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之深邃，生活之简朴，思考之清醒

　　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现代语汇中只是一些生僻的单词。但季羡林以此起家，却贯通古今，终成学术之大格局。在其晚年盛誉的顶峰上，他研究之深邃，与他生活之简朴、思考之清醒一起，成为现世神话的一部分。

　　7月11日上午，随着季羡林离世，“未名四老”——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已全部远去。而在四个多小时前，另一位大学者、中国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也在医院病逝。“这些大学者的去世，代表了一个学术时代的过去，他们这代人对学术的专注、研究学术的态度与方式等值得我们借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表示。季羡林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则表示：“他的去世是一个社会文化事件，应该说对学术界、对文化界都是一场‘地震’。”

　　早些年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罗语研究等领域均有不凡成果，晚年季羡林又提出“大国学”一说，提倡在世界文化背景中理解中国文化。“季先生这样说，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在接受CBN采访时说，“因而对于季先生，也要以大眼光来看，他本来就是博通中外的人。”

　　7月12日，CBN记者来到举行追思会的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讲堂外的广场上，已排满前来悼念的人，人们戴上白花，来送季老一程。其中既有北大师生，也有慕名而来的校外人士。悼念仪式现场的留言册上，写满了“万世师表、泽被后世”、“大师风范”等等悼词，还有稚嫩的笔触写着“季爷爷，我们永远爱你”。

　　大国学

　　晚年的季羡林，提出“大国学”概念：“我们现在称的‘国学’倾向于儒学范畴，但季先生所说的‘大国学’除了已有的文化外，还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还有中国向世界学习并中国化了的文化。在他晚年无法进行艰深的专业研究的情况下，季老一直都在思考这些大的命题。而他的思考对我们认识最迫近的文化现实都是很深刻的提醒。”钱文忠在接受CBN采访时说。

　　“季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大国学’并不是他对学术文化唯一而且不是主要的贡献。”李学勤说，“大国学”之所以有特别的意义，在于现在国学热、许多人反省传统文化、提出振兴其中悠长部分，“季先生提出的观念，是要提醒大家，在提倡优秀传统的同时，要与整个世界的文化历史背景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不是封闭、孤立的，向来与外界文化互相吸引、影响、沟通。他提出的概念，不仅对中国历史，也对世界历史有意义。”

　　在八十余岁高龄时完成的《糖史》，即是一部跨文化交流的作品，将华夏文明置于文明交流的背景下研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德文时，就发现了sugar、Zucker、suere、caxap（为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糖”）之间的微妙关系。1981年，一张曾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P3303的敦煌卷子，辗转到了季羡林手中。竟是一张有关制糖术的残卷！季羡林惊喜莫名，此后历十余年研究，用大量事实证明：一千多年来，糖和制糖术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

　　就像《糖史》，只有借助广阔的视野看待，才会发现它被学科划分所隔开的、浓郁的文化内涵。季羡林的一生研究横跨印度古代语言、印度文学、中外交流史、国学典籍等，主持了《东方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等书的编撰，翻译了《罗摩衍那》等作品。这一路的研究看似杂乱，放在“大国学”的框架下，却无比清晰。在李学勤看来，相对于西方化概念的“东方学”，季羡林研究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意义上的“大国学”，他“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与西方人的东方学，立场完全不同。

　　朴实、谦逊

　　“季老是个很有平民意识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上他是特别朴素普通的，但是也有一些很‘怪’的细节，很矛盾但是也很可爱。譬如他从不借书给别人，宁可买了一本送给你也不借，书房里有毛笔亲手书写的‘此屋图书不得携出’。但是他又很慷慨，譬如保姆要学习，他会努力给介绍学习机会。”钱文忠说。

　　朴素、寻常，可能是多数人对于季羡林的印象。在季羡林依旧居于朗润园的日子里，他屋子的灯光常是北大中最早亮起的，他在校园中散步的苍老而平实的身影，让许多人记忆深刻。在季羡林执掌北大东语系时，西班牙语翻译家赵振江曾担任过北大西语系系主任，曾经与季老有过不少交道。在追思会现场，他谈起与季老生前的交往，颇为唏嘘，“他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非常和气。”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鲁迅文学奖，他被延请担任翻译文学奖评委，“临了发现我还不是作协会员，让我赶紧找介绍人，‘火线加入’。季先生就做了我的介绍人，介绍我加入了作协。那时候他还住在13公寓，就是门口有‘季荷’那里，老先生特别认真，‘那我可得好好给你写’，写完了还特意挑了一个他觉得最好的图章盖上。”

　　年过八十的李学勤自称是季羡林晚辈，在他看来，他们学科不同，要向季羡林学习的，除了研究成果，主要是“方法、眼界、路数”。“季先生的眼光宏远，具体工作严谨、细致。譬如说《糖史》，题目很小，但内容很广泛，而广泛的内容中的细节，又非常严谨，这是他八十多岁天天泡图书馆的成果。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这就是一个人的学术精神。”

　　任继愈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毛泽东曾评价他“凤毛麟角、人才难得”。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70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

　　20世纪50年代，任继愈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等。

　　他的另一大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包括《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同时，他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7月11日4时30分，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