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坛经》是“最初”的《坛经》吗？

《坛经》是禅宗六祖慧能（638—713）的语录，由他的门人法海结集而成，为研究慧能思想的根本典籍。《坛经》问世之后，即有多种本子同时存在，其间虽有详略之分，但无真伪之别。自从20世纪初发现了敦煌写本《坛经》，因其内容与现行几种版本的《坛经》有不少出入，于是在中外学者间出现了肯定敦煌本《坛经》而否定其他版本《坛经》的倾向。有的说：“在《坛经》各本当中的敦煌本为最古，它是后来各本《坛经》的基础。”（宇井伯寿著、杨曾文译：《坛经考》，载1980年第4期《世界宗教资料》）有的说：“煌敦写本《坛经》是《坛经》最古之本。”（胡适：《神会和尚遗集》卷首第10页）还有的说：“最初《坛经》只有一个本子，就是法海当时的记录本，也就是后来的《煌敦写本》。”并贬斥敦煌本以外的《坛经》都“搞了一些画蛇添足、贩运私货的勾当。”（见《隋唐佛教》第534、535页）等等。

《敦煌写本坛经》当真就是慧能所说、法海所记的《坛经》“最古”、“最初”的范本吗？从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的观点出发，我认为不能那样下结论。

我们先从《坛经》版本的历史源流，看看敦煌写本《坛经》是不是“最古”、“最初”的本子。

慧能的《坛经》，除了敦煌本之外，还有“惠昕本”（公元967年刊）、“契嵩本”（公元1056年刊）、“德异本”（公元1290年刊）和“宗宝本”（公元1291年刊）等。惠昕等人都说他们所刊《坛经》是根据一种“文繁”的“古本《坛经》”校勘编定的：①惠昕在《六祖坛经序》里说：“故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为《坛经》，流传后学。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余……于思迎塔院，分为二卷，凡十一门，贵接后来，同见佛性者。”（见1944年《普慧大藏经》本第1页）其时在宋太祖乾德五年（967），上距慧能入寂之年（713）二百五十四年。

②宋郎简《六祖坛经序》说：“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同上，第3页）时在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上距惠昕本九十九年。

③德异《坛经序》说：“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全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与诸胜士，同一受用。”时在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距契嵩本二百三十四年。

④宗宝的《坛经跋》则说他“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讐，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宗宝本与德异本仅一年之隔，上距慧能入寂之年五百七十八年。

从以上四条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慧能逝世到宗宝本《坛经》问世的五百七十八年间，《坛经》的发展演变并不像中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即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等；而是一个由繁到简，又由简复原的过程，即古本（或曹溪原本）——惠昕本（或类似之本）——敦煌本（或类似之本）——契嵩本（复原本）。这个由繁到简、由简复原的过程，通过对资料的考察，证明它实际上是存在的：惠昕说“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郎简又说《坛经》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如此说来，郎氏所见之本，很可能就是一种类似后来在敦煌发现的本子。契嵩获得的“曹溪古本”，“璨然皆六祖之言”，应当相信郎简的话是可信的，不会是“诡称”。从惠昕到契嵩，都说他们见到过曹溪古本《坛经》。我们知道，曹溪是慧能生前安禅、开法、传衣之地，也是他身后衣钵、真身所在之处，而且集录《坛经》的法海就是曹溪（曹溪在今广东曲江县境内）本地人，《坛经》也是在曹溪结集的。在曹溪或者邻近的地方发现“曹溪古本”《坛经》，完全是情理中事。我们不能想象，慧能的门人能够千方百计地保存慧能遗存的衣钵、真身等法物，而不同时珍藏慧能唯一的开示——《坛经》原本。

从慧能逝世时起到宗宝本《坛经》的问世，有文字记载发现的古本《坛经》就有四次之多。被英人斯坦因携去的《敦煌写本坛经》，至1928年前后始由日人矢吹庆辉将其影印本寄赠胡适，距慧能的寂年已经一千二百五十一年了。据宇井伯寿的研究，《敦煌写本坛经》，“从笔体来看当是唐末宋初（公元960年前后）的”遗物。资料证明，就在敦煌简本传抄的同时，惠昕已经发现了“文繁”的古本《坛经》。我不知道有关学者凭什么理由只肯定距慧能逝世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后发现的《敦煌写本坛经》才是《坛经》的“最古”、“最初”的本子，而否定那些在慧能逝世后二百年到五百年间几次发现的《坛经》古本都是“自欺欺人”的“私货”？在地处曹溪万里之遥，时距慧能千载之后，犹能在鸣沙石室发现一本残缺不全、错字连篇的写本《坛经》，试问：在六祖禅宗风行之地，慧能真身衣钵所在之乡，惠昕、契嵩等人在六祖逝世后二、三百年中，就几次发现过内容翔实的“古本”《坛经》，这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敦煌本《坛经》既是唐末宋初之物，其中又明明写有四代相传的人名，又怎么能说是“最初”的原文呢？

从上面提到的有关资料看来，在曹溪或者在它邻近的地区，确实是存在一种“文繁”的古本《坛经》的（有时称为“曹溪原本”）。这个事实不但已经从《坛经》本身流传的历史记载中找到了正证，还可以从宋以前的禅宗史料中找到旁证。

1.现存禅宗史料中最早提到《坛经》的人大概要算南阳慧忠（卒于775年）禅师。他说：“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谈，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传灯录》卷二八）慧忠发出这些慨叹大约是在慧能逝世以后五十年左右，可能指的是南方禅门的情况。

2.韦处厚（卒于828年）作《兴福寺内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说：“在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耀莹珠。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矣。”（见《全唐文》卷七一五）这是指慧能寂后一百年左右中原地区禅门里发生的情况。

这两条资料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在慧能逝世后即有《坛经》行世，二是在《坛经》行世之后就有“添糅鄙谈，削除圣意”，“橘枳变体”等现象发生；特别是可以澄清一个问题：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惠听是“窜改《坛经》的始作俑者”（《<坛经>对勘》第8页），而是在惠昕发现“古本”《坛经》的二百年前就有人“把他《坛经》改换”，使得“橘枳变体”。

由此可见，传抄于唐末宋初（960年前后）的《敦煌本坛经》，并非《坛经》“最古”、“最初”的原本，不是已经非常明白了吗？然而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国内外研究《坛经》的学者一方面用惠昕以下各本来改正敦煌本的错字漏句——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另一方面，当惠昕以下各本与敦煌本在内容上有出入时，就认为只有敦煌本才是正确的，其他各本的内容只要是敦煌本所没有的，就都是“恣意篡改”，“贩运私货”！这种态度就有欠公正了。如果没有惠昕以下各种版本的《坛经》流传于世，我们今天要想补正敦煌写本《坛经》的漏句错字，要想如实地了解慧能的生平和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

正像以上资料已经证明了的那样，我认为《坛经》除了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之外，还有一种“曹溪古本”《坛经》存在过（至少元代以前是这样），这个本子很可能就是现存的“曹溪原本”。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只要冷静而客观地考察，“曹溪原本”的来龙去脉，一定会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