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武灭佛”的共性

　　试论“三武灭佛”的共性

　　张宝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安，710062）

　　摘要：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发生过“三武灭佛”事件。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三武灭佛”的共性。认为“三武灭佛”起因基本相同，都与寺院经济膨胀和儒佛道斗争有关；灭佛的措施基本相似，都是以行政的手段强令僧尼还俗，拆毁寺院，焚毁经像，没收寺产；灭佛的结果也大同小异，都对佛教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均未实现“灭佛”的目的。“三武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在中国发展，会受到中国特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

　　关键词：三武灭佛 寺院经济 宗教冲突

　　Abstract: The incident of " three emperors’ ruining Buddhism " has happen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Buddhism. We’ll probe into their common features by comparing in this article. Firstly, I think the reasons for ruining are basically same. They’re all connected with the expanding of Buddhist temple’s economy and the contention amo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Secondly, the measures taken are similar basically. They all adopted administrative means to compel Buddhist monks and nums to resume secular life and confiscate the property of temples. What’s more, they also demolished temples and burned down josses and scriptures. Lastly, the consequences of ruining Buddhism are almost alike,too. The ruining all cause the heavy blow to Buddhism. However, the Three Emperors all didn’t realized the purpose to ruin Buddhism. The ruining Buddhism indicates that Buddhism must receive restraining from Chinese peculiar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when it developes in China.

　　Key word: three emperors’ ruining Buddhism，Economy of Buddhist temple， Religious contention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发展极为迅速，但在北朝与晚唐时却几度遭受灭顶之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先后三次掀起大规模的禁佛、灭佛运动，佛教界称之为“三武之厄”或“三武法难”。“三武”为什么会有灭佛的举动？灭佛对封建国家有何益处？这个问题是饶有趣味的。本文拟从灭佛原因、灭佛措施与结果等三个方面探讨一下“三武灭佛”的共性。希望有助于大家对“三武灭佛”事件的认识。

　　一 灭佛起因基本相同

　　佛教初入中土，寺院由布施而得到的财产在当时为寺院集体所有，主要用于维持僧人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后来随着寺院财产的不断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现，寺院地主经济才最终形成。 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地主经济是添加了佛的风韵的封建地主经济，但它的高速发展却给世俗社会的地主阶级增加了现实中的竞争机制，也给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而封建国家又是由世俗地主们建立和把持的，经济利益关乎根本，所以当佛教势力严重威胁其根本利益时，作为世俗地主的总代表--皇帝，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得不对佛教痛下杀手锏。那么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到底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危害，使皇帝们举起屠刀的呢？

　　首先，佛教寺院大兴土木，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统治者信奉佛教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和僧众可以帮助他们麻痹人民，佛教不但可以“敷居导俗”，而且其“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踨遗轨，信可依凭”。 可以说，统治阶级对寺院的布施，实际上是支付宗教为其统治服务的报酬。参与布施者，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构成了寺院经济急剧膨胀的输血队伍。《魏书?萧衍传》对梁武帝曾有描述，说“衍崇信佛道”，大修寺院，“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北魏献文帝崇信佛教，在天宫寺建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浪费无度。据统计，北魏末年（528年）佛寺已达3万处，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佛寺4万处。唐武宗时共有大、中寺院4600所，小的庙宇40000所。王公贵族和富豪人家，修建佛寺，竞尚高大华丽。对此，魏孝文帝说：“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致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 由此可见，建佛造像，浪费巨大。

　　其次，寺院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严重影响了国家土地政策的实施。寺院经济主要以田产为主，而寺院一般靠施舍和兼并与掠夺两种手段来获得土地。无论国家还是王公贵族兴造寺院，一般都随之施舍一些土地。比如唐高祖时，少林寺因助唐平王世充而被赐田40顷。除皇帝外，大量的王公贵戚也争营佛寺。 另外，自南北朝以来，由于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频繁，阶级矛盾尖锐，为寻求精神寄托，士族地主和普通民众也将田产大量施舍给佛教寺院，使寺院田产大增。寺院除靠施舍获得土地外，还大肆兼并和掠夺土地。南北朝时代，诸如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翻改契约，侵蠹贫下” 的记载时有所见。梁武帝曾下诏说：“……僧尼……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至细民措手无所。” 这说明寺院在兼并土地的疯狂性上绝不亚于世俗地主。及至唐武宗灭佛前， “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 而在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为使自己政权稳固，都试图把广大民众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劳作，尤其是北魏至唐，国家还要推行均田制，而政府必须掌握大量的土地才能分配给农民，但寺院广占良田又必然直接影响封建政府土地政策的推行，这样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第三，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政府的税役。寺院经济的突出特点即寺院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人民之所以愿意投身佛教寺院，主要是因为寺院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僧尼不但“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而且“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返自在”。 因此当 “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时，出现 “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实避调役”的人数之多也实在令人瞠目。北魏末年，全国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时有三百万，北周有二百万，唐武宗时也有近三十万人，这就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北周武帝就决心“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 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说：“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致也。” 这说明佛教势力膨胀，不但搞得民力不足，物力凋衰，也已对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地主的利益构成威胁。所以唐武宗才认为他灭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法典，济人利众” 的事情。

　　除上述危害之外，寺院经济的发展还使寺院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甚至诱发起义，威胁封建统治，这也可能是封建政权灭佛的一个重要原因。佛教中，佛法平等，但实际上，佛寺中等级十分森严。在僧侣中，寺主和各种神职人员构成了统治阶层，而下层僧侣及依附于寺院的人口则构成了被统治阶层，这两个极不同的阶层，体现了寺院经济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抗关系。原先，寺院可作为救济场所，然而，后来寺院的救济事业渐渐变成了高利贷剥削。比如北魏宣武帝针对僧祗粟曾诏：“僧祗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极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 不难发现，寺院内阶级对立关系的层次较之世俗世界更为分明。

　　寺院依附民所受的剥削压榨，比起世俗界农民所受的并不轻。寺院剥削的主要方式是租佃制。比如北朝时，封建政府将罪犯和官奴给予寺院的仆役——佛图户，除“供诸寺扫洒”外，还要“岁兼营田输粟”。又如北魏的僧祗户，他们每年需向僧曹输谷六十斛，其被剥削率最低也该是见税十五。 身受沉重经济剥削的同时，他们又被套上了一条神权枷锁，这样双重的重负使他们的处境比俗界农民更凄惨。因此，残酷的压迫剥削，也就激起了僧众的反抗。魏明帝时，任城王澄上疏，深切地指出佛教教会活动对社会治安的危害。他说：“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处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 北魏太武帝灭佛，其导火线便是长安种麦寺内便室中“大有弓矢矛盾”。 僧尼有免役调租税特权，寺院的依附民也不向国家纳租税出调役，这已播下官方和寺院间矛盾的种子。当僧众人数少，依附人口不多，僧众又能劝人为善，服从统治时，这矛盾还不突出。等到僧众人数多，严重影响官方税收，僧众又在民间不是起劝化的作用，而是煽动人民反抗，甚至领导人民暴动时，政府和寺院间的矛盾就突出了。限制壮年劳动者出家，强制僧尼还俗，严厉取缔佛教寺院的“灭佛”也就出现了。

　　如上所述，佛教增多一个僧徒，即朝廷损失一个丁男的赋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头脑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总要感到佛教是侵夺人口的无底巨壑。还有一种威胁，即佛教从思想上俘虏中国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被天竺佛徒同化。寺院有其法律（僧律），有其武装（僧兵），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佛国愈多，对当时政治统一的威胁就愈大，所以说，朝廷废佛是有理由的。朝廷灭佛实际上是封建世俗地主与寺院地主之间矛盾激化的反映，但从侧面也反映了儒佛道三教之间的激烈斗争。

　　三教的冲突以儒道联合反佛为主流，儒道之间的冲突较为缓和。因为儒道同为中土文化，二者之间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民族土壤，分别以“自强不息”和“无为而治”相辅相成，相互间没有大的文化隔膜。而佛教则不然，它是印度宗教文化的移植，属一种异质文化，儒道两派从民族心理上都难以容纳佛教。另外，佛教通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的广泛传播与发展，给儒道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儒道若要抬高自身的地位，必须首先以压倒佛教、打击佛教势力为前提。首先我们来看儒佛冲突。

　　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佛教是外来宗教，同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思想有若干背离之处。从总的说来，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积极入世的思想。而佛教则认为人生是痛苦，社会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脱离现实，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而佛教主张的弃世出家，实际就是抛君弃亲，与儒家忠孝之道完全背离。所以儒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对父母的关系上有极大的距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 佛教却别有说法，认为禽兽虫蚁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现在的父母，可能来世是自己的子孙，这样的怪谬思想，儒家和受儒学影响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确立为正统思想后，就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均受儒家思想影响。加之魏晋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仍以儒学为治国之本，故佛教在中国的生根发展，首先遇到的阻力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由于儒家礼教向来是统治阶级维持政权的基本工具，帝王治国的礼法刑政总得依据儒家，朝廷官吏也多半算是儒家中人，因此正是有了这样两种强大的力量支持，才使得儒家反佛的力量十分庞大。

　　北魏的统治者致力于启用儒士，在安邦治国思想上，以儒学为根据。太武帝提倡儒学，要求王公以下百官，其子弟都要到太学学习儒经。北周武帝时，曾招集群臣亲讲《礼记》。公元573年，周武帝“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唐初以政府的名义颁定五经正本，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使儒学在三教对峙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唐高祖时把儒学当作经世治国之道，广置国子、太学生员，以培育“儒臣”。唐武宗也认为：“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 所谓“以文理华夏”，也就是以儒家思想治国。除“三武”反佛外，社会上许多儒学之士也加入到反佛的队伍中来。他们从治国安民，维护纲常名教出发，主张整顿佛教，限制佛教。比如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太史令傅奕站在传统的儒家立场上，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唐政府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

　　佛教在中国生根发展遇到的第二种阻力就是道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虽然佛道二教有相近的一面，如佛教的息欲出俗与道教的清心寡欲相近，但二者也有矛盾的一面，如佛教的生死轮回说与道教的长生成仙说相对立。为了争夺宗教的传播阵地，佛道二教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而道教之所以能迅猛发展可以说与统治者为了抑制佛教的发展而扶植道教不无关系。由于佛教的兴盛对封建统治不利，所以必须借助道教来削弱佛教的势力，于是道教迅速发展。而道教反佛正是通过皇帝崇道抑佛和道士排佛来进行的。皇帝何以崇道？希冀长生和祈福禳祸可能是重要原因。因为道教具有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并辅以祈福禳祸的功能，而正是这一点，既适应了统治者麻醉人民的需要，又迎合了统治者奢求长命富贵的欲望，所以许多帝王才大力扶植道教。

　　北魏太武帝时，有道士寇谦之明确提出道教应辅佐北方太平真君统治中原人民。魏初宠臣司徒崔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太武帝“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 而崔浩常在太武帝面前非毁佛教，谓其“虚诞，为世费害”， 故太武帝对佛教已有不满。而盖吴反魏时佛教私藏兵器，使太武帝感觉到佛教势力对自己政权的威胁，遂下决心灭佛。

　　北周武帝的灭佛之举，与受到身边道士张宾和卫元嵩两人的影响有关。卫元嵩原籍成都，幼年出家为僧，后入关中，在长安结识一些北周的达官贵人。早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就向周武帝建议“省寺减僧”。周武帝在屡辨三教后，最终确定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在建德三年（574年）的僧道廷辩中，道士张宾被沙门释智炫辩败后，周武帝甚至亲自出马，与沙门斗嘴。虽然接着便是并废佛道，但不久即恢复了道观，道教依然受宠。

　　道教与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关系，唐代皇帝为了提高其门第出身，便宣称自己是道教太上老君李耳的后代，借以把他们的统治说成是“奉天承运”。唐高祖对道教倍加推崇，并正式宣布：道一，儒二，佛三，从而确立了道教在唐朝的特殊地位。唐武宗曾“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修金箓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 而唐武宗利用赵归真等道士主要是道教长生不死的骗术对他产生的诱惑作用。《旧唐书?武宗纪》载：“归真自以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请行焉。”由于武宗迷信道教，所以，当赵归真等在武宗面前“排毁释氏”时，“帝颇信之”。 加之宰相李德裕等人的赞同，朝廷从会昌四年（884年）起，便开始毁佛。次年，赵归真又请求与佛教徒论，在武宗的支持下，参加辩论的佛教徒因奋力抗争被驱逐回乡，佛教惨遭痛击。

　　所以，正是因为佛教有很大的势力，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尤其是它的经济力量的恶性膨胀日益造成了对政府的威胁和民生的残害；它的自成体系，不敬王者触犯了至高无上的君权；它的不拜父母、剃发染顶又违逆了儒家伦理观念；而佛道两教为争夺宗教主导地位的矛盾又无法调和，才使得社会上反佛有三种强大的力量：一是朝廷与佛教发生利害冲突，因而用政治手段废佛；二是儒家礼教排斥异端；三是道教与佛教争夺宗教上的统治地位。佛教以一敌三，势单力孤。

　　二 灭佛措施基本相似

　　灭佛时，“三武”无一例外地动用了国家的行政手段，采用暴力措施禁佛、毁佛。“三武”均连下诏书，强行灭佛，虽然各自在灭佛的程度上有所差异，但其采取的措施却是相似的。

　　为了能有效地控制足够的人民群众以从事兵役、徭役和缴纳租调，而佛教僧众又有免役免租调之特权，因此在僧众的数量上必须加以控制，故“三武”均下诏强令大批僧尼还俗。北魏末，僧尼有二百万左右，而北齐、北周僧尼总数三百万左右，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至出现了“佛法诡诳，避役者以为林薮” 的现象。北魏太武帝于太延四年（438年）三月命50岁以下的沙门还俗。北周武帝也于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广弘明集》卷十曾载，灭齐后，他又使“五众释民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唐武宗令僧尼还俗历时较长。他于会昌二年（842年）十月下敕，要求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若僧尼有钱谷田地，应收纳入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亦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会昌四年（844年）七月，武宗敕令没有敕额寺院之一切僧尼全部勒令还俗。会昌五年（845年），自四月一日起，令年四十以下僧尼禁勒还俗，递归本贯。每日三百僧还俗，十五日方讫。自十六日起，令僧尼五十以下还俗。至五月十日方尽。十一日起，无牒者还俗，最后有牒者亦须还俗。五月终，长安僧尼尽。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受此牵连，那些流布于波斯、中亚一带，又传入华夏，在唐朝颇受统治者礼遇的外来的宗教如袄教、景教和摩尼教等，也同遭禁止，这些中土传习的外来宗教也共有僧侣二千余人被勒令还俗。武宗废佛，前后共“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还“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然而，僧尼还俗还不足以泄皇帝心中对佛教之恶，他们甚至向僧众们举起了屠刀。太武帝的措施是最为残暴的，他采用“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的方法来打击佛教徒。幸运的是虔信佛教的太子拓拔晃时为留守平城的监国，他利用秉政之机，有意缓宣太武帝的灭佛诏书，使远近各地的僧侣得到消息后亡匿免死。但这只能是平城地区僧侣的幸运，其他地区的僧侣却在劫难逃。《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记载：“初，佛狸讨羯胡于长安，杀道人且尽。”《高僧传》卷十《昙始传》也载：“以伪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北魏太武帝甚至连为僧尼提供避难之所的俗人也不放过。据《魏书?世祖纪》称：“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唐武宗也下令，如有僧尼不伏还俗者，科违敕罪，当时决杀。会昌三年（843年）四月中旬，武宗令杀天下摹尼师，将剃发及著袈裟作沙门形杀之。由此可见，措施是严厉的，手段是残暴的。但太武帝却以灭佛是“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乃“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 而津津乐道。

　　佛教寺院和佛像是佛教的物质载体，大量的佛经则是佛教的精神载体，而佛教崇建寺塔，“倾竭珍财，徒为引废”， 所以为了从物质和精神上同时打击佛教，“三武”在强令僧尼还俗的同时，都大肆拆毁寺院，焚毁经像。北魏太武帝灭佛，要求“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以致“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 北周武帝并废佛道，“经像悉毁”， 灭齐后，他又“融刲佛像，焚烧经教”。 对寺观他没有采取拆毁的极端措施，而是采取了“寺观塔庙，赐给王公” 的措施，但同样达到了灭佛之效果。唐武宗在会昌四年（844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两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会昌五年（845年），又下诏所有非保留的寺院一概限期拆除。武宗前后共拆寺四千六百余所，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而对佛像却另有处置，寺院的铜像、磬、钟统统销毁，用于铸币。所有铁像，交给本州，铸做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甚至衣冠士庶之家所有的金、银、铜、铁像，敕出后限于一月之内，一律缴官。如有违反，由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而与此同时，佛教经典的散失也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天台宗和华严宗的著作，有些中土已经失传，只能从新罗、日本转抄过来。据《佛祖统记》卷二十四载，唐宣宗八年，潭州岳麓寺僧往太原求大藏经事，中云河东节度巡官为之记，言潭州僧因天下经典武宗严旨毁灭几尽，乃往太原求藏经五千四十八卷以归。此亦可见会昌毁法之严厉。

　　“三武灭佛”的根本原因是佛教寺院经济的膨胀和封建世俗地主经济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而“凡厥良沃，悉为僧有” 的现象已遭皇帝所忌，所以“三武”对寺院财产的处理上都采取了没收的政策。虽然史料中没有关于北魏太武帝对寺产处理的明文记载，但从“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的严厉措施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的灭佛结果看，寺产也逃脱不了被“灭”之列，不被焚毁，即被没收，因为封建政府对过分膨胀的寺院财富早已觊觎很久，夺其资财也在所难免。而北周武帝则措施独特，不是单纯地收归国有，而是先通过“三宝福财，簿录入官”， 然后把“三宝财富，散给臣下”， 最终将寺产“登即赏赐，分散荡尽”。 唐武宗对寺产则大张旗鼓地没收充公。他于会昌二年（842年），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时就开始没收了其钱谷田地，充入两税徭役。会昌五年（845年）又下诏，要求被拆寺院的财产，一律没收充公。这次大规模灭佛使唐政府“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 佛教资财，没收殆尽。

　　从总体上看，“三武灭佛”的措施是严厉的，尽管“三武”各自采取的措施严厉程度有所不同。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为灭佛不惜动用国家刑律，而北周武帝则主张会通三教，措施稍有和缓，但都使佛教蒙受了巨大损失。

　　三 灭佛结果大同小异

　　从“三武灭佛”的结果看，“灭佛”确实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增强国家的财政军事实力。大量僧尼还俗，并被编入民籍，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从而利于发展生产，而且为封建国家的税收提供了不竭之源，而国家的征兵之源也得以保障。同时，大量的寺院财产被没收充公，给国家提供了不少资财，这就增强了国家的的财政军事实力。所以才有拓拔焘命50岁以下的沙门还俗，北周武帝“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周灭齐后，他又尽废齐境佛教，《广弘明集》卷十言，武帝使 “五众释民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唐武宗废佛，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而唐武宗还将废寺的铜像、磬、钟，统统销毁，用于铸币。所有铁像，铸做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可以说，毁佛毁得其所了。还是北周武帝用一句话道出了灭佛的好处：“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 因为废佛，僧众还俗，出租调服徭役的人增多了，才能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灭佛”在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好处的同时，却使佛教事业惨遭重创。北魏太武帝灭佛，将 “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后来虽消息泄露，沙门逃匿，佛经秘藏，但“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北周武帝废佛道，“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北周武帝灭齐后，继续推行灭佛政策。《历代三宝记》卷十一曾载：“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周武法难为期虽短，但北方寺像扫地悉尽的结果，使僧徒流离颠沛，困难莫可名状。他们或以身殉法，或隐迹尘俗，或遁匿山林，或逃匿海隅，或入通道观。而从唐武宗对金属佛像、法器的处理以及拆毁寺院，没收寺院财产等措施来看，佛教遭受打击可谓惨重。总之，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在削弱佛教势力和影响等方面意义巨大。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被毁，经籍散佚，佛像被销，致使佛教失去了繁荣的必备条件，中国佛教于当时就不得不暂衰下去。

　　然而，历史好象与毁佛的武皇帝们开了个莫大的玩笑，“三武”死后，佛教便迅速复兴起来。北魏太武帝后，文成帝复兴佛教，认为太武毁佛是“有司失旨”。其恢复的措施是：“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 北周武帝灭佛禁道后，周宣帝即位，很快就“初复佛像及天尊像”。 后外戚杨坚掌权，“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 自此佛教正式恢复。唐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下诏：“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改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止。” 朝廷反佛的力量，表面上打击力很重，但接着便是佛教的迅速恢复和更大的发展，原因何在？这不得不令人深思。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佛教兴盛的社会基础，即阶级压迫并没有什么改变。由于沙门享有免除政府赋役的特权，寺院就像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乐土，对下层劳动人民当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佛教之所以迅速再兴，还在于统治者的扶植。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佛教也往往有助于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的地位。对此列宁曾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 君王扶植佛教原因在于利用佛教，他们看准的正是僧侣阶层不可低估的“牧师职能”。皇帝用暴力“禁人为恶”，防止人民犯上；僧侣帮其“度人为善”，让人民自觉地放弃暴力，冀存来世。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目的，即在于此。所以上层人士信佛可以附庸风雅，穷苦平民信佛可以立即得到实惠的同时，佛教教义又使其精神得到慰藉，民众信佛何乐而不为？

　　另外，儒道的说教远不如佛教的吸引力大，可能也是佛教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原因。儒学让穷苦平民循规蹈矩，对来世也不抱什么希望，佛教却能解开儒教所造成的精神枷锁，让穷苦平民精神上获得解脱，对来世充满美好希望。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其教义的理论深度远远超过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故而能够取得上层社会人士的信仰。从另一方面说，教义的某些内容也颇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例如，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说，可使受苦受难的人们寄希望于来世。只要信佛，一切罪过，甚至死罪，也可幸免。这些方面，道教都相形见绌。另如，人都不免一死，佛教就从不说只要信佛便可不死，只而说信佛死了有个好去处，反正是否真有死无对证；而道教却公然扬言修成神仙可以不死，可以白日飞升，到天上或海上仙山去永远享乐，这种奇迹当然无从实现，于是宣传不免破产。这就决定在争取广大群众方面道教也不如佛教。

　　所以从佛教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打击、抑制任何一门宗教仅仅靠消灭信徒的肉体是不能奏效的，重要的是如何改变信徒的信仰。而问题的关键是“三武”都不能深刻剖析佛教泛滥的根源，把佛教泛滥的根源仅仅归因于佛教本身，而没有意识到由于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劳动人民赋役负担过重从而皈依佛门这一重要因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封建统治者的灭佛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佛教，而仅仅只是一种以强硬面目出现的对佛教发展的控制。一旦佛教发展速度减缓，重新纳入封建统治能够实施有效控制范围之内时，便又重新抬出佛教，用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之一。对此，吕思勉先生曾有论述：“佛狸废佛，别有用心；周武则特欲除宗教之弊，而非欲去教化之实。唐武宗，世皆言其废佛，实亦仅限制而已。限制则去其流弊之谓也。知宗教之不可无，而特欲去其流弊，可不谓之合于理乎？武宗之废佛固不久即复。然┅┅经此一番矫正，宗教之流弊遂渐祛，于物力少所耗费，而弊之中于人心者，亦日澹矣。” 因此，在“三武灭佛”时，佛教一度受到抑制，但并未消失，“三武”一死，佛教依旧普遍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三武灭佛”主要与当时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间日益突出的经济利益矛盾有关,也大多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相关。也就是说“三武灭佛”一方面是佛教的发展已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转产生负面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佛教与中国儒家正统文化和道教文化争夺思想统治权的结果。当然，“三武灭佛”更直接与统治阶层，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和决断密切关联。而在封建专制集权机制的运作下，皇帝对佛教所持的态度，对佛教的兴衰程度甚至可起决定性作用。由此，笔者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其衍变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时，就必然受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而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那种“神权绝对服从王权”的政治特性，都在表明佛教这一宣扬出世思想的宗教文化，根本无法游离于中国社会严苛的具体条件。而佛教作为一种日益中国化了的意识形态，又是无法从物质上加以毁灭的。虽然佛教在浩劫之后便迅速复兴,显示了其极强的生命力,但“三武灭佛”毕竟用残酷的事实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增添了坎坷的悲剧色彩。但灭佛也表明，当佛教的发展对封建统治有利时，便会得到支持、扶植；一旦脱离或偏离封建政治轨道时，便会受到打击、限制。一句话，神权必须服从王权，宗教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佛教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曲折地发展，这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推动佛教汉化的客观原因之一。总之，神权和王权这一对封建社会的孪生子，为了各自的发展最终还得走向合作而相行共生，佛教适应了中国社会，学会了“依国主”，则“法事立”；而封建政权则继续利用佛教的“劝化”功能，使政权得以巩固。

　　[参考文献]

　　[1]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2] 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杨耀坤：《中国魏晋南北朝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梁鸿飞、赵跃飞：《中国隋唐五代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7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7]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8] 汤用彤主编：《中国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

　　[9]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 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济南，齐鲁书社，1986.

　　[11] 王志平：《帝王与佛教》，华文出版社,1997.

　　[12] 范文澜：《唐代佛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 王志远主编：《黄河文化丛书?宗教卷》，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14] 常和平：《中国全史?宗教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15] 牛致功：《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见《中国古代史论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6] 李春祥：《北魏太武帝与周武帝灭佛之异同》，《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1（3）.

　　[17] 任怀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0（5）.

　　致 谢

　　这篇论文是在恩师王双怀教授指导下写作完成的。从论文选题、资料搜集、素材获取到写作、审稿、修改定稿，无不凝聚着王老师的心血。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王老师不辞劳苦，不厌其烦，为我耐心讲解，并对论文进行了多次修改和指正。从王老师身上，我学到的不仅仅是他广博的知识，更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良好师德和做人道理，使我受益匪浅。在此，我谨向尊敬的王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

　　光阴似箭，四年的大学生活，弹指一挥间。时光老去的只能是年龄，而不是记忆，所以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犹历历在目。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和亲切关怀，都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给我力量，催我奋进；同学们的热情帮助和真挚友情也将成为我心头永不褪色的记忆，给我欢乐，伴我前行。所以，我要向给我知识与帮助的领导、老师和同学致以衷心的感谢。

　　陕西师范大学——我的母校，是您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使我在学习上收获颇丰。在生活上，是您为我遮风挡雨，给我温暖，使我的身心获得长足和健康地发展。故而，我要向我的母校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愿母校事业蒸蒸日上！

　　张宝生

　　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