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洞义理及其宗门接续

　　曹洞义理及其宗门接续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赖功欧
　　在进入本论题之前，我们似有必要对曹洞思想基础中的“理事”范畴作一追溯，因为它涉及我们对曹洞义理整体之观照与理解。无疑，这一追溯势必回顾佛教中国化的早期历程，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众所周知，这正是一个玄风笼罩的时期，道家玄“理”之讨论，日渐深入；它与佛理之探讨，交相涵摄。被收入《弘明集》的东汉末牟融所作《理惑论》成为“理事论”一个引子，尽管其中“理”字并不多见。但它让人关注出是：文中广引孔子、老子论点，为佛教辩护，且针对佛教传人中国后之反响、疑难予以了解答和反驳。其后，真正使“理”之观念成为佛教中国化历程中第一个理论起点者，可能是支遁，因其已开始以“理”摄人佛学的般若、真如观中。故《高僧传》称其有“造微之功”。作为支遁之徒的郗超，为阐明其师之论点，直接推出了他的“事理观”，其《奉法要》谓：“理本于心丽报彰于事”，“器象虽陈于事用，感绝则理冥。”而深通老庄的庐山慧远则是一位对“理”有深刻体验且能将其融人自身系统的大师，其强调“理深”之旨趣，实质上是要将理与事、理与形作一番真正的比较，以突出“神道精微，可以理寻，难以事诘”之观念。更为深入的显然是僧肇，其《肇论》将“理”与涅槃视而为一，实因其先以“理无不统”之故：“若涅槃—也。究竟之道，妙一无差，理其然矣。”此期的集大成者，当为道生，对道生而言，理为一；既为一，万殊(事)则应为理所超越，因而这种事理观必然视“乖理为惑，惑必万殊。”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理得则成佛的“尽理”观。从总体上看，魏晋时期的佛学大师，已趋向于将理视同于涅槃，因而理的超越性已凸显出来，然而其事理虽未对立，但尚未臻事理圆融之境。或许直至法藏的“理事齐现，皆悉相容”，方显理事圆融之苗头。而华严宗所显示出的相当充实而又系统的理事圆融观，则是无须赘述的。这里须指出的是，其体用一如、事理圆融之观念，在曹洞义理中得到了彻底的发挥。
　　一、基本义理之诠释
　　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师徒俩共同创立的禅法，被后人称之为曹洞禅。通常，学者多以曹洞宗的“偏正五位”与“功勋五位”(后曹山本寂根据“偏正五位”进一步发展出“君臣五位”)之学说为其思想核心，此固然表征了曹洞理事交涉的基本义理。然而在笔者看来，它更深层的内涵在揭示禅的内在精神，对思维方式而言，即在竭力抛弃已形成惯性动力的支配人们日常事相的思维习性。曹洞义理何以能随时间推移而日益丰富?曹洞宗风何以能为禅门带来新风气?说到底，盖缘于它对思维方式的创新意义及对禅的生命精髓的揭示。
　　问题在它所采用的新的固定的图式模式(这里无法一一示例)，一方面有繁复且模式化之嫌，另一方面又有着相当广阔的解释空间，这即便在当时也引起过与临济宗人的辩论。后来甚至有论者将其作为周敦颐太极图之前身。这固然因其存在显而易见的援《易》人佛之倾向，其时，中国文化确有着儒、释、道合一的总体倾向，它对禅的思想浸染当然是无处不在的(曹山本寂就曾“业儒”，并对玄学有过特殊兴趣)。不过，我们更应看到的是禅宗在思维取向上对般若直观的那种根本肯定，对禅而言，佛的“自性”层面是绝对的。或许，玄学在思维建构上，能帮助曹洞建立起它特有义理图式?事实上，以图释“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早已成为儒、道二家的一种手法。
　　必须强调的是，从义理承续关系上看，曹洞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也许是石头希迁的“回互”观。希迁受道家魏伯阳《参同契》影响，后自著《参同契》并以“明…‘暗”互摄来讲明理与事之相互关系；所谓“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意在告诫人们切不可偏于一隅。洞山良价据此而阐明的“偏正回互”之义理，其最重要之核心当在“融合”。于此亦可见石头希迁在思想上对南禅的意义所在。
　　然而，对禅宗而言，所有的禅悟都须建立在真切而具体的情境之中。无疑，禅悟是一种思维过程中质的突变。良价更为真切而直接的悟人，就是昙晟对良价的点化，这其中留下了良价涉水睹影而大悟昙晟“即这个是”妙旨的典故，此不赘言，只须列出洞山契悟的《涉水偈》，便可见出其是如何于一切法界中见真如本体而又从真如之体中见一切法界的：“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体用圆融的禅旨于此显现无遗。然而更重要的是，昙晟提出的“宝镜三昧”之法门，其意在指出：人观万象，如同面对宝镜一般，其镜中的景像(事)，正是镜外实物(理)的显现。这难道不是理事回互、由事相而透出理体之境界?云岩昙晟的“十六字谒”即“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由是成为洞山良价与曹山本寂的最为直接的曹洞义理之基础。作为华严体用一如、事理圆融之观念，在曹洞义理中得到了彻底的发挥。吴言生很有见地地指出：“在禅宗五家七宗中，曹洞宗对理事关系表现出特别关注，曹洞宗的正偏回互、君臣五位等理论，远绍华严，近承《参同契》、《宝镜三昧》，经由诗学的转型，使理事圆融境得到了生动的象征。在曹洞的正偏五位等禅法体系中，‘正’指本体、平等、绝对、真如等，‘偏’指事相、差别、相对、生灭等。正偏回互，组成五种不同的阶位。曹洞宗的核心是理事、正偏的兼带回互，其哲学象征体系的核心也是理事回互。……曹洞宗禅诗通过相对的两大意象群的正偏回互，启迪人们扬弃分别意识，将相对的意识逐层脱落，将正偏两大意象群打成一片，从而顿悟真如佛性，抛弃二元、相对、有限、虚幻、无常的世俗意象，进人一元、绝对无限、真实、永恒的禅悟之境”
　　需要稍加解释的是，所谓“偏正五位”，一般的理解是，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兼中至、兼中到五种。这在创立之初即被视为修禅的五种境界。而所谓“功勋五位”是向(趋向佛道)、奉(信奉受持)、功(努力用功)、共功(继续用功)、功功(到达圣境)五种。此则被视为修行过程中逐步前进的五个阶段。曹山本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君臣五位”，便基本成为事理交融的一种观念。所谓“君臣五位”，是指君位、臣位、君视臣、臣向君、君臣合，从思维方法上看它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象征。
　　对常人而言，是很难理解曹洞既有的义理模式(连他们自己也要用图式加以解说)与他们一贯的不立一法之宗旨的。这二者是统一的吗?如果统一，构建这种统一的基础是什么呢?如果不能统一，岂不是一种悖论?
　　看来，光从理论是很难切人深层理解的层面的。下面这一例，也许多少可说明曹洞事理回互、法无定法之思想。有一次洞山良价和密师伯过河，洞山问密师伯，过河有何感想，密师伯只说没有打湿脚。洞山则言，应说脚没有打湿。两种说法难道不是一回事?这多少让人感到玩文字把戏的味道。但对洞山而言，两种说法虽然在本质(理)上是一致的，但“没有打湿脚”显然是将着眼点放在“水”上；而“脚没有打湿”，其着眼点则在主体之“脚”上。这无宁是说：法无定法，条条道路通长安，岂能拘于一地一法!要之，其事其理是圆融回互的，本质上的一致，“看”的角度却可不同。最根本的是，我化万法，法为我用，而非万法缚我。
　　曹山本寂对“五位君臣”之旨诀又作如此解释：“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人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日虚玄大道，无著真宗。”无疑，在这里“正”即“空界”，亦即“理”。而“偏”则为“色界”，亦即“事”。为作更好的说明，理与事的暂分是必需的。然重要的是，无论是一三两位的“背理就事”还是二四两位的“舍事人理”，都无法构成正确认识，因其偏于一隅。而第五位能理应众缘、众缘应理；所谓两边“兼带者”，则将是非正非偏的，从而可达到“事理双明，体用无滞”的高超境界。妙就妙在这个“五”，它是理解其理事回互的五位说的关键。综括言之，“五位君臣”的义理，“君相当理，臣相当事。在二者关系中，若只有君主一方面发挥作用，相当一‘舍事人理’，反之，若只有臣民一方面发挥作用，就是‘背理人事’，都是失‘位’的表现，只有‘君臣道合’，上下一心才是‘事理俱融’”。在曹洞义理中，事理俱融才是合乎“大道”的。从图示中似更能体验这个层次。
　　从总体上说，良价与本寂师徒二人共创的这一洞山宗旨，其特色前人概之为：君臣道合，正偏相资，鸟道(任运自然)玄途，金针玉线，内外回互，理事混融，不立一法。
　　曹山本寂亦有一“如驴觑井”、“如井觑驴”之典故。前者是说若以“眼根”为实，必因外缘而“由尘生色”，亦即“心”随外缘而转；结果难免生执著之心，苦苦寻求。佛门常说“端着金碗讨饭”，就指即佛而不知佛。反之，“井觑驴”，则为镜照万物，而又不留一物，不受物所蔽坏；因为物去水净，井水原本就是纤尘不染的，它在本无形影之前提下，无不应物现形。这似如李贽所言“吾之色身洎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见之太虚空等，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解经文》)。
　　总之，“洞上玄风”的根本宗旨，是要体验无对立的、无矛盾的“绝对”。必须强调的是，曹洞的伦理与人生观亦建基于此。进而言之，曹洞义理中的理事圆融，也就是其形上哲学观。
　　二、思想脉系之传承
　　禅宗五家七宗，先后创立于唐、五代，而真正称得起传承不绝者，是临济、曹洞二家。本文仅从曹洞理路出发，简略呈示出其思想线路。事实上，专家对此研究成果良多，笔者从中获益甚深。作为禅门中的“思想贵族”，其思想理路及其传承尤为人们所关注。事实上，其师承关系具有整个禅宗内部的那种兼容交叉式的特点，如昙晟禅师就曾参学于百丈与药山之间，而药山亦往来于石头与马祖间；影响巨大的百丈禅师本为马祖高徒，足见马祖作为宗师的地位。笔者欲强调的是，传承本身需赖思想自身之力量，更仰仗一代代精英有意识对地接续；一种传统的延续绝非百年树人所可尽言之。这正如我们从曹洞宗门一代代接续、传承、扩延中，见出整个南禅兴盛不绝之脉络那样。
　　从曹洞宗门的承续关系看，创始人洞山良价与曹山本寂的前承脉系为：慧能一青原行思一石头希迁一药山惟俨一云岩昙晟一洞山良价一曹山本寂。这已是定论，无须赘言。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南禅五家七宗的整个发展，都有明显交叉现象，曹洞一系亦无例外。如雪峰义存(822—908)虽不在五家之列，但却曾演生出云门、法眼二宗。他曾投洞山良价门下，有过淘米而“沙米一时去”的典故。其根本的思想主张是修行到“无物可见”，才能“见自本性”；而“见自本性”便是“方得成佛”之时。他的庞杂禅学思想不可谓无洞山之影响。
　　宝峰克文(1025—1082)也曾住持过洞山，但却属黄龙派。以“看话禅”而著名的临济宗下的大意宗呆(1089—1163)，亦曾参曹洞门人瑞州微和尚，尽得曹洞宗旨。而以“文字禅”著名的惠洪，据考亦多少与曹洞宗有关联。此类横向交叉，其相互影响的互动，多起着弘扬曹洞宗旨之作用。
　　须知禅宗史上的较为复杂的传承关系，比比皆是，它实际上是值得认真考究的文化现象。然而我们似过于重视直接的承续关系(单传、嫡传)，以至错过了一些值得挖掘的历史资源。无论如何，现在是我们从各种线路、各种角度去关注这一历史现象并提升它的文化价值的时候了。
　　洞山良价的法嗣——道膺(?—902)，是晚唐曹洞宗的著名禅师。他呕心沥血的弘法生涯，曾使曹洞宗风大振，他广纳四方学子，常住寺僧就达1500多人，因而名动朝廷。更重要的是，他开辟了第三道场——云居道场，从此，云居山真如寺成为曹洞名刹而香火不绝。道膺最著名的弟子有道简、道丕、道昌、怀岳等。
　　据《曹溪通志》，曹洞宗法脉曹山本寂一支，下传四世后失详。而此时道膺法脉隆盛，道丕传同安观志为四世，志传梁山缘观为五世，观传大阳警玄为六世。有趣的是，大阳警玄晚年与临济宗法嗣浮山法远甚为相契。而曹洞二世匡仁亦是初参香岩智闲，后投良价门下。这均证实了我们上面所讲的交叉现象。投子义青是曹洞法脉的第七世，义青传芙蓉道楷等九人为第八世。
　　此下，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天童如净与报恩行秀，此二人为曹洞门下的二大宗匠。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说如净：“恶拳痛棒，陶冶学人，放言纵谈，痛斥时弊，炽然唱逸格之真风，见处高迈，振无畏之辩，如苍松之吟风。”而说行秀则是“精通儒释二教，出入金元二朝，受王臣之归向，尝示众云：‘衲僧之行履不异常途，唯临死生祸福得失是非之际，视死如生，受辱如荣。’可见其为人”。正是这位天童如净大师，曾将道楷和尚传持的袈裟以及曹洞经典《宝镜三昧》、《五位显诀》付与日本僧人永平道元，道元归国即创立日本曹洞宗，延续至今。
　　必须强调的是，推动曹洞中兴的不仅有云居一系，还有无明慧经开创的寿昌支脉(江西黎川寿昌寺为其弘化基地)。世称慧经为“曹洞中兴第一人”，慧经的中兴已是明万历年间的事了，他对曹洞宗的贡献是巨大的。而在这之前，秀峰、常锦等分别在江西的云居山、上高、高安、奉新、乐安等地大力弘扬曹洞宗风，世人称其为“云居系”。慧经之后的曹洞传人，值得一提的是长庆道独，他对重振曹洞宗风起了较大作用，其法嗣祖心函可、瞎堂函可、木人弘赞等，可谓法脉远传，宗门常盛。
　　进入近现代后，虚云老和尚以一身而参五宗法脉，这是禅宗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此五宗法脉，均在虚云老和尚的光大之下，卓有建树。据《新编曹溪通志》，至1997年底，虚云老和尚所嗣诸宗法脉代相传承，有三、四世之多。虚云老和尚之例，是禅宗文化的特有现象。
　　三、历史地位之界定
　　如何界定曹洞宗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是当今禅学界的一个课题。无疑，曹洞的历史地位，是由其独有价值与特色所决定的。尽管在表面上曹洞宗的流传不如临济宗那么兴盛，但它在禅宗史上的思想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应该说，没有曹洞之义理传承也就没有整个南禅之兴盛。要之，以理事关系为其义理内涵，以儒释道融合为其思想特色，以法脉弘传而获取历史文化之价值，这都成为界定其历史地位的基本因素。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曹洞的伦理观，也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而其理事相融的哲学观，实际上也适应了世俗的安邦治国的主张。要之，从曹洞宗历久而又广泛之影响来看，唐代至近、现代，大江南北至海外无不传承着曹洞一系。曹洞创立之初，日本僧人瓦室能光即向良价学禅。新罗利严后亦来华参礼道膺，回国即开须弥山派。高丽庆甫则从匡仁学禅，归国后大力弘传。有宋一代，日本的道元禅师在天童如净处尽得曹洞妙旨，得以极大规模地将曹洞一系在日本发展得如火如茶。以至在20世纪肋年代，信徒就已近1删万人，近年仍有扩大趋向。至今，日本、韩国等曹洞门徒，还经常来江西举行一些纪念与学术活动。可见其在海外传承之广与深。
　　我们不得不再次强调的是，曹洞地位之决定，最根本者，当在其非常独特的理论色彩及其一代代曹洞精英的大力弘扬。曹洞对慧能以来的禅学精神有着深切的体悟和独到的见解，它洞察到事理的本质，它的任运自然与“无心”、“无法”，实际上也是对生命的创造性与人在根底上的自由精神的一种透悟与揭示。而它在一千多年中极富韧性的接续，是最可赞叹的一种民族文化事象。此中最重要的启示即为：一种文化精神的延续，没有一代代精英付出极大努力去承接其生命精髓，绝无可能传承至今。这也许正是禅宗这一极其珍贵的智慧之源对我们的精神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