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刻经背景及重要价值

　　响堂山石窟中大面积的刻经出现，与北魏太武、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有直接关系。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之时，首先是在统治阶级上层传播，经过黄巾军大起义之后，佛教才得以大规模发展，深入到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并逐步成为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教之一。在佛教漫长的传播过程中，虽有它的兴盛和辉煌，但也有它的消沉和灾灭。公元446年的“太武灭法”、建德六年（577年）的废省佛教、唐代武宗（840—846年）的“会昌法难”，佛教经过这几次打击，历代名僧章疏文论，散失佚尽。各种经论，多遭湮灭。然而也正是这些法难，也迫使中国僧侣们创造出了保存佛经的新形式——摩崖刻经。摩崖刻经，就是把某部佛经的全书或其中一个章节刻于摩崖石壁上，石坪上，或书刻于碑石上，因为“缣竹易销，金石难灭”，便于保护、保存、流传。它是寺院、庙塔、佛像、经典等传教形式之外传播佛教的新形式，产生于北齐时代，响堂山便是摩崖刻经出现较早的地方。这一形式在我国延续了一千余年，不仅丰富了佛教传播的形式，也作为佛教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佛教重要遗迹保存下来，为研究佛教发展史、佛经刊刻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在我国的书法史上占有了重要位置。

　　北齐之时，佛教徒们在经受了一次毁像焚经的太武灭佛以后，可谓心有余悸，据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记载：“北齐南岳慧思，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密封崖壑中。”就在慧思“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北齐都城邺西部的鼓山之腰，唐邕已早已开始了镌刻佛经的计划。“眷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碟难求，皮纸易灭……山从水火，此方无坏”（《唐邕写经碑》），其根本目的是“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引铁山石颂），唐邕并立誓：“……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在响堂山唐邕刻经完成不久，即又遭遇到第二次法难——北周武帝灭佛。这次法难虽毁灭了很多经像，但唐邕的鼓山石刻佛经却安然无恙地保留下来，这就更好地启发了佛教徒开始从事刻经工程。由此便开启了中国大面积刻经的先河。

　　此后，唐邕于响堂山刻《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等四部佛经。其妃子赵氏也分别在山东和河北其他地方开始刻经。山东尖山保存有“经主尚书晋昌王唐邕妃赵”的刻经题记。河北涉县娲皇宫也是唐邕为其妃赵氏发愿所刻。这不仅印证了唐邕发一切愿尽勒名山的史事，也可看出响堂山石窟的刻经与全国刻经的关联和影响。

　　响堂山刻经书体多为隶书，基本上体现了北齐以写经体隶书为主要书法体的特色。最大特别是以楷法写隶间以篆意，用笔方圆兼顾，无较大起伏。撇捺的重按之笔意含蕴籍，笔势稳健极少开张，其书貌瘦不显枯，肥不丰腴，显然是楷隶篆相融合的精神实质。刻经中多有一些不常见的俗字，其中“万”、“无”等字，这些字竟与现行通用的简化字相同。受响堂山影响，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等也有相同特点。这对于研究我国书体的历史演变和书法艺术成就，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响堂山石窟刻经和其造像一样，刀法洗练清熟，为刻经锦上增彩，给人一种读之忘归、欲罢不能的意境。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及其书法艺术，无论对研究佛教史、佛经刊刻史、书法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清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也”，体现出了北碑的魅力。康有为又进一步为学书之人开列出了近二种可供临习参考的佳碑，其中就有响堂山的碑品五处之多。《集古求真》则称《唐邕写经碑》云：“书兼隶笔，然圆腴遒厚，实导唐贤先路。”此碑结字平稳，不尚奇险，字虽丰映，却没有所谓的“火气”。可见，响堂山石窟北朝刻经的书法艺术自古以来便备受学人的推崇。也当属我国古代名碑之列，也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