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僧最高 于山最古——慧远·净土宗

　　于僧最高 于山最古——慧远·净土宗

　　唐初高僧善导从道绰学净土教义，在长安光明寺传教，创立佛教宗派——净土宗。该宗以《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世亲《往生论》为依据，专念“阿弥陀佛”名号，以期“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故名净土宗，又称莲宗。由于其修行方法简便易行，所以中唐以后，曾广泛流行。9世纪间，传入日本，日僧法然依善导《观无量寿经疏》确立净土教义，遂开日本净土宗。相传，早在东晋时期，便有一位高僧在庐山率众共结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故被后世奉为净土宗初祖。他就是佛教领袖、一生“孜孜为道，务在弘法”的释慧远。

　　慧远（334~416年），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生于“世为冠族”的仕宦家庭。年十三随舅游学于河南许昌和洛阳等地，接触并熟悉了大量传统文化的典籍，“博综方经，尤善庄老”。二十一岁与弟慧持往太行恒山（今河南曲阳西北）皈依道安，听讲《般若经》，恍然大悟，认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遂与弟出家。皈依佛门后，“常欲总持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很快便精熟了般若学。自二十四岁起开始讲经，“引《庄子》义为连类”，融会贯通，使“惑者晓然”，大受欢迎。道安亦赞赏此法，特别允许他在讲解佛经时可以引用佛典以外的书籍来比附说明经义佛理，并常告说诸人：“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

　　东晋兴宁三年（365年），慧远随师南下至襄阳。时般若学“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汰在荆州养病，道安派慧远前去探视，适逢“心无宗”的代表人物道桓在荆州大力宣扬“心无义”。慧远就席向道桓发起数番攻难，以博学多识和机智善辩驳倒道桓，名声大噪。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苻坚攻襄阳，道安为镇守襄阳的朱序所拘，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慧远自此离开相随二十五年的恩师，率数十弟子南下广东罗浮山。太元六年（公元381年），途经浔阳，见庐山闲旷，足以息心，便停留下来，筑龙泉精舍以居。据说，这里距水源颇远，慧远举杖扣地曰:“若此可居，当使朽壤抽泉。”言毕，清泉涌出。不久，浔阳大旱，慧远又来到水池边诵读《龙王经》。俄顷，巨蛇跃池腾空，大雨滂沱。龙泉精舍由此得名。

　　随着慧远“学侣浸众”，龙泉精舍地狭难容。先期来山的同门师兄慧永看不过去，向江州刺史桓伊请求为慧远另建一座寺院。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建成，因在西林寺之东，故命名为东林寺。从此，慧远以东林寺为基地，“迹不入俗，影不出山”，聚徒创寺，修禅弘法，撰文立说，直至去世。

　　慧远在庐山三十六年，是他一生中积极从事佛教活动，形成独特佛教理论的最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他倾心于般若学，大力开讲《般若经》，创立了富有特色的中国化的佛学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部分是“法性论”。慧远的“法性论”认为，佛教的最高解脱境界——涅槃是以永恒不变为法性的，要得到这种不变的法性，就应该以体证涅槃为宗极。从“法性论”出发，他吸收中国传统思想中灵魂不死的宗教迷信观念，对“形尽神不灭”论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发挥，从而为佛教的解脱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又根据“神不灭”理论，提出了独具一格的“三报论”。他认为，佛教的所谓业报有三种，一是今生作业，今生受报，此为现报；二是今生作业，来生受报，此为生报；三为今生作业，经二生、三生乃至百生、千生方才受报，此为后报。慧远的这一理论为当时社会中贫富贵贱的极端不平等作了辩解，为现实生活中善人受祸、恶人得福的现象作了神学的解释，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和苦难的下层人民的认可。

　　慧远揉和中外思想提出的神不灭论和三报论，完善了佛教的轮回报应说，加强了对人们的思想束缚。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佛教信徒的范围，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所崇奉的主要佛教理论。从这点上说，慧远是使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佛教历史乃至中国哲学发展史具有很大影响。

　　为了超出生死报应，避免轮回之苦，达到涅槃境界，慧远在元兴元年（公元402年）邀集隐居庐山的著名隐士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张野、张诠等学者居士，研讨如何转生西方净土世界的问题，并著《发愿文》，“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表达往生净土的虔诚决心。慧远等人创立的来生转生净土，达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途径，异常简便，只要静坐入定，专心观想佛的种种美好相貌及所居佛土的美妙庄严而已，即所谓“观想念佛”。这种成佛方法因简捷易行，易被一般群众接受而大大推进了净土信仰在南方的传播。对此，《豫章诗话》中说得很中肯：“净土之旨，虽闻于震旦，而弘阐力行，俾家喻户晓，则自远公始。”因此，它虽与净土宗所提倡的“称名念佛”并不相同，但慧远仍被后世净土宗尊奉为初祖而顶礼膜拜。

　　慧远在宣扬大乘般若学的同时，还虚心好学，广泛研习其他佛典，“每逢西域一宾，辄恳恻咨访”。当时，他从僧伽提婆学昆昙，依佛陀跋陀罗学禅法，又与北方佛教界领袖人物，远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著名佛学家鸠摩罗什遣书通好，经常探讨佛学问题。慧远曾把自己的著作《法性论》送给罗什展阅，罗什亦曾把自己在长安新译的《大品般若经》送给慧远。罗什在译出《大智度论》后还特地由后秦主姚兴代为恳请慧远作序。双方书论交流的频繁，不仅促进了南北两大佛教集团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而且也对慧远形成独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慧远游刃于各种佛理之间，融会贯通，结合自己的体会，在庐山写下了大量的佛教著作。据记载，慧远“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其中现存于世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三报论》和《明报应论》四篇论文尤令人瞩目，对后世佛教思想影响极大。

　　据《徐霞客游记》所述，东林寺“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山不甚高，为庐之外廓，中有大溪，自南而西，驿路界其间，为九江之建昌孔道。寺前临溪，入门为虎溪桥”。《查慎行游记》中则记述道：“寺当庐山麓香炉、经台、天池诸山，翠屏千仞，壁立其南，分一支自东而北而西环绕寺。”可见东林寺所处的位置、地势、风景都是绝佳的。慧远在桓伊帮助下建成东林寺后，一直苦心经营，大力拓置，使东林寺迅速成为布局严整、殿阁繁复、规模恢宏的禅林，影响广及海内外，连西域诸僧亦“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唐代人李邕在《东林寺碑文》中追述了当时东林寺的盛况：“……缭垣云连，厦屋天耸。如来之室，宛化出于林间，帝释之幢，忽飞来于空外。至若奥宇冬燠，高台夏清，玉水文阶而碧纱，瑶林藻庭而朱实，琉璃之地，月照灼而徘徊，（左方上下冉）檀之龛，吹芬芳而馝馞，相事毕集，微妙绝时。罗什致其澡瓶，巧穷双口，姚泓奉其雕像，工极五年。……”

　　慧远之后，南朝梁孝元构造重阁，庄严寺宇，晋王杨广为寺檀越，大肆捐施，使东林寺继续保持着昔日的繁华和影响力。进入唐代后，东林寺得到了朝廷宫府和文人雅士的更多的关心和扶持，“信臣檀施，护供兴作”。元和年间（806~820年），江州刺史韦丹捐资在寺内修建修多罗藏，在“土木丹漆之外饰以多宝，像好严丽，邻之鬼功，虽两都四方或未前见”，又用其妻萧氏“钗梳佩服之资”买良田数顷。随后，江州司马白居易又馈绢十余匹增修藏经西廊，并将文集七十卷和画像一帧捐藏于寺。而寺僧暑往寒来，精心筹备，苦心建置，终于在大中年间（847~860年）东林寺住持正言乎上达到最鼎盛时期。这时，东林寺殿厢塔室、亭台楼阁多达三百十余间，藏书一万多卷，僧侣常数百人。《东林寺碑》中对此有所描述：“大起重阶，广延阿阁。严幢涌出，宝塔飞来。尊容月满，法宇天开。化成改筑，道树移栽。松清梵乐，石蔽花台。”其建筑之恢宏，规模之巨大，足以睥视海内诸刹，“规模宏远，足称万僧之居”。东林寺藉此而赢得了高僧名释的景仰，名人雅士的青睐和达官贵人的垂青。他们纷至沓来，或题字赋诗，或撰文写意，或停憩观瞻，或顶礼膜拜，使东林寺影响进一步扩大。

　　天宝七年（748年）冬天，扬州大明寺著名高僧鉴真在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后，折返扬州途中，特地到慕名已久的东林寺作短暂休息，观藏经，论佛理，览风景，对东林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激发了六渡日本的豪情。所以，五年后他第六次东渡日本时，将东林寺和尚智恩带在身边，随同前往，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很有意义和很有影响的壮举——东渡日本弘传佛教。鉴真到日本后，弘法讲学，把东林教义传到日本，使东林之法在日本扎根张扬，发展成为现代日本佛教中很有影响的东林教。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极有意义的一幕。

　　有唐一代，来东林寺游观的文人权贵更是不绝于途。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孟浩然、韦应物、李颀等都曾寄寓东林寺，与僧谈禅论政，诗词酬酢，留下了大量的抒情、咏怀、描景、唱和之作。其中白居易《读灵彻》一诗写道：“东林寺里西廊下，片石镌题数首诗。言句怪来还校别，看名知是老汤师。”诗作之多，游人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其间，唐相裴休书寺额，牛僧儒题神运殿额，颜真卿写寺名，柳公权书《复东林寺文》，留下了丰富的书法碑刻珍品。史书中亦有寺中“唐碑甚多”之记载。这些作品或浑厚遒劲，或圆婉可爱，或飞腾有致，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观赏价值，颜真卿“题名最为时所传”，被誉为“颜书之冠冕”，为东林寺增色不少。

　　在唐代，东林寺拥有一大批德高望重、禅学精深、才识俱佳的高僧。熙怡大师“体识深静、风度端敏”，四方学者“差宥继踵”；景云大师为“行道者随，践迹者归”，“升堂者思，入室者悲”，威望极高；处默和尚能诗善文，被誉为诗僧；神凑参加过官办的“经律论三科”考试，“志在《楞严经》，行在《四分律》，其他诸教，余力则通”，东林弘法三十多年，名声显赫。他们凭借满身佛学和一身才气与妙擅诗文、通晓禅理的文人墨客频繁交往，深相结纳，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神凑与白居易友善，两人常相伴出游。神凑去世，白居易作塔铭以为悼念；熙怡大师与颜真卿、赵憬、卢群等是“参禅之侣”，常在一起谈经论道，往来唱和；灵彻与韦丹为“忘形友”，同刘长卿、朱放、权德舆等关系亦密切，诗词酬酢频繁，“倡和诗什颇多”。他们借重这一亲密关系既大肆宣扬了东林寺，扩大了东林寺的声名，亦求得了文人们的关心和扶持，进一步巩固了东林寺的优势地位。熙怡在江州刺史冯翊的支持下“构胜宇”和与姜公辅、颜真卿、杨凭、韦丹“十有八会”的上恒大师为九江守李公康专请住持东林寺便是很好的例证。

　　自唐以来，禅宗兴起，东林寺成为禅宗重要阐扬基地，“禅者乃继居之”。曾住持东林的上恒便是出自著名禅宗代表人物，被誉为江西马祖的道一门下，神凑亦属禅宗法系。他们以东林寺为基地，与庐山禅宗门人法藏、道明等共同在庐山大力弘扬禅宗，有力地推动了庐山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发展，东林寺亦因此成为全国佛教八大道场之一。

　　慧远高居庐山三十余年，“迹不入俗，影不出山，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尽管如此，他却并没有与世隔绝，闭门修法，而是始终与北方佛教界和海外学侣书信往来，切磋禅学，研经释典，并与社会各阶层人物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广博知识努力调和佛法与名教的关系，护法传教，推动了佛教在庐山乃至全国的广泛传播。

　　慧远在庐山常感于“禅法无闻，律藏残阙”，积极吸引和组织西来僧人翻译佛经。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慧远请“博识众典”的罽宾（今印度西北）沙门僧伽提婆来庐山重译《阿昆昙心》和《三法度论》，并亲为之序。不久，他听说西域沙门昙摩流支携《十诵律》入关，又特遣弟子昙邕致书祈请译出《十诵律》。这时，他“每慨大教东流，禅数尤寡”，又请遭鸠摩罗什门人摈斥，以“禅律驰名”的佛陀跋陀罗来山译出介绍达磨多罗和佛大先禅法的《达磨多罗禅经》二卷，并作序强调修持禅业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还派遣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踰越沙雪，旷岁方反”，在西域求得了大量梵文新经，使之得以传译。由于慧远的大力提倡和积极组织，使佛教经、律、禅法等得以在广大的江南地区盛行和流行，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亦使东林寺成为闻名全国的译经研佛的中心和基地。

　　“容仪端庄，风采洒脱”的慧远在庐山“率众行道，昏晓不绝”，以严谨道风和渊博学识博得了朝廷权贵的敬慕。他初上庐山时，桓伊就为之建寺。尔后，相继担任过江州刺史的王凝之、桓玄、桓伟、刘敬宣、何无忌等都与慧远深交。司徒王谧、护军处默等人亦曾“遥致师敬”，甚至晋安帝也“遣使劳问”，表达仰慕之心，北方后秦主姚兴也“致书殷勤，信饷连接”。慧远就是利用自己在上层人物中的影响，摆出超凡脱俗的姿态，努力为佛教的存在和发展谋求合法和更高的地位。

　　元兴元年（402年），擅权独断的桓玄见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和大量农户遁入寺院以避租税徭役给世俗政府的经济利益造成严重影响，少数僧尼出入朝廷，干预政事对封建统治构成威胁，于是下令沙汰沙门，命令除少数精通佛理的义学沙门、持戒严谨的修禅沙门及山居林处不入俗的沙门之外，其余一律“罢道”还俗，并令地方官府登记僧尼户籍，严加管制。为此，慧远致书桓玄，陈述对此举的看法和建议。在书信中他再三要求桓玄在沙汰沙门时要特别注意划清界限，并专门制定了若干节度僧尼的规定，以整顿佛教。他的这些建议得到桓玄的首肯，并使庐山受到特别关照；“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桓玄如此赏识慧远，与他和慧远的接触交往是很有关系的。

　　桓玄奉朝廷之命征讨起兵的殷仲堪时，曾入庐山与慧远相见。当时桓玄有意压制佛教，所以一见慧远便突然发难，但慧远镇定自若，巧妙作答，令桓玄“不觉致敬”，为之心折，本准备好的诸多“问难”也不再提出了。桓玄出山后仍念念不忘，谓之左右：“实乃生所未见。”并苦苦相劝慧远出山辅佐朝廷。

　　东晋时期，沙门袒服和沙门应不应敬王者的争论异常尖锐。大约在东晋义熙五年（409年），任镇南将军的何无忌亲临庐山拜访慧远，与慧远就沙门袒服问题进行了讨论。何无忌对沙门身穿袈裟，偏袒右肩提出异议。慧远为此专门作《沙门袒服论》和《答何镇南》，反复说明沙门袒服的理由，努力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礼制的矛盾。不久，桓玄为篡夺帝位，强调沙门不能“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并致书慧远，希望他谈谈看法。随即慧远以书作答，充分论证了“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的观点。桓玄看后深以为然，遂在篡夺帝位后下诏天下，允许沙门不敬王者。慧远借机又在元兴三年（404年）作《沙门不敬王者论》，进一步从理论上对沙门不敬王者论作了更系统的论证和发挥，并特别强调:“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再一次揉合佛法与名教。慧远这些儒释调和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后历代在此观点上基本上没有超出慧远的理论。

　　慧远不仅注重与当朝统治者加强联系，而且敢于与朝廷叛臣和农民起义领袖进行交往。荆州刺史殷仲堪在赴荆州途中曾登庐山拜会慧远，二人“临北涧松下，共谈易道，终日忘倦”。据说，殷才辩纵横，慧远曾指流泉谓之曰:“君侯聪明，若斯泉矣。”聪明泉因之得名。后来，殷仲堪反叛朝廷，桓玄入山与慧远谈起征讨殷仲堪之事。慧远面不改色，巧妙周旋道:“愿你安稳，也愿殷仲堪无他。”始终不偏不倚，不卑不亢。

　　公元410年，卢循率农民起义军据守江州一带，入东林拜会慧远。慧远不但没有将这位当朝统治者的对手拒之门外，反而热情款待，“欢然道旧”，浑然不惧。当时，他的门徒很是担心，“惧为人疑”，得罪朝廷，他却泰然答道:“佛法情无取舍，识者自然察之。”果不其然，不久朝廷便遣使修书致意，遗米安抚。

　　由于慧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殷仲堪赞之学识“实难庶几”，因而受到了广大文人学士隐者的普遍欢迎。彭城（今江苏徐州）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新蔡（今河南新蔡）毕颖元等人皆“弃世遗荣，依远游止”，张铨弃散骑常侍不做，入山“依远公研穷释典”，《豫章记》作者雷次宗，著名画家宗炳也“执卷承旨”，聆听慧远讲经释典。据说，一向“负才傲俗”谢灵远也对慧远“肃然心服”。他多次往见慧远，客居东林，谈禅写经，与慧远结为忘年之交，并“穿凿流池之所”，方便寺水，美化寺景，还为慧远所立石佛影作佛影铭——《万佛影铭》。慧远死后，谢灵运悲痛不已，远致祭礼，为慧远撰写《远公祖师塔铭》，充分肯定慧远为佛教的一生，盛赞慧远“孤松独秀，德音长往”。在慧远的感召和影响下，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居士群，并与他一起共同致力于往生净土的宣扬。

　　慧远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和尚，在政局动荡，佛教流弊日益引起人们不满的情况下，他长期隐迹庐山，以超然脱世的方外人的姿态斡旋周游于达官权贵、文人居士、农民领袖之间，明智而机巧，表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使自己得以在风云变幻中隐居庐山而不倒，“风流天下闻”，也更好地保护了佛教。

　　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又加以劝谏，遂实行灭佛。这年七月，他颁布敕令：“毁山野招提兰若，东西两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30人，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四州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10人，下等5人，其余僧尼及大秦穆护袄僧皆敕归俗，寺非应留者毁撤，田产没官，铜像、钟磬以铸钱。”限期拆毁了天下寺院4600所，兰若4万所，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万人，僧尼还俗的高达26万余人。这就是佛教书称的“会昌法难”。在这场全国范围的毁佛运动中，东林寺同样难逃厄运，陷入了灭顶之灾，沦为“荒途马迹稀”的荒凉之所，只有那“隙地泉声”在诉说着昔日的繁盛和现时的冷落。此时东林寺的凄清状况，唐僧贯休在《再游东林寺三首》中有所披露，其中一首这样写道：“玉像珠龛香障横，锦霞多傍石墙生。辟蛇行者今何在？花里唯闻鸠鸟声。”唐人张佑在毁佛年游观东林后更是扼腕叹道：“可惜东林寺，空门失所依。”

　　进入北宋后，东林寺在一段时间内再度不振，“垂七百年而远师之教极敝”。真宗上台后，重新重视东林寺，命崇文院写校白居易文集，“包以斑竹帙送寺”保存。元丰二年（1079年），宋神宗又发诏“尽撤律为禅”，升东林寺为禅寺，延请著名高僧常总为寺住持，开始重振东林寺。

　　常总，禅宗南岳法系临济宗十三世，剑州（今四川剑阁）尤溪施氏子，嗣法于黄龙南。为南昌太守王韶召请住持东林寺以来，得到广大僧俗的支持，“能者致力，巧者献工，富者输材，辩者劝施。”经数年努力，重新把东林寺变成了拥有“厦屋千楹”，殿阁重重，楼塔林立的宏丽巨刹。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乾道六年（1170年）八月所写的《游庐山东林记》一文中详细记述道：“……登华严罗汉阁，阁与卢舍阁，钟楼鼎峙，皆极天下之壮丽，虽闽浙名蓝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阁、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后支径穿松阴，蹑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阁前，旧有老杉五本，传以为晋时物，白傅所谓大十尺围者。……塔中作如来示寂像，本宋佛驮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来葬于此。……其它如瀑水、莲池亦皆在，高风逸韵尚可想见。……九日至晋慧远法师祠堂及神运殿。堂中有耶舍尊者，刘遗民等一十八人像，谓之十八贤。……寺极大，连日游历，犹不能遍。”自此，东林寺赫然大振，“衣冠流俗靡然信从”，继续作为禅宗重要的弘阐之地。

　　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李成、何世清二盗“以庐山为巢，宫屋焚荡无余”，东林寺又一次陷入“白云流水两凄然”的境地。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随着南方政局的逐渐安定，庐山佛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有不复其旧者”。在“非若后世袭名充席之流”的高僧秘度、宣竹、庵主、应庵、华万、庵颜、无极、观西、岩慧等先后住持下，东林寺有所恢复，但并未超过前代水平，且在元代延祐七年（1320年）尽毁。直到至元二年（1336年）在庆哲住持下，取巴蜀楠柏、豫章竹杉，近旁金铁瓦石，悉力经营，费十年之功，才使“千年之迹一撤而新之”。当时，东林寺“自佛殿、门庑、经楼藏室，说法之堂，鸣钟之阁及诸寮舍，乃至库庾仓湢垣途亭馆，大小毕备，结构庄严，有加于昔”，宏大壮丽，有胜于前。

　　明太祖朱元璋夺取天下后，在洪武六年（1373年）曾对在元末兵乱之中遭毁的东林寺进行重修。万历年间（1573~1620年），僧大挪和徒弟寂融又兴造了神运殿、净业堂和禅房，并延请著名高僧三昧寂光律师来寺住持，宣扬净土宗，一时远近从风，“四方学者来归，不下二千指（二百人）。”入清之初，僧照忍、采善、宗微等在地方官吏的捐助下先后募修了五如来殿和远公影堂，东林寺略有起色，但总的说来无法与昔日相比拟，并且大部分时间处于荒破之中。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守仁在游瞻东林寺后赋诗记其残破景象：“种莲采菊两荒凉，慧远陶潜骨同朽。”嘉靖年间（1522~1566年）刑部尚书王世贞亦有同感：“余尝过东林，叹其日就荒落，为之抚然。”由于明清以来东林寺无能者继之，其教日趋衰微，“风流一代付尘埃，古塔秋荒半绿苔。惟有香炉峰上月，夜深时到讲经台。”到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寺中建筑和古迹，诸如般若台、白莲池、虎溪桥、三笑亭、无量殿、神运殿、鬼垒墙等尽付诸火炬，遍地瓦砾。此后，寺虽渐次兴复，但已难复旧观，仅勉力维持而已。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攻陷九江后，东林寺成为日军南进要冲，军略上必争之地。但由于国民党军张发奎、成刚部不战退却，两军没有正面接触，东林寺幸免炮火摧残。随后日军在此设医务所，留驻七年，因而寺屋保存尚完好，但寺里珍藏的唐代李北海碑却被毁坏，明代铜塔亦被拆残，仅唐柳公权真迹残碑在住持东林三十年的妙理和尚机智保护下幸存下来。

　　慧远一生勤于修学，“虽老讲经不辍”，而且注意言传身教，以实际行动勉励和激发弟子。据《世说新语》载：“弟子中或有惰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座，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慧远道风亦十分严谨，“神韵严肃，容止方稜，凡预瞻睹，莫不心形战栗。”据说，有一沙门持竹如意欲以奉献。入山后宿两夜，竟不敢拿出，悄然离去。又有慧义法师“强正不惮”，久闻慧远“望风推服”，想一试真章。入东林寺，正值慧远讲《法华经》，他数次想发难提问，却“心悸流汗”，竟不敢语。

　　在慧远言传身教和严谨道风影响下，造就了一批独当一面、学识俱佳的高足弟子，“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道眪，“骏通经典”，为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谒，敬请为山中主”；昙邕，“内外经书，多所综涉”，一直作为慧远与各地高僧联系的特使，传递佛论，历时十余年；昙诜，自小从慧远出家，“勤修净业”，五十年如一日，息影山林，弘法不倦。若此之徒，难以殚述。他们或长居庐山，收徒创寺，研经弘法，或学成出山，住持一方，张扬净业，为东晋南朝时期庐山佛教事业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受慧远影响而追随其左右的还有他的弟弟慧持、姑母道仪和同门慧永、慧安、山阴、慧静。他们在慧远的扶植资助下，创立了数以十计的寺庙，培养了大量门徒。在他们共同努力下，最终形成了一个以慧远为核心的、与北方规模宏大的罗什僧团遥相呼应的庐山僧团，使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中心。慧远死后，著名文学家谢灵运在《慧远法师诔》里追述了当时盛况：“昔释安公振元风于关右，法师嗣法流于江右。闻风而悦，四海同归。尔乃怀仁山林，隐居求志。于是众僧云集，勤修苦行。五百之季，仰绍舍卫之风。庐山之阴，俯演灵鹫之旨。洋洋乎，未曾闻也。”僧传上亦有慧远在庐山“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迦余化，于斯复兴。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之记载。

　　慧远在授徒弘法的同时，还大力营构寺宇。当时庐山西北麓的许多寺院，诸如龙池寺、清泉寺、龙泉寺、圆觉寺、中大林寺、上崇福寺、上化成寺等都是慧远营建的。围绕着东林寺和上述寺院，流传着许多与慧远有关的动人的传说和故事。东林寺后面灿烂若锦绣的幽谷栈道——锦绣谷，据说就是当年慧远的莳药处。这些传说虽并非全是事实，但亦非尽是虚妄之说，从中仍可寻觅到当年慧远活动的蛛丝蚂迹。

　　据传，慧远曾作《庐山记》和《咏庐山诗》，有学者疑为道徒伪作，不过他学识渊博，能诗善文却是事实。当年，慧远在弘法之余，常优游山水，吟诗作文，日积月累，不觉成帙，结成十二卷文集，今基本散佚，仅存《庐山东林杂诗》和《游石门诗并序》等少量诗文。前者是现存有关庐山的诗篇中最早的作品，后者则开创了我国山水散文的先声，是我国山水散文中的重要一笔。慧远的诗文往往渗透着一股佛家气息。借诗文直意禅学，融佛理于诗文当中，是他诗文的一大特色，这对庐山佛教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慧远还以诗结友，以文交官。其时，他经常与陶渊明等人“话茶吟诗，叙事谈经。”亦曾与殷仲堪洽谈甚欢，深得殷之钦敬，赞叹不已，“师智深明，实难庶几。”他通过此举为振兴庐山佛教开辟了一条蹊径。

　　慧远以道风学识博得了中外僧人、文人学士和朝廷权贵的敬慕，其所居的庐山也被当作“道德所居”而成为名满当时的南方佛教中心，自己则成为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名流遐域，外国众僧，咸来向礼。”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慧远因病逝世，春秋八十三。临终前仍“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对佛教之笃信，持戒之谨严由此可见一斑。慧远逝世的消息传开后，“门徒号恸，若丧考妣。道俗奔丧，踵继肩随。”据说，慧远病重时曾告诫弟子，死后“露骸松林之下，即岭为坟”。但弟子不忍露其遗骸，累石为塔，葬于西岭。谢灵运为表仰慕崇敬之情，特作《慧远法师诔》碑立于寺门。

　　远公塔，又名下方塔、雁门塔，因塔叠石如荔枝，明人王思任又称为荔枝塔。后拓置为塔院，名下方塔院，并置东林寺著名高僧辩觉大师、正觉大师、圆悟大师之塔于其内。今塔院是1983年重修的。据传，明永乐中（1403~1424年）曾有人开远公塔，见“远公兀坐，其貌如生”。此事虽不足为信，但慧远高居庐山三十六年，化兼道俗，赢得了广泛尊敬和崇仰却为事实。据《陆游游记》载，以前在东西二林寺之间有一个叫雁门市的小镇，这是人们根据慧远晚年思念故乡的意愿，特意仿照慧远家乡——雁门楼烦的模式建造的，可见慧远在僧俗中的威望之高，影响至深。

　　现在的东林寺绿荫掩映，红墙绿瓦，殿堂楼阁繁复，规模宏大，气派庄严，这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政府拨款后，由果一法师主持下重光的。

　　果一，俗名刘明益，祖籍湖北省松滋县，生于1922年。自幼家境贫寒，常随奉佛的母亲去山神祖庙烧香拜佛。19岁出家修行，因战乱被拉夫当兵，后在浙江宁波圆通寺出家。1948年，来庐山归宗寺和栖贤寺垦荒种植，后又居住小天池喇嘛塔。

　　解放后，果一曾去永修云居山真如寺，1954年来东林寺，但因寺庙田产已被划出，生活无以为济，转到莲花洞、马尾水一带苦志修行，欲重振东林。1962年，经他多方活动，在政府支持下，东林寺得以恢复。“文革”期间，东林寺被取代为公社化肥厂，果一亦被“下放”林场劳动。

　　1976年10月，东林寺重归佛门。1978年，庐山宗教部门请果一法师归东林住持佛事。在政府支持和海内外众多居士捐助下，他率众僧持志清修，躬耕造林，次第修复了远公塔院、佛驮跋陀罗译经台、基塔、大雄宝殿、五百罗汉堂、善财厅、茶厅、接引桥等建筑。新建的东林寺殿阁辉映，佛像庄严，香烟袅袅，成为海内外极有影响的佛教丛林之一。1984年，日本净土宗佛教奉赞会专程来东林寺参加了远公塔院落成开光典礼，并向该寺奉赠了日本新修大正藏经全部。

　　果一法师为法忘驱，布新古刹，献身佛教的精神受到海内外佛教界的赞誉。自1979年以后，他陆续担任全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和九江市佛教协会会长，并曾受邀前往澳门讲学，为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增进海内外友好往来，促进文化交流作出了努力。

　　东林寺自慧远创构以来，历千余年名声不衰，“钟磬之音不绝”，得到了宫廷王室、达官贵人、文人骚客、香客居士的多方关心和支持，而留下了大量珍贵和富有价值的文物古迹。

　　《十八高贤图》出自宋代画家李龙眠之手。据说，慧远在元兴元年率贞信之士123人凿池种莲，建白莲社，共期往生净土，其中最有成就的有十八儒释，被誉为莲社十八高贤。根据这一传闻，李龙眠花用了三十八天时间完成了这幅传世佳作。李元中、晁补之、叶梦得等先后为图作记，留下了“龙眠绘事殊千载，如见东林结社时”的赞语。如今，《十八高贤图》雕像仍存于寺之“影堂”，栩栩如生。

　　在新寺东侧矗立着一颗虬干茂密的罗汉松，据传为慧远手植，古层冰称之为六朝松。松旁立有碑记，是东林寺历史的重要见证物之一。“影堂”中一副对联写道:“莲花独寻千载后，松柏犹香六朝前。”多少说明此松的影响和价值。

　　清人潘来说过：“城中之山，自五岳外，匡庐最著名。……东林寺于山最古，慧远于僧最高。东晋以前无言庐山者，自莲社盛开，高贤胜疏，时时萃止。庐山之胜，始闻天下，而山亦遂为释子所有，迄于今梵宫禅宇，弥满山谷，望东林皆鼻祖也。”慧远作为中国佛教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揉和中印思想所形成的独特佛教理论和以东林寺为基地所进行的多方面活动，在中国佛教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和深刻的。近代学者胡适对此曾有一句精辟点评：“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