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佛光寺历史新考

　　五台佛光寺历史新考

　　对中国佛教史、美术史和古代建筑史感兴趣的朋友，恐怕没有不知道五台佛光寺的。说起佛光寺的历史，我们多知道它“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499），唐贞元至元和年间（公元785-820）寺内曾建有三层七（原文作九）开间高约32米的弥勒大阁。……这时佛光寺之名，已传播千里之外。此后二十多年，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敕令灭法，……佛光寺除祖师塔和周围几座墓塔外，全部毁坏。武宗死后，宣宗复兴佛法。到大中十一年（公元875），佛光寺才又在其旧址上重建起来。”（录自柴泽俊《五台佛光寺》）

　　学术界对佛光寺东大殿的创建年代基本没有异议，多认为其是在寺内原有的弥勒大阁被毁之后，在原址上建立的，并根据大殿的梁架题记、板门题记、建筑形制，以及大殿外面的经幢铭刻，定为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75年），并写入教科书，成为我国现存古代建筑中最辉煌的一章。

　　然而本人最近在翻阅文献时，发现了一些似乎与之矛盾的记载，此疑团如能解决，则可能涉及佛光寺这座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名刹的诸多重大问题的重新考察，故不敢不将其写出。在此声明：本人并非古建筑史的职业研究者或从业者，对佛光寺被重新发现起至近的七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不敢说已经掌握，只是就自己所知所疑而率尔操觚，写此小文，向大家求教。辽东白豕，愚者千虑。还望大家不吝赐教则个！

　　另外还要声明：本文中引用的敦煌文献史料是自己读书所得，就个人目光所及，尚鲜有建筑史学者注意到这些历史纪录；同好如需引用，请注明本人的博客出处；若见于已发表的其他鸿文，则亦当说明其他学者的文章来源。但小文的结论不敢专美于前，如与其他学者的高见殊途同归，则不胜荣幸！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佛光寺原建的弥勒大阁被毁的时间上。学者多持唐武宗“会昌灭法”时毁弥勒大阁一说，本人浅陋，不知道此说的史料来源是什么。《佛祖统纪》卷四十二：“法兴……来寻圣迹，乐止林泉，隶名佛光寺，……建三基七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至于矗立于寺内西院文殊殿前和东部东大殿前的两座唐代经幢，本人无缘获睹铭刻的清晰全文文本拓片，不敢确定其中是否提到弥勒大阁于会昌灭法时被拆毁，在其他学者从经幢零星征引的字句中，似乎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宋高僧传》卷二十七说到高僧愿诚：“及大中再崇释氏，......遂乃重寻佛光寺，己从荒顿，发心次第新成。”对此，梁思成先生指出，佛光寺的弥勒大阁及其它殿堂，在会昌灭法事件中“大概都遭到破坏”，而“今天的单层七间佛殿，必然是他（愿诚）就弥勒大阁的旧址上建立的。就全寺的地势说来，唯有现在佛殿所在的地位适宜于建阁，……其利用旧基，更属可能。”（引自《梁思成文集-二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此书因家中装修，一时不在手边，仅用互联网上的资源转引，如有手民之误，敬悉见谅——笔者白）

　　梁思成先生文献功底深厚，立论严谨矜持，对于现存的东大殿是否是弥勒阁被毁后在原址重建的，他用“大概”、“必然”、“可能”这样的推测语气，可见对此并没有十足肯定的把握。

　　我们今天要考察东大殿与弥勒大阁的关系，应该从历史文献出发，结合一定程度的推导，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才能不落窠臼，得到近乎历史事实的答案。笔者目前所见，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与成说矛盾的相关历史记载有以下两种，括号里的补充说明系我所加：

　　1）英藏敦煌文献S.397：从定相（襄）起至（五）台山南门，……又到佛光寺，……有大佛殿七间：中间三尊，两面文殊普贤菩萨。弥勒阁三层七间：七十二贤、万菩萨、十六罗汉、解脱和尚真身塔、锁子骨和尚塔，云是文殊、普贤菩萨化现。常住院：上层是经藏，于下安众，日供僧五百余人。房廊殿宇更有数院，功德佛事极多，难可具载。……从佛光寺起又至圣寿寺，……又行十里至福圣寺。

　　2）法藏敦煌文献P.3931b：（普化大师）出家于那烂陀院寺中，……趋上国之清凉。……过南台宿，……奔赴佛光寺，音乐喧天，幡花覆地。礼弥勒之大像，游涅盘之巨蓝，梵（焚）香解脱师前，虔神于圣贤楼上，宿于常住。发骑晨来，斋于圣寿寺中，宿于福圣寺内。

　　现将两则文献的情况和含义略作说明：

　　1）就文体来看似乎是当时巡礼五台山僧人的游记，其原件图版见于《英藏敦煌文献》第一册184页；录文见于《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89页；文书中没有明确地纪年，《释录》按语中指出，有学者认为此文书写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以后。此文书中指出佛光寺有大佛殿七间，中间三尊为主佛，两面文殊普贤菩萨，这些特点与现存东大殿及其内部彩塑的特征完全吻合。文书又说寺中有弥勒大阁三层七间，足证弥勒大阁曾与东大殿同时共存。

　　2）的文体与1）略同，其前记载有印度僧人普化大师之名，为普化巡礼五台山的游记，原件图版当著录于《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本人未见；录文见于法国学者石耐德（Richard Schneider）的《敦煌本普化大师五台山巡礼记初探》（耿升译，收录于《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关于此文书的年代，石耐德先生发现此卷文书上杂抄有“天福三年”年号（938年），而巡礼记中提到普化大师在五台山时曾“礼降龙大师”，降龙大师于五台山志《广清凉传》中有传，记录其于925年圆寂，随后立舍利塔；有此铁证如山，故可以肯定普化大师的巡礼发生于925-938年之间。2）文书中明确指出“礼弥勒之大像”；2）又说在解脱师前焚香，则对照1）的纪录，弥勒大阁中有解脱和尚真身塔，必指焚香于此塔之前；2）又说“虔神于圣贤楼上”，此圣贤楼必是1）中所记弥勒大阁内有“七十二贤、万菩萨、十六罗汉”一事；2）中“宿于常住”乃是1）中的“常住院”。1）和2）在写到离开佛光寺后的行程时又都提到距离佛光寺不远的圣寿寺和福圣寺，这两则文献在细节上真可谓珠联璧合。

　　分析至此，我们不禁会想到敦煌61窟五代-宋时期的壁画中有一幅著名的《五台山图》（《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五卷，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0年），其中画出了“大佛光之寺”，为大楼阁之形制，反映的似乎就是著名的弥勒大阁。对此，持弥勒大阁已毁于会昌法难的学者，或认为此画底本较早，或认为此画仅为写意。殊不知中古时期路过敦煌的丝绸古道前往五台山巡礼的僧人络绎不绝，仅千年以后在藏经洞中发现的僧人游记已经至少有两种（其中P.3931还是被时人当作废纸练字才得以保全的，参看石耐德文）。五台山作为僧人礼拜的无上圣地，其名刹的兴废建置焉能不被敦煌三学寺佛教壁画的画匠重视呢？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建国后的毛主席标准像，仅仅二十多年来至少也变换了三次，这难道不能说明敦煌五代宋壁画中的五台山佛光寺“弥勒大阁”就是最接近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吗？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推论：佛光寺中那座始建于盛唐时期的弥勒大阁，在“会昌灭法”中并未损毁；而建于晚唐大中年间的东大殿，必定不能建在弥勒大阁的原址上，而是另辟佛寺东面高地而营建的。

　　分析至此，我们不由得起了疑问：既然弥勒大阁不在现东大殿的位置上，那它应该位于何处呢？又是何时损毁的呢？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佛光寺现存的寺院布局看起：现在的佛光寺，以东大殿为主殿，座东朝西，地势东高西低，尤其是东大殿西面台阶，陡然升高13米，坡度大约在60度上下，很不适宜攀爬，甚至要手脚并用——这一点去过的人应该都有深刻的印象；且东大殿所在的高地空间并不很大，东大殿前有一片空地，南面紧挨着祖师塔，而东大殿后紧挨着的就是陡峭的山崖。这种不太合乎常理的布局，其营造的意匠似乎可以理解为：会昌灭法后，在原有下院东面的高地上的祖师塔塔坪的旁边新建了一个上院；我们已知祖师塔位于原下院东面的高地上，而佛光寺现存的另外几座和尚墓塔也都位于寺东面的高地上，不过距离较祖师塔要远一些罢了。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则可以由此推断：弥勒大阁原本位于现山门内的下院里（说详后）。

　　这样一来，佛光寺原来的布局是否为座西朝东，还要仔细推敲一番。我们知道，一般的佛教寺院，总会将主殿位于北，山门朝向南，面对通衢大路；佛光寺在始创时的设计也似乎不应例外。按常理而言，佛光寺位于五台山中心区的西南方向，曾经是中古时期名扬四方的巨刹名蓝，僧众甚多，则似乎没有理由不处在大路附近；而时过境迁，现在的佛光寺，位于五台山中心区正西部的豆村-峨口南北方向公路的东侧，我们今天如果从五台山中心区走现代公路过来，要到豆村镇绕一个很大的弯，也就是要先越过佛光寺，到其西南方的豆村，再向北拐，在豆峨公路上走五公里，此时佛光寺才出现在公路东北面的深山里约三公里的位置。这三公里的道路在古代是否存在，我们不得而知，而在几十年前它还只是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路，到了近三年当地政府才为了发展旅游将其修成了柏油路。从地理上看，这条路是自西向东进入佛光寺，到了佛光寺现在的西墙山门就停止了，没有继续通往五台山中心区下去，也就是说，现在这条进入佛光寺的路与位于东北方向的五台山中心区缺少联系，很有可能不是过去的五台山西南部的老路。换言之，现在的西山门也很有可能不是过去的老山门。

　　那么，过去的五台山西南部佛光寺附近的道路情况如何？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前面征引的文献：1）和2）的游记作者都提到了他们离开佛光寺后，先路过圣寿寺，再路过福圣寺；1）谓圣寿寺到福圣寺十里，2）更指出如果早晨从佛光寺出发，中午已经可以至圣寿寺断中，而晚上就可以到达十里之外的福圣寺投宿，故可以推断，从佛光寺到圣寿寺的距离也应在十里上下。时过境迁，圣寿寺和福圣寺今天俱已不存，但是我们考察佛光寺周边一带地面遗留文物的蛛丝马迹，还是可以断定它们的位置：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五台县文物图，今佛光寺正东北方向约9公里处有伏胜村，存地面文物“烽火台遗址”，地名有一音之转，方位、里程均合，应该就是晚唐时期福圣寺的位置，距离佛光寺约一日行程；据此我们再在同一方向上探寻圣寿寺的可能地点，则非佛光寺东部约5公里的寺沟村莫数，该地“地控五台县北关山要冲，乡下各村，以此处为交通要道（见该村政府网页）”，现存宋元时期的“寺沟砖塔”一座。佛光寺向寺沟村的五公里，从地图上看并无现代公路，从寺沟村向东北约五公里便是伏胜村，有现代公路相通。

　　我们由此可以推断：佛光寺往五台山中心区的古道通衢很有可能是从寺门向东到达圣寿寺，再向东北到达福圣寺，并没有向西南方向七拐八绕。如果此说成立，则佛光寺的原始布局就很可能不是现在的座东朝西，而是传统的座北朝南！如果将佛光寺恢复成座北朝南的布局，则不少问题可以得到圆满的解答：首先，下院自身已经构成的一个坐北朝南的完整布局，如欲加盖殿宇，则北墙、西墙之外都是悬崖，必然不可能，则只有利用东部高地的祖师塔塔坪来扩建了，所以东部显得布局逼仄；其次，佛光寺是天下名刹，当时自五台山中心区前来参访、飞锡的僧人向西南行，可以沿一个方向顺利地抵达佛光寺的南山门，而不是绕道西南去寻找一座隐藏在深山里的寺庙。

　　我们还可以找一些额外的证据来证明佛光寺座北朝南之说：现在位于寺内下院和东院的两座唐代经幢，它们的朝向如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院的一座，如果经幢刻经文字的起始部分那一面朝向南，则笔者的推想可又添一重证据。本人下次有机会再去时，定当仔细观察。

　　那么，假设佛光寺原来的布局可以认为是坐北朝南，那么著名的弥勒大阁应该位于哪里呢？我们不妨继续分析弥勒大阁可能存在的位置：按照佛光寺东大殿佛坛上的布局，释迦牟尼居中面西，北次间为阿弥陀佛，南次间为弥勒佛，则弥勒位于主尊自身的左手位置；时代相近的河北正定隆兴寺的慈氏阁位于主殿大悲阁以东，按照主殿主尊的方位看，一样是位于左手。这也是一般佛寺的布局传统。但据白化文先生《寺院与僧人》记，汉化佛教寺院山门正对着的天王殿，有时主尊会是弥勒，也成为弥勒阁。笔者推测，佛光寺的弥勒阁应该属于后者，它原来就位于寺院的南部，山门之内的第一进院落，也就是现在文殊殿正对着的南院的佛光寺文物保管所附近的位置，因其体量巨大，位置居中，有先声夺人之势，所以在当年名声远播。在我国现存的同时代寺院布局实例中，我们可以找到山西晋城的青莲寺上寺与之相比。如果不是如此，则弥勒大阁有可能位于南北中轴线的中部或北部，作为主殿雄据中央；若说位于院落西部，这与弥勒位于主尊左手的传统大相径庭；位于东部则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在上文已经根据可靠的史料，说明了弥勒大阁与东大殿曾共存，若弥勒阁在东，那么智慧的唐代匠人岂能在已有高阁后方的狭窄高地上再建一个单层的大殿呢？

　　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弥勒大阁既然不是会昌灭法时被毁，又是何时塌毁的呢？很遗憾，笔者见闻有限，尚未能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找到相关的纪录。但下院北面现存金代文殊殿，体量巨大，堪与东大殿相媲美，据说其南部正对有金代普贤殿（一说观音殿）遗址，笔者踏查并未发现遗址的痕迹，未知可有文献作证？可能是笔者参观时不够细心，亦未发现同时期的碑刻。如果普贤殿之说有可能只是为了和现存的文殊殿相匹配而产生的话，笔者倒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推测普贤殿原来是“本无其物，依声托事”了。一者五台山本来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以文殊殿作为正殿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二者文殊殿内部现存的覆莲大柱础极其雄浑厚重，有唐代的气魄，不知是否就是弥勒大阁的遗物呢？

　　佛光寺现在的西侧山门、匾额，都是明代宣德、万历时期的遗物，体量狭小，与寺内两大殿极不相称；寺内其他配殿如伽蓝殿、马王殿等，似乎也是同时后出的遗构；文殊殿前现存有明弘治年间山西布政司提督王纬的诗碑；现东大殿前有明宣德六年大铁钟一口，其上铭刻文字称此“殿宇乃是解脱祖师之道场”，可见明代人仍可能知道弥勒大阁里面的“解脱禅师真身塔”，至少当曾听说过此事，说明此时可能去大阁塌毁尚不久。否则，如果阁灭塔毁已久，明人面对唐、金遗构，又何必特意点出解脱这个附属在弥勒大阁里的祖师来呢？。以上似乎说明到了明代，佛光寺曾经历一次较大的修缮，这是否与弥勒大阁的倒掉有关呢？笔者只是不负责任地臆测一下。要真正明白弥勒大阁的寿终之日和佛光寺今日座东朝西布局的由来，交出一份黑纸白字的答卷，还需要我们在历史文献的海洋里长期努力下去！

　　补充：此文草成之后，偶读傅熹年先生《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竟有不少观点与之相合，令吾晚辈小子冷汗涔涔，不胜惶恐。不过，在历史文献面前人人平等，这或许是殊途同归的一种体现吧！笔者于营造之学本来就是门外的“票友”，今后不问得失，还会继续“票友”下去，故此，已经写成的东西，就不因傅熹年先生的大作在上头而再修改了。二文相同的地方少，不同的材料多，细心的读者朋友很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