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史延绵赖此僧——为方会和尚在袁州诞生1012年而作

　　禅史延绵赖此僧——为方会和尚在袁州诞生1012年而作
　　中共宜春市委党史办讲师团 刘宜年 刘家声
　　一
　　细数中国禅史，也许真的应那句著名的老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屈指从头算起，从菩提达摩“一苇渡江”，少林面壁，到马祖师徒创建禅林，制定清规，竺禅汉化，此局乃定，其间历时约三百年；从沩仰宗初兴到黄龙派式微，“五家七宗”几经起落，这中间又历时约三百年。六百年电光石火，造成的结果，乃是“临天下，曹一角”的传布格局而延续至今。众所周知，中国的禅宗是以临济宗为主体的，而临济宗是以杨岐为主体的，所以今日禅宗实为杨岐派的天下；而杨岐宗的创始者是方会和尚……铺陈这些历史常识，却也味出其中因果：设若抽掉临济，难定中国禅史；没有当年方会创杨岐，何来今日临济“临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沉淀了的历史可以作证：承前启后有方会，禅史延绵赖此僧。
　　方会和尚，何许人也?对此，1997年12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江西佛教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杨岐宗祖师方会(992—1049)俗姓冷，江西宜春人。原为地方小吏，厌俗务而弃职，20岁投上高县九峰山崇福寺出家。北宋仁宗天圣年间，临济宗七世宗匠慈明楚圆开法于宜春南源广利寺，方会人室为弟子，随侍数年，终得临济禅法，回归九峰。后受缁素之请，住持萍乡市唐代创建的杨岐山普通寺。他博采禅宗诸家之长，开堂说法，门风大盛，名震天下，经后继宗匠之弘传，与黄龙并驾齐驱，遂形成大宗派，盛传海内外，迄今犹风行。二次大战后，更远播欧美。”
　　对这段记载，我们觉得还要作些引申：关于方会的籍贯与生卒年。说方会是宜春人，更准确的说，应当是宜春市袁州区人。因为在成书于南宋的《五灯会元》和面世于元代的《佛祖历代通载》，以及编著于明代的《续传灯录》、《指月录》中，都指出方会是袁州宜春人。由此，我们理应把历史沿革落脚到现实的建制上来。对于方会的生卒年代，古代禅史存多说，且有歧义。而当代不少学者，如陈垣在《释氏疑年录》、苏渊雷在《禅宗史略》、任继愈在《宗教词典》等著述中，都说是公元992年至1049年，主要依据《嘉泰谱灯录》等书说方会逝于皇佑元年，寿五十八岁而推致。我们认为这一认定比较客观。因此，我们的这位宜春同乡，方会和尚今年应该是诞生1012周年。
　　二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杨岐立而临济兴。当年方会和尚创杨岐，也正是为了振兴临济。然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要探究明白：当方会在1037年左右登上杨岐山弘法兴宗时，临济宗当时并不是处在气息奄奄的境地，恰恰相反，经过临济第六、第七这两代传人——汾阳善昭和石霜楚圆历时数十年的种种努力之后，临济宗已经扭转了日渐衰微的态势，正在走向兴旺，传播范围也由原来的局于北方一隅扩展到江南人文繁盛之区。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方会为什么还要把振兴临济的担子挑在自己肩上呢?
　　因为，“大器晚成”的方会没有为临济宗当时表面的热闹现象所陶醉，相反，他看到了临济宗潜在的危机。经过多年的学习、观察、分析、思索之后，四十五、六岁的方会对临济宗的现状与前途郑重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他敏锐地看到，只有抓住重振宗风这个根本，才能真正地振兴临济。他不赞成师祖善昭所采取的以注解古僧语录为能事的文字禅方式，认为他师父楚圆以通过广交显宦名僧来扩大临济影响的做法，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在方会看来，善昭的做法，是有远忧的短期行为，难为久计；楚圆的方式，是特定的个人行为，不是人人能做到，难成常态。尽管当时在善昭、楚圆两代的努力下，临济的颓势已经止住并且声誉日起，但在一幅热闹场面的背后，方会看到了临济的真正隐患是本派固有的那种明快、直接、峻急、直观的宗风正在淡化。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要害问题，临济就难以兴旺发展，振兴临济就要变成一句空话。
　　认识到这一点，对方会来说，实在不容易。因为这是从现象到本质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在当时只有很少的人能达此境界。而要把重振宗风作为使命付诸实践，并着手杨岐宗的创建，对方会而言，则更是难能可贵。他需要越过许多障碍，克服许多困难，付出艰辛的努力，要有巨大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
　　方会具有忠于信仰的执著精神，这使他能够在当时祖师禅盛行的大环境中，也能对师祖、师父的弘法行为作出有分寸的分析，既能做到择善而从不盲从，又能做到量体裁衣而不照搬。比如，对善昭力行的“公案代别”，方会不赞成，而善昭倡导的“十八问”，他则在实践中加以承续；对楚圆利用结交朝廷高官来扩大临济影响，他不赞成，但他却能很好地利用师父广交朋友所形成的影响；他多年为师父当“监院”，为自己积累了不少见识与交往；师父一圆寂，方会就将楚圆的遗像挂在禅堂内，集众哀悼。他指着遗像说：“我昔日行脚时，被这老和尚一百二十斤担子放在我身上，如今始得天下太平。”这一方面充分表达了方会光大临济宗的心愿，另一方面，也是方会仿效师父，借助师父的影响，有效地宣传自己。因此，可以说，杨岐派创立的基点就是放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
　　方会具有甘于寂寞的卫道者的心怀，这使他能够在当时已经颇为流行的“玄文玄语解玄机”的虚幻禅风中，不趋时俗，别立法门。他所开创的“四一”禅风，就是针对当时文字禅的蔓延而推出的一种简易的、令人触发即悟的新型教学方法。目的就是为了重振昔日临济那种豪放明快、痛快淋漓的传统宗风。因此，杨岐派的创立，乃是一条拨乱反正的行程。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并无很高社会地位和禅林名望的方会而言，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当能领味，方会创杨岐，既绝非一触即就的容易事，也绝非一触即发的随意性行为。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犹如一条“三脚驴”艰难而又顽强地跋涉在杨岐山下，披荆斩棘，走出了功在禅宗的历史性和开拓者之路。他的历史功绩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影响，和他个人的历史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他所创立的杨岐派在南宋末年以后，成为了临济宗的正脉。今天我们所说的临济宗的历史，在公元十二世纪以来，其实就是以杨岐宗为正脉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禅宗的历史，正是有了方会创立杨岐才得以延续到今天。
　　第二、由他所身体力行的宗风，为古老的中国禅林增添了再生的活力。正是通过杨岐派生动活泼的宗风，纠正了文字禅的流弊，恢复了中国禅宗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本原宗旨，从而使人们证禅心、明禅理、人禅境、获禅悟有了一个新的切人点。
　　第三、从杨岐宗起步，临济宗传及海外，成为国际性宗教。据历史记载，从公元1171年至1235年，先后有三位日本僧人来中国杭州，拜杨岐传人为师。他们回国后，大力宣传临济禅；从公元1246年到1319年，又先后有三名杨岐弟子东渡日本弘法，使临济一脉广布东瀛。仅这来来往往百余年间的记载，就足以见证了杨岐派传灯燃薪、走出国门的盛事。临济宗成为国际性宗教直至今日，杨岐派是功不可没的。
　　中国禅宗已经走过的历程可以作证：禅宗有幸，有临济为主体；临济有幸，得杨岐而薪传；杨岐有幸，以方会作宗师。正是在这个大视角下，《中国佛教高僧全集》第五十七章中，郑重指出：“溯祖述源，推定杨岐方会为临济第八祖、南岳第十二祖、中土禅宗第十八祖、释迦下第四十五祖。”
　　三
　　在杨岐派形成以后约30年，在江西修水的黄龙山又兴起了一个黄龙派。这“杨”、“黄”两派的创始人同属临济宗，同为临济高僧石霜楚圆的弟子，而且又都是首先以江西为弘法基点。然而，慧南创立的黄龙派仅五传而湮，方会创立的杨岐派却延绵不断成为临济正脉。一兴一衰，并非偶然。就杨岐派自身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能较好地忠于传统与开放兼容相结合。
　　临济宗在义玄以后，从兴化存奖、经南院慧颐、风穴延沼，至首山省念，已日呈衰落之势。风穴时，已有忧道之叹，以至禅林有“临济一宗，至风而止”的谶语流传。省念本身无多建树，其驻锡的首山也是一个不具有多大影响的丛林。省念的弟子善昭为了传灯续脉，倡导“公案代别”和“颂古”，以复古主义的形式，将禅化解为文字玄谈。在解释古圣语言中，寓以禅境，确实为禅在士大夫中扩展开辟了新路，扩大了影响。然而此路一开，使得“代别”成为禅师们的一种时髦，他们多以新奇语句，以显自己心明智达。流风所及，古圣机语，变成了一种油腔滑调下的“包装”。从更远处看，在唐末五代以来，禅宗内部行脚参禅之风大为盛行。在师徒机语问答中，形成了许多固定问答句式。禅师们将这些机语问答记录下来，汇集为语录，称为“公案”。由此，禅师以语言文字开示，学人则通过语言文字悟禅。这样一来，自有了“公案”，参禅就变成了“参玄”，使对禅境的直觉体验转为对玄言妙语的追求。充满活力的禅宗乃出现了僵化的趋势。方会对此深以为忧。他立意要光大与发扬慧能关于“明心见性”的理念；继承与坚持“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弘法原则，沿着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的路子起步。
　　方会创立杨岐宗后，有人这样评价他的禅风：“提纲振领，大类云门(宗)”；“勘验机锋，又类南院(临济宗二代传人)”。这十六个字，反映了方会正以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地创建了杨岐宗。能做到这点，今天看来不算什么，然而在唐末宋初禅宗诸门派纷争不断的背景下却是十分不容易。只要想到为了争正统地位，禅林当时有人不惜伪造历史，编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天王道悟作自己的祖师爷的事，就可以知道方会为力排门户之见，采云门之长，振临济之风，其品格和胆识是十分高尚和超人的。所以，方会创立杨岐宗，虽然立下了“杨岐一要……，杨岐一言……，杨岐一语……，杨岐一句……”的“四一法门”，究其实，乃是无固定法门。因为他弘法的风格机动灵活，信手拈来，顺势适时，因人因地，正如禅典所载，甚至遇到三个人见方会，与六个人见方会，七个人见方会的不同人数的情况时，方会也采取不同的开导方法，完全不像同出楚圆门下的黄龙慧南那样，用“三关”之类固定问话格式来勘验接引学人。正是因为从根本上消除了这种固定法门束缚，使得方会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形成了自己不拘成规、挥洒自如、杀活自在的独特禅风。方会在禅风上的这一创新，给禅林吹进了一股新风。
　　第二、杨岐宗的掌门人，从方会开始，都十分注重对法嗣传人的培养提高和精心选择。
　　方会是从北宋景佑四年或五年(1037或1038)到皇佑元年(1049)，先后在杨岐山和云盖山弘法授徒的。也就是说，他多年为僧，但住山说法仅十二个年头。平心而论，在当时禅林中，他并不是顶尖人物，无论声望还是影响力等，甚至不及他的师弟黄龙慧南等许多人。但是，他怀着振兴临济的热忱，辛勤耕耘，特别是尽力地精心培育传人，终于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子白云守端、保宁仁勇，在江南一带声势初张。守端传五祖法演后，宗风再续新篇，法演门下又出了佛果克勤、佛鉴慧勤、佛眼清远，被称为“三佛”。尤其是佛果克勤，学识品格均称一流，所著《碧岩录》一书，更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加之三传以后又有宗呆、绍隆等高僧续步，使杨岐派在中国禅林中形成席卷包举之势。这固然是子孙得力才能光宗耀祖，但若不是方会的学识深厚，训徒严谨，也不会导引出这样一个圆满的结果。难怪南宋名僧黄龙派的后人慧洪在《禅林僧宝传》中，把他的祖师爷慧南和方会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较，认为慧南像一个珠宝商，聚集了许多珍怪之物，多数是好货，却也掺杂了不少假货；方会则是一个玉匠，选料精当，绝不用次等玉石，所治之器都光明照人，绝无赝品。这段评论，立论公允，比喻精当，多少年来，一直流传禅林，正是反映了这既是方会的过人之处，更是杨岐一脉之活力所在。
　　考察杨岐宗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方会的弟子们都较好地承袭了方会的“琢玉”这一重要的宗风，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五灯会元》第19卷上就有关于杨岐三世即方会二传弟子法演(1024—1104)择徒考徒的一则故事：在一个夜晚，法演的三位弟子陪侍师父在一亭上夜话，归时灯烛忽灭，法演在暗中让三人各下“一转语”。佛鉴说“彩风舞丹霄。”佛眼说“铁蛇横古路。”佛果说“看脚下!”法演说：“灭吾宗者，乃克勤尔!”“灭吾宗”实际上正话反说，本意乃大兴吾宗。法演对克勤的赞许，是因为他不作玄妙解会，而是踏踏实实地看脚下。当外在的灯火熄灭之后，就需要亮起心灯，看顾脚下，才能从容稳健地前行。杨岐宗风即是看脚下，反对求玄觅妙。法演不仅眼力不错，方法也是巧妙的。这与其说是法演的聪明，不如看作是杨岐一派的良好风气。就是这位佛果克勤，先后由四川、而湖北，再到江苏，后到浙江，周游弘法，并勤于著述，被时人称为“僧中管仲”。他的嫡传弟子有75人，人数之多，创杨岐建派以来之最。并由此发展并形成了看话禅、默照禅等新的禅风。
　　第三、方会长期跟随临济高僧石霜楚圆，阅历丰富，加上勤于思考，方法得当，使其道行根基深厚。
　　关于杨岐派的形成，禅史普遍认定是在方会“受僧众之邀”去杨岐山住持普通禅寺以后。二十岁出家的方会，上杨岐山的时候，按有关史籍推断，该是四十五岁出头的年纪。以上的时空座标，清晰地表明：建宗立派，对于方会而言，是以他自己的二十五年的禅林历练和体验为基础的。在这期间，对方会影响最大的事就是，他结识了临济高僧石霜楚圆并成为楚圆的人室弟子。
　　楚圆虽只比方会大六岁，然而这位和尚年纪不大名气大。他师从临济五世善昭，并遍参名寺，结交官宦，是一位道行高深、名传朝野的一代高僧。在这位高僧身边，方会不间断地跟随了至少十五、六年。楚圆一共在宜春、浏阳、长沙、衡阳等地，住持过五个禅院，而方会作为弟子随侍四处。可以想见，有了这段经历以后，比起当初在九峰山来说，方会走得更远了，见闻更丰富了，结识的人更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十五年不寻常的历练，方会成熟了，不仅分析思考问题的层次更高了，认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强了。
　　应该看到，在方会的时代，禅林各大宗师，多有以奇异的言行，显示玄机。而方会的表现却平实无华，既无陡峭的言词，也不奢谈什么机玄、机要、机句，呈现出的只有一种枯淡的禅风，外无挂角而内具机用。“机用”是禅宗在悟禅和传法中最讲究的两个字。“机”就是可用教法激发出人所固有的机动之性；“用”则是激发此机性的巧妙方法。譬如枪炮上膛有发弹之力，是为“机”；瞄准后发射以击中目标，就是“用”。与方会同时代的文政和尚在论述马祖所传宗旨时，做过这样的评论：马祖的门徒百丈怀海得其大机，怀海弟子黄檗希运得其大用，其他的人，不过随声对照“机用”唱和罢了，若说真正兼而得其大机大用者，大约就算方会了(《杨岐方会和尚语录》序)。从这个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至少在南岳禅系中，方会是马祖以后的又一座高峰。既然杨岐派的创始人能有如此学识，那么，此派禅风大振乃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四
　　暮鼓晨钟声里，往事已越千年。倒正是在这流逝的时光里，更能突现出方会和尚创杨岐宗对于中国禅宗的不寻常意义。而作为方会出生地和出家地的宜春来说，方会其人其事更是地方历史文化积淀中一份厚实的宝藏，理应成为宜春禅宗文化研究的一个亮点。
　　应该说，从现状看，对方会的研究还有不少文章可做。仅方会的生平经历就有许多课题还需要展开探究：
　　方会究竟出生在袁州何地，小地名叫什么?就有待我们回答。我们虽接触了几处群居的冷姓后裔，也打听了一些关于冷姓家谱的修纂情况，然而没有发现新的线索；
　　有关方会家世和童年情况，所见的记载极少，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出版的《历代高僧故事》第四辑中，有少量关于方会“先世业儒”的记载，然而这是一本现代人的著作，所引资料均未能注明出处，故而也很难称为定论；
　　方会与楚圆相识于袁州南源广利寺，这一点从史实上推断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个南源是否就是今天袁州区彬江镇的南源?我们曾专门为此到过彬江和彬江南源村，实地访问过当地的一些人，还访问过南源村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这位老人身体很好，头脑清醒，言谈清楚，行动利索，不是向导介绍，我们根本看不出他是92岁的老人。他说，南源靠近分宜边界，有座妙峰山，很久以前是有座庙，香火极旺，有和尚四、五十个，请了上十个长工种田，他小时候都去玩过。但是，这座庙努建于何时，是否叫广利寺，他却说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此外，有关方会的历史贡献和禅风特点，对于宜春禅宗文化研究来讲，也是值得认真探讨的。只要持之以恒，持之以勤，广为搜集，深人深究，我们对方会这位中国禅史上的重量级大师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