尔后二日，果收而刑之。竺法慧所持之术。盛行北方，而江南罕见。此际佛图澄被石赵宠信，常施预言祸福和变幻惑人手段，以取信于石勒和石虎。西域胡僧多擅此道，竺法慧的老师名佛图蜜，盖亦是胡僧。这种怪异之术初为南人所轻，这从石凿齿称赞释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可以看出，后文讲到晋升平三年北方僧人单道开在建康受到冷遇，恐亦与此有关。但随着此种僧人不断南下，南方人渐渐接受此道，这从梁释慧皎在《高僧传》中立《神僧传》可以证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康明感尼等十人南下建康。《比丘尼传》卷l《康明感传》(2120·不康明感，俗姓朱，高平人，家世奉佛法，曾为虏沂俘，牧羊十余年。后遇一沙门，从受五戒及《观世音经》，逃回家后苦修三年，江北女子师奉如归。永和四年(348年)春，与慧湛等十人过江，投司空何充，充为造建福寺居焉。

　　后赵时期，南方人对北方心怀仇恨和恐惧。所以不见僧人北渡。但双方佛教界的联系却是存在的。《世语新语·假橘篇》云〔3〕:憋度始欲过江，与一伦道人为侣。谋日:“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憋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伦人来，先道少.寄语云:“为致意憋度，无义哪可立?治此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憨度，即支敏度。枪，《晋书·周处传》附《周J色传》云:吴人谓中州人曰‘枪，”，则伦道人当为中州僧人，枪人指中州人，可能是商人。这则材料说明，双方僧人通过其他诸如过江“枪人”这类媒介保持联系。不过，这种联系不会很密切，释道安僧团南下以后，南北佛教联系才趋于密切。

　　二、释道安僧团的南下及影响

　　后赵灭亡后，北方连年战乱，许多僧人栖逗无所，最终逃到南方。《高僧传))卷9《单

　　道开传》:单道开，姓孟，敦煌人·“…绝谷饵柏实，柏实难得，复服柏脂，后服细石子。一吞数枚，数日一服，或时多少雌抹、姜椒，如此七年。后不畏寒暑，冬温夏凉昼夜不卧··一以石虎建武十二年(346年)从西平来，一日行七百里·“一至石虎太宁元年((349年)，开与弟子南度许昌。虎子侄相杀，邺都大乱。至晋升平三年(359年)来之建邺，俄尔至南海，后入罗浮山，独处茅茨，萧然物外。

　　单道开从前凉敦煌来到后赵，因预感后赵将乱，南度许昌，十年后来到建康。他在建康居留未久，便“俄而”至南海，可能因为其怪异之术，为京邑人士所轻，受到冷遇。可是几乎与之同时南下的释道安僧团。却对东晋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高僧传》卷5

　　本传记他们南下的原因云:安以石氏之末，国运衰危，乃西适牵口山。迄冉阂之乱，人情萧索·”一俄而慕容俊通进陆浑，遂南投襄阳。释道安南下时间，过去认为是东晋兴宁三年(365年)，近经朱雷老师考证，当是此前十年的永和十年(354年)(4]。释道安僧团南投东晋的活动，有四个特点:

　　第一，这个僧团集中了北方佛教界的精英。释道安是佛图澄死后北方最有影响的高僧，曾被石遵请居邺都华林园，取得了佛图澄继承人的地位。在石赵末年及其以后的战乱中，北方僧人栖逞无所，许多人团聚在释道安身边，流浪行化，其中的竺法汰、释法和、释僧先、释慧永、释慧远、释慧持，释法遇、释昙徽等人都道行高深。除这个僧团外，只有竺僧朗住锡泰山，稍有影响。

　　第二，这个僧团人数众多。据.《出三藏记集·释道安传》记载，释道安南下僧团有五百多人。《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云，在新野分张徒众后.释道安率往襄阳的徒众就有四百多人。这简直是北方佛教向南方的移植。

　　第三，这个僧团在东晋分布范围广泛。释道安率众居荆襄，慧永进庐山，法和人巴蜀，法汰下扬州，活动于长江全线。

　　第四，这个僧团对东晋佛教贡献甚大，在荆州，释道安的第子多有建树，释昙翼任江陵长沙寺纲领〔’〕，释昙徽在上明寺，“每轮一转，则白黑奔波。”〔“〕释道安本人受到晋孝武帝优诏:“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傣同王公，物出所在，(7)东晋僧人享此殊荣者仅其一人。慧永居庐山西林寺，也“门徒稍众; C87，为后来慧远居庐山打下基础。法汰率弟子四十余人，在江陵攻灭道恒所持心无义，然后沿江东下，《高僧传》卷5本传云:汰下都止瓦官寺，晋太宗简文皇帝深相敬重，请讲《放光轻))。开题大会，帝亲临幸，王候公卿，莫不毕集。汰形解过人，流名四远，开讲之日，黑白奔赴，士女成群。及诸察门徒，以次骄席，三吴负峡者千数·”…以晋太元十六年(387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诏日:“汰法师道播八方，泽流后裔，奄尔丧逝，痛贯于怀。可膊钱十万，丧事所须，随由备办。”孙绰为之赞日:“凄风拂林，鸣弦映壑。爽夹法汰，校鹤无作。汰弟子县一、县二，并博练经义，又善老易，风流趋好，与慈远齐名·“一汰所著义疏，并与那超书《论本无义》皆行于世。

　　释道安僧团传教的另一个地区是蜀地。新野分张徒众时，道安令释法和入蜀。蜀地曾是巴氏李氏所据，又是道教渊效，李氏曾以道教徒范长生为相。故而蜀中佛教少人信向者。法和人蜀，应有笨路蓝缕之功。《高僧传》卷5本传云他“因石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二十五年后，道安入长安.法和也辗转人秦。到蜀中传教的还有道安弟子释昙冀，《高僧传》卷5本传云他在纲领长沙寺之前，“经游蜀郡，刺史毛球深重之，为设中食，躬自瞻奉。见翼于饭中得一粒谷，先取食之，球密以敬异，知必不孤信施。后得晌米千解，翼受而分施。”

　　三、释道安在襄阳“仪轨西北”

　　《高僧传》卷5《竺法汰传》记法汰在新野时云:“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望矣。至于高会净国，当期之岁寒耳，”于是执手涕泣而别，这里说道安“仪轨西北”，透露了释道安南下之前即已有意与西北地区建立联系。西北的关中、前凉直通西域，是西域佛教传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佛法悠久而盛行，而襄阳毗邻前秦，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南引湘江之水，北入宛洛之路，是交通咽喉，四方辐较，襄阳与前秦间存在有频烦的边境贸易，商业联系达于姑藏。《晋书·符健载记》记载，永和八年(352年)符苦在“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释道安驻锡于此，不仅便于与益州的法和和扬州的法汰互通声气，而且也便于与西北地区建立联系。《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记载，他在襄阳时:符坚遣使送外国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经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一时符坚素闻安名，每云“襄阳有释通安，足神器，方欲致之，以辅肤躬。”

　　释道安也很重视符坚的礼物，“每讲会法聚，辄罗列尊像，布置幢蟠，珠佩晖烟华乱发。”〔9〕释道安甚至和前凉也建立了联系。《出三藏记集》释道安《渐备经序》称:昔凉州诸道士释道教、竺法彦，斯二道士，并皆博学。可见他对前凉佛教界也有了解。在当时政权隔离的情况下，互市贸易勾通了姑减经过长安到襄阳的佛教联系。《出三藏记集》卷9《<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云:·“…此同如葱常等凉州来琉，正似凉州出，未详其故。或乃护公在长安时，经未宜流，唯持至凉州，未能详审。泰元元年岁在丙子五月二十四日此经达襄阳(注:应是长安之误)，释慧常以酉年因此经寄互人康儿，辗转至长安，长安安法华遣互市人送至互市，互市人送达襄阳，付沙门释道安。襄阳时有斋僧三百人，使释僧显写送与扬州道人竺法汰。《渐备经》以泰元二年十月三日达襄阳，亦是慧常等所送，与《光赞》俱来，顷南乡人留焉，故不与《光赞》同至。《首楞严》》、《须赖》井皆与《渐备冲俱VI t谅州道人释慧常，岁在壬申，于内苑寺中写此径，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22·从凉州到襄阳，途经前凉、前秦和东晋三国，前凉僧人释慧常抄写《光赞》、《首楞严》、《须赖》和《渐备》四部经，托互市人康儿送到长安，长安安法华派互市人送到长安互市、长安互市人又送到襄阳。这批佛经。，同在酉年寄出(即晋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光

　　赞》、《须赖》和《首楞严》于子年(即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到襄阳，《渐备经》晚一年，于太元二年(377年)，途中历时约有五年。

　　释道安从西北地区收集了许多佛经。他在襄阳撰写《综理众经目录》，其中《凉土异经录》收集凉州地区异经59部，《关中异经录》收集关中异经24部。《出三藏记集》卷5《安公注经录》云，安公撰此经录，“遇残出残，遇全全”，即谓安公所录诸经，无论残缺，皆经寓目，乃得入录，致于仅据耳闻者，则不人录。因此这些来自凉土和关中的佛经，安公都曾亲自过目，而不是仅有经名或道听途说。

　　四、释道发在长安时与东晋的联系。

　　东晋太元四年(379年)，前秦攻陷襄阳。释道安被舆送长安，住五重寺。符坚常相临问，同肇出入。长安道俗，咸以为师。《高僧传》卷5本传云: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赎者，皆依附致誉……坚救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日:“学不师安，义不中难。”是时符坚兼并前凉，开通了河西走廓，长安城中，荟萃了西域胡僧，大译佛经。安公以宗师身份，在译经工作中，总校群经，推敲异同，标宗立序，故前秦译经亦云“安公译经”。安公直到太元十年(385年)去逝，一直居住在后秦。

　　释道安在襄阳被围时，分遣弟子，各随所之。他的大部分弟子仍留在东晋，但也有随他到后秦的。《高僧传》卷5《释道立传》云释道立“后随安入关，隐覆舟山，独居别处，不受供养，每潜思入禅，辄七日不起。”在蜀中传教的释法和听说襄阳被寇，也辗转入关，与道安一起参预译经，道安死后，他又移居东晋洛阳，最后死在后秦。道安的另一弟子释县戒也到了长安。《高僧传》卷5传云，“南阳人··一伏脚安公为师·“…晋临川王甚相知重……戒日:‘吾与和上(道安)等八人同愿生兜率。和上及道愿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愿耳。’

　　““二遂奄尔迁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据卷5安公本传，安公葬于长安五级寺。则县戒也到长安。 释道安在长安，仍然指导着东晋的弟子，和这些弟子们保持着密切联系。《高僧传》卷5《释法遇传)):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绒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日:“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踢o"UA命维那鸣柏集众，以杖筒置香凳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枚筒中。时坡内道俗，无不叹息，因之敬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日:“吾人微141短，不能率众。和尚虽隔在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

　　释慧远也和道安联系密切，《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安常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口:“若所说不甚远理，愿见瑞相。”乃梦见胡道人，头白眉毛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通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时设食。”后《十诵律》至。远公乃知和尚所梦宾头卢也。于是立座饭之，处处成则。释道安在长安做梦之事，慧远却能知道，说明他们经常互通声息。

　　江陵的士女把道安视作偶像，常向他的图像致敬。《高僧传》卷5《释昙徽传》云，释昙徽在道安入前秦后 常顾解有所从，乃图安形，存念礼拜。于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萨(道安)。释道安主持的译经，有些也很快传到东晋。《出三藏记集》卷11竺昙无兰((大比丘三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云:兰自染化，务以戒律为务。昔在庐山竺僧舒许得一部，持之自随，近二十年。每一省寻，恨文质重，会昙摩持(侍)所出戒，规矩与同·“…晋太元六年(381年)岁在辛六月二十五日，比丘竺昙无兰在扬州丹阳郡建康县谢镇西寺，合此三部戒，到七月十八日讫。故记之。竺昙无兰在太元六年(381年)于扬州建康县“合此三部戒’，，这三部戒其中一部是他二十年前在庐山竺僧舒处所得，另两部戒是“昙摩侍所出戒’，。昙摩侍于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年)受释道安之命，翻译((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和《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竺昙无兰所说的两部戒是这三部戒中的两部。释道安和东晋境内弟子联系密切，经常遥控指导，这些佛经可能是他寄去的。《阿毗昙心》也传到庐山释慧远。《出三藏记集》卷10未详作者(当为慧远)《阿毗昙心序》云:

　　昔释和尚在关中，会鸡摩罗跋提出此径，其人不闲晋语，以伪本难译，遂隐而不传;至于断章，直云修妨路。及见提婆，乃知有此惕。以渴检前所出，又多首尾隐没，互相涉入，译人所不能传者，彬彬然。是以劝令更出。慧远见提婆，是在太元十五年(390年)，则此前《阿毗昙心》早已传到慧远。

　　余论

　　前秦僧人与东晋僧人的交往，主要表现在释道安与其弟子们的交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

　　僧人的交往，如释慧达从北方到南方游化，《高僧传》卷13《兰慧达传)):

　　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西河离石人，少好田猎。年三十一，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狱苦报，见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师，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既醒，即出家学道，改名慧达。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朱。晋宁康中(373-375年)，至京师……后东游吴县，礼拜石像·一吴中士庶磋其灵异，归心者众矣·。·…顷之进适会稽，礼拜塔……后不所之。

　　释慧达从北方并州到江南，一路礼拜悔过。这表明东晋和前秦佛教交往是很广泛的。《太平宇记》卷35《关西道丹州宜川县》条云，“废可野寺在县北十五里，古老相传刘萨河坐禅处，胡呼堡为可野。”则释慧达在北方也很有影响，并州曾是匈奴故地，匈奴姓刘氏者颇多，刘萨河极可能就是匈奴人，这则材料说明，除了上述释道安等人的活动外，南北佛教交流是持续而广泛的。正因为如此，在释道安南下东晋以后，南北佛教出现了一次大融合，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正如众所周知，是释道安的学说、著述以及所制定的僧伽寺规为南北共同尊奉。东晋太元十年(385年)，释道安于长安迁化，前秦也同时灭亡。东晋十六国的历史告一段落，南北对立的局面进一步巩固，然而佛教领域的南北关系却依然紧密。本篇勾画的南北佛教交流的一些面貌，还可提示出，在南北政治对立情势下，佛教对于维持和发展对立双方人民的联系，起到了特殊作用。

　　注释

　　（1）（7）（9）《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汤用彤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

　　（2)《大正藏》史传部。

　　（3)余嘉锡校注本。

　　（4）朱雷《释道安南投襄阳行年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6期。

　　（5)《高僧传》卷5《释昙翼传)}c

　　（6)《高僧传》卷5《释昙徽传);o

　　（8)《高僧传》卷6《释慧永传》。

　　（10)《大正藏》目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