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中国禅宗史》之考察

　　《印顺《中国禅宗史》之考察

　　──兼与胡适及日本学者相关研究的比较》序文

　　自序　／邱敏捷（台南大学国语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印顺的人格与著述一直都是我行事的指引、思想的津梁。他的佛教思想论著，轻描淡写中总不时体现出他对佛教义理的透彻的剖析工夫，与由此散发出来的浓郁的宗教情怀。我阅读他的著作愈深愈能认识到他那自然流露的“无我”之人格风范。

　　回顾1980年起，我开始接触印顺成名作《妙云集》，仰慕之心油然而生。后来研读他的《中国禅宗史》，由衷爱好。1998年12月，我完成《印顺佛教思想研究》论著，并获得国立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然而，有关印顺《中国禅宗史》之精华内容及其与日本学者的关系，是我当时能力所未能探讨的部分，至于该书“有无抄袭”的问题，则一直耿耿于怀。

　　印顺《中国禅宗史》所彰显的精勤和综合力，已为同样具备这两种学术研究特质的日本学者所肯定，而他的坚实卓越与深思密惟，也贯串于全书，而体现于文阡字陌间，相信读者都有同感。印顺该书持论精湛、博观悟达、涤旧立新，除多与东瀛学者的研究相互呼应处外，创获处也独多。可以说，该书是回应胡适与相关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一本著作；说它是近现代有关禅宗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应不为过。唯站在学术立场，对于相关的疑虑总要一一去厘清，于是本书透过四方面来考察：（一）从达摩禅到慧能禅的演变；（二）牛头宗的法脉与历史影响；（三）《坛经》的作者与版本；（四）曹溪禅的开展与合流。冀望对于印顺《中国禅宗史》与胡适及日本学者同类著作之间的关连，及引用问题，能尽探幽掘微之功，以补学界迄今未有专题探讨的疏失。

　　本书系笔者民国95年度国科会补助专题研究计画：《印顺《中国禅宗史》之考察——兼与胡适及日本学者相关研究的比较》（NSC95–2411–H–024–002）之研究成果，旨在发扬印顺《中国禅宗史》一书中“初期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的精华，并将其主要观点与胡适及日本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对勘、比较。希望整理出他们之间在处理同一思想史课题上如何承先启后、互激相荡，各有发皇的历史经验；同时澄清所谓“引用问题”，释除不必要的误解或“莫须有”的罪名；初期禅宗史迹与禅学思想的勾稽和呈显，自然也是本书冀以达成的目的。

　　本书的研撰，历时三载，多数篇章的“初稿”业经发表于各学术期刊：第二章〈从达摩禅到慧能禅的演变〉，刊于《玄奘佛学研究》第5期（民国95年7月）；第三章〈牛头宗的法脉与历史影响〉，载于《北台通识学报》第2期（民国95年3月）；第四章〈《坛经》的作者与版本〉，已发表在玄奘大学主办“第六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会议”（民国95年5月）；第五章〈曹溪禅的开展与合流〉，发表于《南大学报》第40卷第1期（民国95年10月）。我在研写过程中，得到台南妙心寺住持传道法师、高雄师范大学张光甫教授、台湾大学林义正教授，以及各学术刊物匿名审查教授的宝贵意见，依观法师对日文译文部分提出指正，使本书得以更加明确、完整，在此一并致上最大的敬意与谢忱。

　　2007年2月

　　再版序　／邱敏捷（台南大学国语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战后，大陆学者与高僧纷纷来台，台湾佛教学术研究起了质与量的变化，特别是在禅学研究上，尤其显著。1949年6月，胡适与铃木大拙二人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东西哲学家会议”中诤辩禅学，可说是这一学术风潮的起轫点。

　　基本上，胡适出发于科学的见地和研究才能，是着重于考证方法的史学家。他陆续发表了数篇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初期禅宗史研究论文，在中日两国间引起不少回应。铃木大拙则是承继中日临济禅衣钵而自成一家──所谓“铃木禅（学）”的“世界禅者”。胡氏倾心禅宗信史的重建，铃木氏则偏向禅学体验的传播，所重不同，但影响皆大。战后台湾对于胡适与铃木大拙禅学研究的回应，主要代表为印顺导师1971年（时年六十六岁）付梓的《中国禅宗史》等著作。

　　本书《印顺《中国禅宗史》之考察——兼与胡适及日本学者相关研究的比较》的初版，2007年2月由台北法界出版社印行。这本“再版”之架构、内容，与“初版”并没有两样，仅增补、订正了若干文字。

　　付梓再版本书，是近日应昭慧法师之邀，参加2009年5月30–31日，由“玄奘大学宗教学系”、“财团法人弘誓文教基金会”主办，假玄奘大学举行的“第八届印顺导师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以本书作为“新书发表”之一。由于先前仅影印出版二十多本，不敷研讨会之用，我的皈依师——台南妙心寺住持传道法师与“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执行秘书吕姝贞小姐应允由妙心出版社发行“再版”，以享心向印顺导师行谊与思想的广大信众，本再版书于焉出版、面世。

　　感谢道师父拨空赐序，增添卷香；再版之印制过程中，承黄瑞铭先生重新排版、圆智法师协助校对、伍丽满小姐行政襄佐、谢杏熏小姐联络相关事宜，以及“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其他工作伙伴的协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上诚挚的敬意与谢忱。

　　2009年2月

　　道 序　／传道法师（台南妙心寺住持、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董事长）

　　印顺导师是近现代台湾佛教史上极重要的高僧大德，著作等身；其中，尤以《中国禅宗史》一书，得到日本学界的推崇，并因此获得日本大正大学博士学位的殊荣。

　　中国佛教由于受到禅与净土思想偏颇发展的影响，“向来走极端，认为看经论不如实行，因此摔了经论，冥索暗求，走向盲修瞎练的黑漆洞去。”（印顺导师：《教制教典与教学》，页167）这种舍弃经论法义的探究，而专重信仰实践的倾向，一方面使主智的佛法真义，逐渐隐晦而失去其振聋发聩的功能；一方面又导致佛教行人对于自己体验的内容，过度自信与夸大。悲夫！其结果，就是将大智佛陀所体证的真理浅化、俗化，甚至扭曲了！

　　及至现代，中国佛教又因日本佛教重于学术研究的影响，而吹起了研究风，遗憾的是，此风对于佛教界而言，不过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专重学术研究，说食数宝，同样无益于身心的净化与解脱，甚且有弃宏观佛法大旨而引向琐碎枝末的危险性！

　　导师曾自述其学思历程，说他自“出家以来，多少感觉到，现实佛教界的问题，根本是思想问题。”所以他“愿意多多理解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华雨集》第五册〈游心法海六十年〉，页7～8）综观导师一生所努力的，所著述的七百余万言，也的确是在对流传二千多年的佛教思想，作厘清、判摄与正本清源的工作。只是导师的目标、动机与方法，不同于一般佛教学者的为学术而研究，甚或为糊口、为名闻利养而研究；而是真正为了信仰实践，为了涅槃寂静的终极目标而研究。

　　这种一贯的研究立场，同样的表现在这本《中国禅宗史》中，因此在禅者传承与禅法演变的研究中，导师得出如下的结论：“会昌以下的中国禅宗，是达摩禅的中国化，主要是老庄化，玄学化。……曹溪禅融摄了牛头，也就融摄老庄而成为──绝对诃毁（分别）知识，不用造作，也就是专重自利，轻视利他事行的中国禅宗。”（〈自序〉，页8、10）从思想到行为，由思想而影响行为，这个结论，不啻为导师早年所质疑的：“思想与行为，真可以毫无关联吗！”（《华雨集》第五册〈游心法海六十年〉，页11）作了最佳的注解。而这，又可以回归到他老人家所意解的：“现实佛教界的问题，根本是思想问题。”这所以佛法的研究者，绝不能将研究的成果孤立于现实人生之外，而作为无关乎自他生命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研究！

　　本书作者邱敏捷早在民国68年左右，当她还是台南师专的学生时代，即曾至妙心寺参访，及至进入中文研究所深造，更时常与我讨论佛学暨印顺导师的《妙云集》。也许是透过这样对于佛法的启发，所以她的硕博士论文，都以佛教思想作为主题；特别是博士论文，即以“印顺的佛教思想研究”为题。难得她这几十年来，始终在佛学研究的领域上努力不辍，令亦师亦友的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敏捷所以研撰本书的主要动机之一，在于探讨印顺导师的《中国禅宗史》，究竟与日本佛学者先前的相关著作有何关联，甚至是否涉及“抄袭”等问题。这一点，由她在书末附录的《中国禅宗史》日译本译者伊吹敦所作的“注文”对照表，即可得到反证而窥知导师研究的所本。关于本书，敏捷的确作了相当的努力，也得出一些中肯的结论，信能厘清学界的质疑，值得给以肯定。

　　妙心寺向来重视佛教正知正见的弘扬与推广；印顺导师的思想、著作及以之为研究对象的有关论著，也都是我们孜孜发扬与支持的对象。因此，在得知敏捷本书将受邀于“第八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作为新书发表时，亦乐意由妙心出版社出版。相信本书的发行，当有助于学者与信众对于以导师《中国禅宗史》为核心研究之相关论说的认识与了解，故而本人乐为之序。

　　书于妙心寺

　　2009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