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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牟子《理惑论》

       

发布时间:2009年07月12日
来源:华人佛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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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子《理惑论》载僧祐《弘明集》卷一,撰者题作汉牟融,附注“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有《牟子》两卷,题汉太尉牟融撰。《旧唐书》、《新唐书》因袭而列入艺文志内(上述三部正史中的《牟子》是不是《弘明集》中的《理惑论》,尚不能肯定,容后讨论)。

《理惑论》三十七篇,借问答的方式宣扬佛法。篇首冠以一段文字,盖作者自述其身世及作书之由,篇末又著一段文字,可视为《序》和《跋》。南朝萧齐时,陆澄将《理惑论》收入《法论》中,僧祐又将其收入《弘明集》。宋代洪迈《容斋随笔·续篇》“计然意林”条内列举唐代马总《意林》所引书不见于世者,其中就有《牟子》。唐以后,牟子《理惑论》就散失了,洪迈也不知其尚存于《弘明集》中。牟子之书“尘霾梵夹,为儒者流览所不及”(孙诒让:《籀膏述林》卷六),然终不致泯灭。清乾嘉时,汉学转兴,孙星衍编《平津馆丛书》,“爱其为汉魏旧帙”(孙星衍:《平津馆丛书》金集,洪颐煊序),遂将《理惑论》从《弘明集》中辑出,题作《牟子》,附注“一名理惑论”,他的学生洪颐煊为之作序。自唐代算起一千余年后,牟子《理惑论》又独立成书。近人周叔迦编有《牟子丛残》铅印本,书中除有牟子《理惑论》外,还附有《牟子理惑论音义》、《牟子理惑论事义集证》以及孙诒让、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文章,是《理惑论》较好的一种刊本。

一、佛教东渐的历史背景

东汉以来,古文经学取得主导地位。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遍注群经,经学发展到极盛的阶段。汉末经学内部的派别斗争,反映了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王肃投靠司马氏,其学得以大行于世。清人皮锡瑞说:“王肃党司马氏篡魏,但早死不见篡事耳。”(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五《经学中衰时代》)王肃伪造《圣证论》、《孔子家语》、《孔丛子》三部假书来和郑学抗衡。其结果是“肃伪作孔氏诸书,并郑学亦为所乱”(同上引)。经学自身家法紊乱,盛极而衰。汉末社会政治混乱,黄巾起义失败后,军阀割据,战争频繁,经学对政治的指导作用削弱,经学的传统地位动摇了。魏晋均以篡弑得国,统治集团内部不断进行残杀,大批凶恶卑劣的无耻之徒,乘机爬到很高的地位。无须乎儒学理论,一样可以做大官。魏晋时,朝廷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由门第高下决定,考试形同虚设,通不通经对做官并无多大影响。苦研儒经的士人受门第限制,未必能求得高官厚禄。稍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兵燹之后的黄河流域,赤地千里人迹萧条。两汉儒学的盛况,此时早已成为历史。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虽然和汉族地主阶级妥协,让儒学获得一定位置,但并不是处于很尊崇的地位。例如石勒崇奉的并不是儒家经师,而是和尚佛图澄,石勒“奉澄弥笃,每事必咨而后行”(僧祐《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其弟石虎“尤倾心事澄”(同上引)。正是在儒学衰落的时候,佛教获得了发展,并取得了和儒学相抗衡的地位。读牟子《理惑论》可以知道,佛教是外来的,起初并不为中国人所了解,一般均以方术目之。老子的思想和佛教思想有相似之处,都主张清净无为,省欲去奢,佛教徒就借助老子思想,传播佛家旨趣。《理惑论》序传说:“(牟子)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牟子《理惑论》序传),这正是佛教依托老子的情况。佛教徒借老子宣扬佛法,同时又和道家清楚地划分了界限,自信佛教的理论是最尊崇的(见《理惑论》第二十九篇,《弘明集》卷一)。

南北朝时,由于佛经源源不断地流入,富有才艺的高僧相续出现,加上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在中国站住了脚跟,当然,中国人对于佛教不是立即就接受的,佛教出世的思想和儒家忠孝的思想是不相容的;即使和道教,也并非一致,道教追求的是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佛教讲无生,以截断生死相续的联系为究竟。思想分歧以外,道教也不容佛教夺取自己的正宗地位。于是儒佛围绕入世出世的问题争论,佛道之间进行地位高低之争,儒道联合与佛教作华夷之争。在《弘明集》里收集了反映这些斗争的资料。斗争的结果,佛教取得了胜利,并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佛教在牟子《理惑论》时,借老子宣扬佛法,尔后独树一帜,魏晋玄学兴起,佛学又和玄学合流,名僧与名士唱和相酬。名僧对佛教经典、儒家、老庄之书莫不兼洽,佛教的地位大大提高。要而言之,佛教在传统儒学中衰之际,跻身中国,汉代时依托方术,魏晋时和玄学合流。牟子《理惑论》体现了两者的过渡。

二、《理惑论》的参考价值

牟子《理惑论》除序跋以外共三十七篇,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介绍释迦牟尼成佛的经过;追溯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情况;借用中国人熟悉的老子思想,论证佛法的正确;利用儒家名物典故,阐述佛教教义,揶揄道教和神仙家,论证释迦牟尼及佛教一尊的地位。

《理惑论》反映了佛教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情况,它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该书的某些内容也引起了争论。梁启超认为灵献时的牟子不可能游于阗之国,因为史书记载桓帝时于阗与中国绝交了(梁启超前引书)。周叔迦认为:“夫所谓与中国绝者,朝贡之使不相往还耳,岂有私人游历亦不得经过耶?彼西域路径,非若北虏之有长城,可以闭关绝塞也……。昔唐玄奘之西游也,初结伴陈情,有诏不许。凉州都护复奉严敕,防禁特切,而奘公卒得西行。今于阗之防,亦未足异也。”梁氏固有史可据,而周氏之言,亦未尝不周。梁氏又说:“原文云,今沙门剃头,今沙门既好酒浆,或畜妻子。汉魏皆禁汉人不得出家,灵、献时安得有中国人为沙门者,据此文所述僧徒风纪已极败坏,必在石赵姚秦极力提倡举世风靡之后始有此现象耳。”(周叔迦前引书)。按梁氏所言,魏晋禁汉人出家的话,出自石赵时王度的奏议,载于《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中。周叔迦认为王度奏语不足为据,引史实驳斥说:“……殊不知汉末译师严佛调为临准人即出家为沙门者也。又《后汉书·楚王英传》称英奉缣纨赎愆。诏报曰: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则汉时之沙门更尝受帝王王子之供养矣。又《陶谦传》云,笮融于广陵大兴佛寺,岂有寺而无僧者。盖汉时戒律尚无译传,其出家者,但剃发以殊俗而已。殆至魏末,始有昙柯迦罗等二三大德初翻戒本,开坛传戒,朱士行固首受其戒者也,则王度之奏亦不足为凭矣。汉末沙门既无戒本可遵,其饮酒畜妻肆行无忌,亦理所固然。殆至石赵姚秦之后,东土僧律已臻完备,更有诸大师整纲振纪,其时戒风峻肃,岂更有此等情事耶?”从佛教经典流入中国的情况看,确如周氏所言,戒律的翻译要晚一些。至于汉魏时禁汉人出家一事,出家的人多了,会使统治者失去纳赋和派役的对象,不利于封建统治,所以要禁止汉人出家。法令禁止,正说明汉人出家的情况已甚广泛。梁氏引王度的话而否定《理惑论》的记载,显然靠不住。

梁氏还认为牟子书自序、书名支离破碎,文义不相统属。而周叔迦、胡适征引《后汉书》、《三国志》有关记载,证明牟子书自序非但与史实相符,而且还补充了史书漏掉的事情。

《理惑论》序传说:“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谒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时诸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学多识,使致敬荆州。牟子以荣爵易让,使命难辞,遂严当行。会被州牧优文处仕辟之,复称疾不起。牧弟为豫章太守,为中郎将笮融所杀。时牧遣骑都尉刘彦将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进。牧乃请牟子曰:‘弟为逆贼所害,骨肉之痛,愤发肝心。当遣刘都尉行,恐外界疑难,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备,有专对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阳,假途于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枥,见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骋效。’遂严当发。会其母卒亡,遂不果行。”(《理惑论》序传,见《弘明集》)。

据《后汉书·朱隽传》,朱隽是会稽上虞人,其子朱皓官豫章太守。《陶谦传》中记载了笮融杀豫章太守朱皓的事。《三国志?士燮传》说交州刺史为朱符。《薛综传》记载交州刺史朱符是会稽人,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任长史等官。

将以上史实贯通并结合《理惑论》序传考释之,即可以知道,朱隽的儿子朱皓官豫章太守,朱符官交州刺史(按:《理惑论》序传,可知朱符和朱皓是亲兄弟或堂兄弟)。朱皓被笮融杀死,朱符称“骨肉之痛,愤发肝心”,并决定派亲信骑都尉刘彦带兵去豫章报仇。汉末各州郡拥兵割据,或互相攻伐,刘彦从交州带兵赴豫章(今江西南昌),要经过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阳(今湖南郴县),必然会引起这些州郡当局的怀疑,或会以兵阻袭之,于是朱符请牟子充当使节,向沿途州郡说明情况。这些完全符合汉末的社会政治情况。《后汉书》、《三国志》有关传记中记载了上述情况。牟子序传所记则比较细碎,和史书所记并不相悖,的确弥补了史书所不能顾及的细致情况。汉末州郡相攻,笮融一类豪强地主聚众逞强,流劫州郡。其间政治形势、人事换替、瞬息即变。若非亲历其事,断难详记无误,更不是两百年后的“乡曲不善属文者”所能伪造(梁启超前引书)。梁启超对这段历史未能细究,遂以为文义不相属,乃至攻《理惑论》为伪作,殊为失当。

此外,吕澂认为《理惑论》中有关佛教的材料有可疑之处,例如释迦牟尼成佛一篇,说释迦牟尼十九岁出家。吕澂指出,十九岁出家的说法,只见于《太子瑞应本起经》,而此经是支谦于吴黄武年间译出。又《理惑论》中记太子须大拿的故事,原出于《六度集经》。该经是吴康僧会译出,支谦、僧会都是牟子以后的人。尤其是《理惑论》内说到“僧人以酒肉为上戒”,吕澂认为这些说法是在《大涅槃经》译出后才有的。《大涅槃经》是五世纪初北凉昙无谶所译,牟子自云献帝时人,因此吕澂也怀疑牟子《理惑论》是后人伪托。

我们认为,魏晋以降,正是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期,其基本特点之一是先小乘后大乘,这是和印度佛学流派的发展息息相关。僧徒为了布教,必须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于是不断吸收新的流派的说法,修正旧说,以保证自己存在和发展。因此牟子书必经多人加工改窜。陆澄因宋明帝敕谕而撰《法论》,把牟子书收入其中。宋明帝公元465~472年在位。僧祐齐梁时人,生卒年为公元445~518年,他辑《弘明集》当在陆澄之后,即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大涅槃经》虽以县无谶的译本最好,宋文帝时才传到南方,但此前早有竺道生等的异译本《大波泥洹经》广为流传。显然,为僧祐百年后收入《弘明集》的《理惑论》已被顺应潮流的佛教徒做了某些修改。僧祐本人是信奉大乘性空说的,他撰编《弘明集》的目的,是“为法御侮”(僧祐《弘明集》后序)。若佛教内部说法互相矛盾,诸如释迦牟尼是十九岁出家还是二十九岁出家之类的常识也不统一,僧祐岂会置之不顾,所以推断僧祐对《理惑论》做了某些改动,亦无不可。

至于有人因为此书自序曾说到兼研老子五千言,于是臆测《理惑论》原是替道家说话,后来被塞入佛教材料,因而变成替佛教辩护的著作(《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一讲)。这种说法颇为牵强,也没有科学的论证,可不置论。

近年对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的讨论,正在展开和深入。孔望山摩崖造像经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鉴定,认为它含有佛教内容,也有人推断为桓、灵时期的遗物。(俞伟超、信立群《孔望山摩崖造像年代考察》,载《文物》1981年7期)。由此看来,佛教由口头讲传到译经,乃至造像,这反映出汉末佛教在东南传播比较广泛。这个材料可以作为我们前面征引的文字资料可靠性的旁证。当然也必须指出,对该处造像也有不同于上述判断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以上辨析,我们认为,牟子《理惑论》是汉末或三国前期的作品,其中某些字句,曾被后人改窜,它的内容反映了我国佛教早期发展的状况。它对研究我国汉魏佛教史、思想史,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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