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丝织品上的佛经

　　写在丝织品上的佛经

　　□ 张雪松

　　近日，日本学者、著名佛教专家辛岛静志在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讲学时，提到早期书写佛教经典的“纸张”问题。笔者想就此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宗教典籍在信徒心中具有极高的神圣性，不仅其内容出自神佛启示，而且用于书写典籍的语言文字、纸张载体，也都具有神圣性。例如早期的佛教徒认为，佛经如果用印度梵文书写最佳，梵文被视为“天书”（梵天所造文字），其书右行，以右者为尊；若用中亚胡语所写，其书左行，地位次之；若用中文书写佛经，其书下行，地位再次之，因为中文是由仓颉按“鸟迹”象形造字，不能跟梵天所造天书相比。

　　有关佛经的书写载体，如贝叶经、敦煌卷子，大多数读者可能都比较熟悉了。不过，东汉时，佛教初传中国，比较常见的书写佛经的载体，还不全是贝叶和纸张，更常见的是皮革以及绢等丝织品。我们先来看一则小故事：南北朝刘宋时期，有位比丘尼叫释智通，长得十分漂亮。元嘉九年（432年），释智通的师父去世了，她也就还俗嫁人，生有一个儿子。孩子长到7岁时，因为家里穷而没有衣服穿。释智通存有出家时几卷写在素绢上的《无量寿经》、《法华经》，于是她就利用这些经卷给小孩做了衣服（“通为尼时，有数卷素《无量寿》、《法华》等经，悉练捣之，以衣其儿”）。但一年之后，释智通的儿子便全身长疮而死。这则故事原本记录在《冥祥记》中，《冥祥记》后散佚， 鲁迅先生根据《法苑珠林》卷十八和《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六的相关记载，将其收录于《古小说钩沉》。这则故事原本是用来宣扬“坏经为衣，得此剧报”的因果报应思想的。我们不去管其宣扬的内容，只看“坏经为衣”，便可以证明，东汉至南北朝时，是有抄写在丝织品上的佛经的。这也可以在其他佛教文献中找到证明。

　　梁代成书的《高僧传》记载，汉魏时期，僧人朱士行因感中土所传《道行般若经》不完备，于是前往西域求法。当他求法归来，带着梵本大乘般若经途经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时，由于当地流行上座部佛教，这些僧侣认为大乘般若经是婆罗门外道书，因此向国王请求阻止朱士行把经书带回中土（“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对此，朱士行非常气愤，决定“烧经为证”。他在国王宫殿前堆积柴火，点燃后，将大乘般若经投入火中，结果“皮牒”如故。这说明在中亚地区，佛经原本是抄写在“皮牒”之上的。游牧地区将经文书写在牲畜皮革之上，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基督教早期文献就多写为“羊皮书”。朱士行最终将抄写在皮牒之上的般若经带回中土，后人翻译为汉文《放光般若经》。而到了梁代，“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龙就叔兰，一时写五部，校为定本，时未有品目。旧本十四匹缣，令写为二十卷。”也就是说朱士行从中亚带来的书写在牲畜皮革上的梵文原本，收藏在“豫章”（今江西）。太安二年（387年），支孝龙、叔兰等人在“缣”（一种丝织品）上又抄录了5部，抄写一部经需要用“缣”14匹。

　　于2世纪汉译的《道行般若经》最后一品说到，书写经卷要用“好长素卷”，“书时当得好笔书好素上，当自归承事作礼供养”。缣是黄色绢，素是白色绢，素比缣贵。用素抄经，比用缣抄经更好，所以抄经最好用“好笔好素”。

　　不过，核对《道行般若经》梵文原文，正如辛岛静志先生指出“素”对应的是金板（suvarnapattesu），也就是说，梵文原文中是说要将佛经刻写在上好的薄金板上。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不存在那些书写在丝织品上的佛经，中国人抄写佛经时用的最好的材料是白色的素绢，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在汉译时也入乡随俗，翻译为“好素”。《道行般若经》中也有“有七宝之函，以紫磨黄金为素，书般若波罗蜜在其中”的说法，可见经文中的“素”，可以理解为金帛一类的东西。以后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另译为“以黄金鍱书般若波罗蜜”，其中的“黄金鍱”也大体是这个意思。

　　可见，为了表示尊崇佛经，天竺国（古印度）将经文刻录在薄金板上，而中亚人则抄录在牲畜皮革之上，到了中国，则书写在缣、素等丝织品上。佛教经典由口传到书写定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时期，记录佛经的载体，也是人类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