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玄奘西行看行者精神

　　选手姚兮廷作品——从玄奘西行看行者精神

　　玄奘西行——这似乎是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历史事件，但倘若我们换个字眼——唐僧取经，相信大多数人会不禁莞尔。是的，还记得那个唐三藏吗？还记得那个唐御弟吗？《西游记》的高明，就在于用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西游记》中的唐僧论其识见之简陋，处事之无能，善恶之不分，却宛若是个同乎流俗的乡愿，偏怜愚弱的家长。记得郭沫若有诗云：“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而《大话西游》更是在《西游记》之外重写的一部与原作的义理逻辑错位并进而达到戏谑效果的“大话”，唐僧取经已退隐为记忆中的“背景”和“底”。唐僧愿“一命赔一命”从观音手里营救并感化背信弃义的孙悟空。这场戏如果放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当是一场壮烈感人的悲剧，但在《大话西游》中却衍生为一场话语造反：唐僧的仁慈心在这里演变为婆婆妈妈、啰里啰嗦、不着边际，类似“意识流”的说教。总而言之，这样的唐僧得不到我们的青睐。

　　这便是我少年时代对于玄奘的印象。但至少吴承恩对玄奖取经历尽万险千难有清醒的认识，要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困难是客观的，但也是能通过意志的力量来克服的。最难的而且最重要的便是自身意志的障碍，即心魔，这是最不易战胜的困难。只是那时我便心生疑惑：为什么“唐僧”二字便一定指的是玄奘呢？为什么不是唐代其他的僧人呢？为什么唐僧一定要去西天取经呢？西天何在？真经为何？后来，当我在研究古代汉语的余暇，偶然翻到一本叫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唐人著作时，我心下便有些明白了。《三藏法师传》中的玄奘，其所以“决志出一生之域，投身入万死之地”，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请未闻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独洒于迦维，决择微言庶得尽沾于东国”。玄奘对求法锲而不舍，千艰万苦，西行19年，行程五万余里，游历八国，广学诸说而卓有所成，并于汉地创始唯识法相宗与因明学。他还携回了庞大的佛典，又经19年的努力，译出74部，1335卷，而居历代译经数量与品质之冠。正是他舍身求法的精神，九死一生的经历，以平凡之躯完成了不平凡的业绩，吸引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人们传颂着他那传奇般的故事，把它作为唐朝和尚的代表，后来干脆就称它为唐僧。所以我们一说到唐僧，都明白指的是玄奘。玄奘西行，“西”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一千多年来，我国总是把印度当作西方。玄奘从凉州出玉门关赴天竺，我们一直把这叫做“西天取经”，而现在印度则是东方的主要国家之一。梁漱溟写过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中的西方也是指印度而言。现在我们所说的“东方”，指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世界。它由单纯的地理概念而加入了政治的内容。

　　在古代，中国不乏行者，中国并不老在闭关锁国。上古时候不就有夸父逐日的神话吗？不就有穆天子东征西讨的史实吗？大多情况下，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人是乐于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中国人曾经独立地，或与其他国家、民族的人合力地开辟了联结中国与亚洲以及欧、非、美三洲的一系列国家、民族的陆海通道。这些通道可以通往非常辽远的地方。比如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促成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丝绸之路——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再分为南北两道，南道至大月氏，或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罗马共和国），或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门关西行，至大宛。再往南北方向到康居、奄蔡；向西南方向到大月氏、安息。

　　沿着华夏文明的长河溯流而上，这条澎湃汹涌的文化长河，就像是一条头角峥嵘形态矫健的文化巨龙。先行者以“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去追求那只有龙才具有的“元、贞、利、亨”的完美境界。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华夏无数行者的脊梁撑起了中国龙的龙骨。

　　目光转移再转移到现在：中国社会加快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国人在经济上得到了解放，个体意识空前觉醒，这对以群体为本位的传统文化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传统文化能否适应并推进现代化成为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目前一方面存在传统文化热亦即“国学”热，一方面也确实存在传统文化的危机。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的解放、个体意识的觉醒必然产生对启蒙思潮的迫切需求，也就必然相应地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威胁，加深了传统文化的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

　　曾经深受西方文化洗礼的王国维之终于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不惜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命而同尽”，更触目惊心地说明了这一点。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曾涉及这一问题，它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我们的心理被打败了，拼命跟西方。但我们和西方之间，缺少真正对话，缺少对自己文化的评估，数典忘祖，反之则什么都好。

　　我们比中国历史上任何其它年代的古人都更无信仰的牵累和制约，但是也比任何一代更加缺乏创造的未来指向以及明确目的。我们现在没有完整的继承传统，所以也就没有沉重的负担，无论调侃什么都显得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痛快淋漓，乃至于还带有些许的破罐破摔、自我嘲弄。是啊，玩就玩它个天翻地覆！闹就闹它个天昏地暗！甚至当自称为“迷途的羔羊”时，也带着自我调侃与自嘲的语气。这种所谓的表现个性这种所谓的“先行”并不是真正的行者精神。因为这是消耗性的而非建设性的，是随意出击而非集中力量奋起一搏。现代人没有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命脉和内涵。并且缺乏可持续的文化发展眼光，将文化也搞成急功近利的一次性行为——短期行为，线形逻辑在其中占了统治地位。线形逻辑表现为只强调当下的功利性，在科学中发现为直接的单线的因果联系。其实这种线性因果观即使在物理学中也得不到承认，但现在它却支配了几乎每个人的思维方法。而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去研究和利用历史上有影响的事例。如果仅仅将过去应用于现在，我们就永远掌握不了完整的过去和有生命的过去。我们“发现中国”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我们是要把中国当代新问题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比如说梳理我们的理论范畴、基本命题、核心概念、基本术语和关键词。 “发现中国”是中国现代行者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西方。西方是一个强大的他者，所以我们不断地要去关注和“拿来”，“拿来”是几个世纪之内中国学者的一个任务。人类文化有其共性规律。任何文化，如果长时间不和异质文化接触——包括交流、摩 擦、冲撞，从异质文化中吸取营养，单凭自己的内部动力，是难以有大的发展的，通常还要萎缩，甚至衰落；而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如果自身底蕴不足，则可能被异质文化淹没，也就是被同化，没有了自身的文化，民族也就在实质上灭亡了；虽然文化会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而自然发展，但是如果能进入自觉状态，情况就不一样了，文化的建设将是主动的，更为积极的，已有的文化动力将更大，方向更明确，进展更迅速。比如玄奘西行时的贞观之治。

　　但任务的核心是开始自己说话。我们只能自己发现自己，自己创造自己。我们不缺乏日常生活，我们缺乏的对日常生活的穿透。因此“发现中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现，而是发现中国有生命血脉的，变成我们民族一种活生生的精神。而且，光是“发现”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延续行者精神，行者精神首先表现为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千百年来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对自己的祖国极其忠诚和热爱的深厚情感，它是民族整合的强大精神力量，是现代行者为自己祖国的生存发展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一面旗帜。在爱国的同时，“和协万邦”、“德莫大于和”也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中。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最早形成的民族性格和伦理精神。勤劳和勇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行进中，要想如愿以偿，达到理想的彼岸，既要有勤奋耕耘、艰苦奋斗的品格，又要有勇敢拼搏、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行者本身就是莫大的开拓者，实践者。

　　玄奘西行,在与死神和胆怯的拚杀中成就了行者精神———爱国，勇敢、善于沟通，智慧、坚持不懈、勤奋、开放。无论是扬名海外还是出师未捷的，行者的灵魂都是中国精神，中国精神的核心是民族精神。这些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它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不懈奋斗，战胜了各种各样的风险，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

　　历史的久远和文化沉淀的完整性，铸成了中国一个大跨度的时空结构，这些都赋予了行者精神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行者精神也是中国龙精神的精萃。当龙遭逢逆境，他会用沉潜镇定的操守独自忍耐，以至世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其摧毁。而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见龙在田，甚至飞龙在天。东方华夏，莽莽神洲，是行者的故乡：黄钟大吕，唐宋雅韵中，有行者的气息：巍巍雪岭，浩浩流沙里有行者的身影。行者精神翱翔天际，仰之弥高，又散入八方，无处不在。

　　玄奘西行展示了中国海纳百川的风采，显示了行者精神之所在，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今天的行者能否再掀起一次“发现中国”的高潮?我们怎样才能以切合实际的努力促进它的早日到来?这也是我参加玄奘之路虔行使者内心深处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