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现代僧侣求戒之旅系列报道之十九

　　●2009现代僧侣求戒之旅系列报道之十九

　　戒会第十三天：时代浪潮中的佛教寺院

　　——2009年西方寺传授三坛大戒见闻（20090416）

　　今天早斋，有米粥、炒面和包子，另外还有咸菜和花生。前两天永惺长老开示以后，粥就开始变得很稠，这样就能起到充饥的作用。本来南方人比较喜欢吃米，早晨吃些细炒面，但因为这次很多受戒的戒子来自北方，比较喜欢吃面食，而且饭量一般也比较大，常住就安排义工做馒头和包子。从这一点，也可以感受到西方寺对众戒子的关心和爱护。在饮食上如此，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很多戒子来到香港以后，因为气候水土不适应，有感冒的，有上火的，还有得其它疾病的，常住便请香港著名的西医和中医来为戒子们看病。有些戒子有外出的经验，自己会备一些药品，但很难保证对症，吃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得有效果，结果让请来的医生看了看，拿了药，吃上两三副，便痊愈了。因为香港的土地很宝贵，所以建筑一般显得都比较紧凑，西方寺在这一点上尤为明显。因为这种缘故，大家的住宿也就显得有些拥挤，十六个人一个单间宿舍。不过据开堂陪堂讲，这里的条件要比在宝华山受戒好多了。也有以前受戒的法师们讲，他们受戒时，很多人在一起睡大通铺，那就更艰苦了。

　　上午8：40，陪堂教导二坛忏摩仪轨，至09：30结束。回到寮房门口，一位戒子走过来，问能不能看看我拿的格栓子，我随手递给了他。他用手比划一下高度，说以后回去就可以做了。他这个举动引起了我的兴趣，随后他主动介绍说：“这次我是来增戒的，主要是希望学习宝华山的一些传戒规范，还有它所特有的唱腔唱调。”通过后来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更多有关宝华山的状况。据他介绍，现在我们汉地很多寺院的早晚殿唱诵，其实都与宝华山有着密切的联系。宝华山的很多传统首先影响到天宁寺，然后由天宁寺又影响到全国其它很多的寺院。

　　改革开放之后，很多寺院开始重建，传戒制度也逐渐恢复。上个世纪90年代初，身兼定慧寺、栖霞寺两大名刹方丈的茗山长老开始主持宝华山隆昌寺的寺务，并于1992年9月12日至10月5日，在隆昌寺恢复中断了35年的传戒大典，戒子近千人，老法师担任得戒和尚。茗山长老之后，由慈舟法师担任宝华山的住持，第三任住持即为这次西方寺传戒的心平大和尚。在宝华山一些传统恢复的过程中，曾得益于宝华山的天宁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让我想起，福建莆田广化寺于1996年传授108天的三坛大戒，当时的得戒和尚即为茗山长老。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香港西方寺传戒，又因为心平大和尚主持开堂工作，而将宝华山优良传统带到了香港。与这位中年戒子谈话快结束时，才知道他还住持了一个地方寺庙，九十年代就到过宝华山，后来曾长期在天宁寺待过，可谓是见多识广，这种情况下还发愿再次增戒，真是值得敬佩！

　　上午10：20，拜忏至11：10。下午14：30，拜忏至15：20，15：50晚殿，至16：30。

　　晚上7：20拜忏回来，大家在寮房各自用功。长顺法师又到每个寮房看望戒子，来到我们寮房，看大家都在，就赶我们出去换换空气，说房间里太闷了，会憋出病来的。大家一看法师过来了，就都凑上来。看来，大家都很欢喜听法师拉家常。这也难怪，法师阅历丰富，说起来又很有风趣，自然会很吸引人。在与法师轻松愉快的交流中，我们了解了很多的社会现实。通过这次谈话，对香港和大陆寺院管理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香港，寺院的管理制度主要采取董事制度。像前几天来为我们开示的健钊长老，1979年就受聘为香港宝莲禅寺的永远董事之职，1981至1991年受聘为香港佛教联合会董事。而在大陆，寺院的管理制度则主要采取方丈责任制，方丈和尚是一寺之主，是寺院的法人代表。董事制度的董事组成，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不但有本寺的僧人，也可以有外寺的僧人，还可以有在家的居士，它的优点是提高了社会对寺院的关注程度和实际管理的参与度。但在实行过程中，也慢慢呈现出一些弊端，就是在家居士的权力有时会变得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寺院的自主权实际上就在慢慢丧失。寺院毕竟不同于社会上一般的单位，它有它特有的功能和组织运作；出家人也是一个特有的群体，他们与所有的在家人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佛教寺院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有的群体，在社会功能上承担着净化人心的作用，这是任何在家团体都无法替代的；在组织制度上，就僧团内部而言，本来就有着高度的平等和民主，其先进性也是任何社会团体所不能比拟的。但如果社会的力量过多地渗透到僧团里面时，僧团原本的功能和组织就逐渐被转变：原来神圣的宗教信仰的成分在衰减，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原来平等民主的团体制度在消失，变得越来越不能自主。这种种弊端，随着僧团走向社会时，会越来越明显的凸显出来。

　　大陆佛教中的方丈责任制，也不同于以往的僧团管理制度。在唐朝时形成的传统丛林制度中，寺院的最高领导者为长老，其主要职责是上堂升座，领众熏修；下设十务，各有首领一人，主管寺院日常行政事务；又有维那一人，负责维护僧团纲纪。这是由南北朝寺院管理机构中的三纲演变而来，所为的三纲，乃分别为上座、寺主和维那。上座须年德俱高，一般由朝廷任命，位居寺主、维那之上；寺主则知一寺之事；维那意为次第，谓知僧事之次第，或称为悦众。由此可见，在传统的丛林制度中，人事的岗位职责安排都是非常明确的，这有点像西方民主政治中三权分立。长老作为寺院最高的领导，这也是在职责上安立的，在实际的生活学修中，方丈、维那、十务寮舍诸首领，与一般僧众，无有高下，都居于僧堂。这一点，佛在世时就已经为后人做出了表率，佛说：“我入僧数，我不摄僧。”这集中体现了佛教僧团管理制度的民主与平等。

　　而现行佛教寺院的方丈责任制，从一个方面来看，方便了政府的管理；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僧团内部，寺院方丈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也同时拥有了过多的权利，其他职务的职责权限与以前相比，则大为衰减。客观地讲，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有它的历史原因，但要希望寺院重新恢复它历练人才、弘扬佛法的功能，希望僧团重新恢复它如法学修、和合增上的局面，则内部的组织制度建设就显得至关重要，甚至维系着佛教的兴旺。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组织运作机制，佛教僧团自身的生命力就会非常的微弱，就有被强大的社会洪流所吞噬的危险。实际上，在当今社会，佛教不但应与时俱进，更应具有超前的视野，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管理领域，都应该也能够发掘出无尽的宝藏，以贡献佛教对社会民生应有的价值，这也是每一个佛弟子应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