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绍如来，近光遗法──试论玄奘法师的人生目标及其坚持

　　法　光　杂　志2001 年 8 月 , 第 143 期

　　远绍如来，近光遗法──试论玄奘法师的人生目标及其坚持

　 　吕安中

　　一、前言　　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佛经翻译家，他也是佛教宗派“法相宗”的创建者。观其一生事迹，皆以宗教活动为主，可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为求佛法，冒生命危险西行，去国近 19 年，跋涉 25,000 公里，足迹遍及西域及印度等 118 个国家；后半段则是为弘扬佛法而译经，翻译经书 75 部，共 1335 卷。　　有关玄奘的生平概要，论者很多，此处不必赘述。这篇短文的目的，是希望透过玄奘事迹的几个片断，点出他做为一个历史人物最特立独行的一面：早在 13 岁之时，他就已为自己立下了一生的追求目标，然后花了整整一生的时间去实践它。在实践的过程中，玄奘受到环境的挑战、俗务的牵绊，甚至面临生死的抉择，但他从未有过改向或踌躇，这个目标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要普渡众生。二、远绍如来，近光遗法　　玄奘一生所坚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慈恩传》中有一段，写玄奘 13 岁（612）在洛阳净土寺出家的经过，当时大理寺卿郑善果问他：“出家意何所为？”，玄奘的回答非常气派，他说：“远绍如来，近光遗法。”这八个字就是玄奘为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　　出家以后，玄奘在佛学领域里又摸索了 13 年，其间游历了河南、陕西、湖北、河南、四川等地，遍谒众师，结果发现中国的佛教义学山头林立，各地高僧对佛经见解不一，佛典系统混乱，译文也有许多文意不通之处。用玄奘自己的说法，是“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启谢高昌王表》）。如要“近光遗法”，就要先解决数百年来的争论与怀疑，玄奘认为只有回到佛教的根源处去探求才行。也就是效法法显、智猛等前辈，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留学，带回经典，再把它们正确、忠实地翻译出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此时的玄奘：“验之圣典，亦隐现有异，莫知所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　　于是，约 26 岁时的玄奘，在“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大方向中，为自己的发展找到了定位：西行取经，译而不着。三、漫漫长路，近二旬间　　有了目标，有了执行的次第后，积极主动的玄奘接着马上就展开行动。他在长安勤学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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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打听去印度的路途，锻炼身体，为留学做准备。他心中早有定见：日后学成，必将回国，投入翻译大业。一如后来他在印度那烂陀寺对恩师戒贤所说，他“愿以所闻，归还翻译”。虽然出国之时，他应当并无预知这一去竟需 19 年之久。　　玄奘在“取经──翻译”的路上，面对了不同的挑战和困难。两者的难题并不相同，“取经时期”是路途上沙漠恶地的行旅艰难，与西域诸国王的盛情挽留；而“译经时期”所要面对的，则是更为复杂，人情压力更大的政教关系。两者相较，似乎后者又比前者困难许多。但不论是取经、译经时期，玄奘坚持迈向目标的态度如一。先看取经时期的几则事例：1. 不顾国法，偷渡出境。玄奘决定西行之际，正是大唐和西域各国关系紧张之时，边关封锁，凡百姓出关，都要经朝廷许可。玄奘多次申请出关，都没被批准。但是他并未气馁，而利用朝廷因饥荒，准许人民到外地谋生的机会，混在难民当中，离开了长安。从长安一路经过秦州（甘肃天水）、凉州（甘肃武威）、瓜州（甘肃安西县），直到国境最西边境──玉门关外的烽火台，玄奘都是以被通缉的身分，为躲过边关士卒的盘查，偷偷摸摸地画伏夜行。本来同行的伙伴，如陪他出国的胡人石槃陀等，或因害怕被朝廷通缉，或因旅途艰难，都打了退堂鼓。出了玉门关后，只剩下玄奘独自一人，骑着老马继续西行。2. 流沙河里，生死抉择。玄奘偷出玉门关后，一人一马，在一望无际的莫贺延碛中行进。莫贺延碛又名“流沙河”，古书形容其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大风一起，沙层就像海浪一样席卷扑来，四方颜色千篇一律的是土黄色，地势高处，经几回风吹，就变成低谷，根本无法认清东西南北，只能靠驼、马粪便和暴露在沙外的尸骨为路标。在流沙河，玄奘遭遇到西行旅程中最困难的选择：当他失手，把水囊掉落地下，水流得一滴不剩时，玉门关在身后不远，前方则是一片永无止境般的沙尘，他可以选择回头，也可以继续前进。如果前进，那么自己大有可能会成为别人的“路标”。在这个生死抉择的关头，玄奘一度决定要回头到烽火台取水，在迟疑了一刹那后，他又决定继续前行，不到印度，绝不回头一步。幸运的是，就在他奄奄一息，快陷入绝境时，那匹老马找到水源，救了玄奘一命。3. 绝食高昌，为乎大法。高昌国位于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国王麴文泰喜好佛法，希望玄奘能长留高昌，还以遣送他回国，不让到天竺做要胁。玄奘的回答是：“玄奘来者，为乎大法，今逢为障，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留也。”为了表明决心，玄奘开始绝食。四天后，麴文泰发现玄奘气息渐弱，大感惭愧，便向玄奘行礼谢罪。两人还结为兄弟，约定玄奘取经回国时，要经过高昌住上三年。十几年后，玄奘原本可以从印度走海路回国，但为了履行和高昌王的约定，改走陆路。走到中途，才知道人事已非，高昌国早已被唐太宗所灭，麴文泰也已不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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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舍弃名望，回国译经。玄奘在印度留学的后期，羯若鞠阇国的国王戒日王在首都曲女城，筹办了一场论辩大会。戒日王请玄奘为论主，邀请各国国王共十八位、高僧三千余人前来辩论。结果，十八天过去，无人能辩赢玄奘。大会结束时，玄奘按照印度古礼，乘坐大象绕场游行，接受群众欢呼，并获得大众部及上座部佛学最高的荣誉──“大乘天”及“解脱天”名号。此时的玄奘，声震五印，名声地位达到顶点。就在印度声望最高之时，他反尔认为是回国的时机，谢绝了戒日王等人的挽留，决意起程回国。四、政教双关，应对裕如　　645 年 2 月，玄奘回到阔别近十九年的中国，总计从印度带回佛经 657 部。“西行取经，译而不着”目标，至此已完成一半。回国之后，玄奘便开始投入译经事业，但是，最大难题是：要译出如此庞大的经典，非得借重朝廷之力不可。因而，他与皇帝，尤其是唐太宗之间的互动关系就特别值得注意。　　唐太宗是位非常务实的政治家，一切皆从统治国家的角度出发，宗教被他视为是安定社会、纯厚民风的手段。因此，在处理政教关系时，唐太宗是从宗教的社会功能上着眼，儒、释、道三教并重，有控制，也有奉扬。虽然，从《贞观政要》中可得知，唐太宗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个人喜好应偏向儒术，但他仍大力褒扬佛、道二教。大抵在武则天之前，唐朝各帝都维持著「三教并重，多教共存”的宗教政策。　　玄奘做为一位国际知名、留学天竺归国的佛学大师，在中国这个“政在教上”的传统土壤上，必须与各教、他宗竞争，以争取政府的支持。玄奘很清楚，要完成译经大业，要与政权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但同时，为了能全心全力译经，又不宜涉入俗务太深。因此，我们看到译经时期的玄奘，靠着智慧，小心谨慎地游走在政治核心的边缘，他不时参加朝廷的应酬与社交，接受皇帝的慰问、赏赐，同时，又谨守着自己既定的目标，不使之偏离。也因此，玄奘常会有俗务太多，“诸缘牵乱，岂有了时”的感慨。他往往为了译经，“一入道场，非朝命不出”。　　玄奘与政治圈的互动，可由他呈给皇帝的表、启中得知一二。玄奘的文中，多有“伏蒙恩旨”、“诚深喜戴”之语。例如，改洛阳为东都时，玄奘不忘上书恭贺；为得唐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两次上表请序，得到序文后，再上表致谢。凡此种种，颇能看出他在面对政治权力时，经常施展出一些善于应对进退的柔软身段。也因此，有人批评玄奘是一个“很会巴结朝廷的人”，是一个没有风骨，屈服于政治权力的出家人。但是，从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看玄奘，可以知道，他并未在上书活动中求取个人的任何好处，他只是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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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着地，在复杂的政教环境中，凭借着自己在佛学界“取新补旧”的关键地位，使大局朝向“政治资源辅助译经工作”的方向去发展。对他而言，为求解除当代佛义混杂的状态，能主持千秋万世的译经大业，则一时政治上的弯腰，又算什么呢！　　从下面的两个例子，可看出玄奘面对政治权力时，有所拒绝，也有所妥协：　　首先，是玄奘曾两度拒绝为官。唐太宗曾多次召见玄奘，其中有两次，亲口要求玄奘到朝廷任官。第一次是在玄奘刚回国的 645 年 2 月，与唐太宗首度见面，两人相谈甚欢。太宗希望重用这位载誉海外、博学多才的高僧，便当面劝玄奘还俗，以佐朝政。玄奘则自比为水上的船，如果离开水到陆地上，不但发挥不了作用，而且会很快地腐朽；译经向佛，一样可以报答国恩。第二次是在 648 年 6 月，太宗再次提出任用的邀请，这次玄奘表示：天下在皇帝的统治下，已富足康乐，不需要一个小小的玄奘，以极力称誉太宗的功德来拒绝任官之请。从两度回绝仕宦来看，玄奘深知一生的追求，当在世间之外，就算是皇恩浩荡，天大的面子，玄奘仍未松口，坚持立场。　　其次，是玄奘为了“应付”唐太宗，而写出《大唐西域记》。这一点最能看出玄奘对政治权力妥协的一面。《大唐西域记》如今已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各国，以及中国西北重要的历史文献，内容包括了七世纪时前述各地共 138 个国家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水文等。其中仅 20 个国家，玄奘没有亲身去过。这套巨著，共 12 卷，由弟子辩机为助手，于 646 年 7 月完成。有趣的是，写这本书并非玄奘的本意，而是唐太宗基于政治、外交的考量，“要”玄奘写一本有关西域的亲历记。玄奘知道，译经非得朝廷支持才能完成，为达到这个长时间、高难度的目标，他决定在开译佛经的同时，由门人辩机为助手，以一年七个月的时间完成它，题献给唐太宗。正由于玄奘没有亲自执笔写这本书，使得日后学界会有“作者到底是玄奘，还是辩机”的争辩。五、愿以所闻，归还翻译　　玄奘自回国后，一直到去世的前一个月，无时无刻不投注在译经工作上。在朝廷大力支持之下，译经工作大有进展。长达 19 年的时间里，共译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瑜伽师地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七十五部经书，约为他从印度带回经卷总数的十分之一。论者认为，玄奘所译佛经包含印度空有两宗，兼具中观和唯识两系的佛典，且翻译忠于梵文版本，不仅意达而且辞雅，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大壮举。　　玄奘在翻译上能获得这么大的成就，除了本身洞晓佛典，精通汉文、梵文之外，绝不能忽略的是：大唐皇帝在弘福寺、慈恩寺及玉华寺等处所设立的译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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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场有大有小，整体而言，皆组织严密，有一套完整的分工制度和严谨的检查和工作程序。学有专精的助译，来自全国各地寺院，人数多时，可达千人以上。玄奘自任译主，负责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玄奘之下，共设有九种重要的职位：1.证义，负责解释梵文字义的正确性。2.证文，听译主朗读梵文，检验是否与原文不同。3.书字，将梵文名词音译成中文。4.笔受，正式将梵文经典译成中文。5.缀文，调整文句结构。6.参译，将译出的中文再翻译回梵文，检查是否符合原意。7.刊定，削除繁复的句子，使文字简练。8.润文，负责润色文辞。9.梵呗，朗诵译文，检查音韵是否悦耳，读起来是否顺口。　　玄奘译经，在数量上是空前绝后的。据统计，从隋开皇元年（581）到唐贞元 16 年（800）的 220 年间，共译佛经 2622 卷，玄奘一人就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另，中国佛教“四大译家”之中，鸠摩罗什、真谛、不空等三人译经总卷数，方约是玄奘的一半。故中国佛经的翻译，以玄奘为分水岭，之前翻译的叫“旧经”，玄奘以后翻译的称为“新经”。六、结语　　玄奘在 13 岁时就志向已定，“安危不贰其志，险夷不革其心”（唐‧魏征语）终生不悔，其间或有耽搁，但从不转向。从上举种种例子，实可感受玄奘那追求真理，永不妥协的精神。他“词论典雅，风节贞峻”（唐太宗语），有着与常人不同的人生目标，再加上不寻常的坚持与毅力，不管面对的是流沙河的死亡陷阱，还是对他恩威利诱的西域国王；不论是西行取经，还是回国译经，在每一个交叉路口，玄奘总是选择坚持走向自己夙寐以求的人生目标。　　玄奘在 664 年去世时，唐高宗大呼“朕失国宝矣！”但玄奘又岂是“皇帝的国宝”可涵盖的！他的志向、行为与意志力，已然超越国家和宗教的界线，也越过时间的藩篱；每个世代，都不断地有人记得玄奘。记得他在西域、中亚及印度留下的足迹，也记得那使他在历史长河留名的人格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