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梁武帝佞佛

　　也说梁武帝佞佛

　　作者：秦静

　　梁武帝佞佛似乎已成历史定案。确实，梁武帝一生活了86岁，在位48年(502—549)，“几可谓以佛法治国”(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在他统治期间，佛教几乎被抬至国教的高度。他不但修造了大量佛寺佛像，而且还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佛教著作，亲自召集佛法大会讲经说法(据《南史》载，梁武帝前后设大会16次之多)。最为显著的一例是他曾三次舍身同泰寺(据《梁书·武帝纪》记载为三次。另《南史》卷七之《梁本纪中》以及《建康实录》卷十七记载为四次)，他的大臣们“前后用赎身钱至三亿万”(《佛祖统纪》卷三十八)才总算把他赎回。而据统计：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2846所，僧尼82700余人。所以杜牧有《江南春》叹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下结论，说梁武帝真的佞佛呢?似乎不能这样说。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状况。自魏晋以来，王朝兴替频繁，梁朝以前的宋、齐两代即位为帝者16人，其中在王位争夺中被杀者达10人之多，因牵连而被杀的贵族更是数不胜数；此外由于频繁战乱而爆发的农民起义也此起彼伏。有鉴于斯，梁武帝即位后的当务之急就是协调各种关系，努力保住王位。他认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梁书》卷四十八之《儒林传·序》)在他看来，儒、释、道可以视为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维护与巩固封建统治的三教(当然，三教之中，应以儒教为先)。了解到这一点，对梁武帝推崇佛教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梁武帝“佞”佛还有其内在的原因：第一，梁武帝早先在竟陵王门下，与僧人有过接触，期间不能不受其影响；第二，出于对世俗权力和尊荣的贪恋，希望能在佛陀的关照下使这种幸福得以永恒；第三，梁武帝除了是威势显赫的帝王外，同时也是博学多艺的学者，《南史》卷七之《梁武帝纪中》说他“六艺备闲，棊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与时人沈约、谢跳、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锤并称“竟陵八友”。魏晋以来重“玄学”，尚清谈：而玄学的“道”、“无”思想与大乘佛教的“诸法性空”理论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梁武帝与诸文人在研讨玄学的同时不能不对佛教的某些教义发生兴趣。诚如汤用彤先生说：“武帝……醉心于宗教理论教义，实染清谈之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第四，佛教自东汉初传至南北朝已五百年，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交流最后达到融合，已经和儒、道一样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重要思想支柱。佛教的背后站着的不仅仅是普通群众，还有一大批土族权贵，而梁朝又是以士族地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加入到他们共同的信仰之中，无疑是与他们密切关系的最好方式。

　　必须指出的是，梁武帝在大肆推崇佛教的同时，也把道教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隋书·经籍志·道教部》说：“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独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海边之际，信之逾甚”，说明梁武帝即位后，道教也受到他的青睐，使之影响巨大。后来他虽然“舍道归佛”，但对道教仍旧十分崇信。他常常为臣下讲《老子》、《庄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勉学篇》说他：“泊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身讲论。”但正如他的佛教思想杂有儒、道内容一样，他的道教思想也同样涵有佛、儒的成分。

　　基于以上原因，对于所谓的梁武帝佞佛之实质就可以理解了。汤用彤先生深究个中三昧，他说：“梁时佛教常微有华而不实之嫌。朝臣信佛，自常附和入主，而僧人亦有名土风味。”(《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这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梁武帝的佛教是搀杂了大量的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儒家教义的佛教。他的佛学以讨论“善恶”为根本特色，又以“忠孝”为善恶之枢纽；说到底还是以儒学为本，是“洋为中用”的模式。他思想的基本倾向还是重视对儒术、经学的恢复和建设，以礼教为治国的根本内容。汤用彤先生说：“其(梁武帝)提倡佛法，亦往往参合儒教。其议论佛理，亦常引及儒书，故武帝信佛之动机，实杂以儒家之礼教也。”(同上)梁武帝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以儒教为基础又杂以佛、道思想的“三教一致”观，以达到三教同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魏书》卷九十八之《萧衍传》说：“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说明他是要走内圣外王的老路。他曾作过一首《三教诗》，可以作为这种情况的描述：“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贵阴德，显证表长龄。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示教唯平等，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无二圣，侧善非三英，……”(《广弘明集》卷三十)这说明梁武帝对儒、道、释三教之精髓是有精到把握的，并且认为三教可以同时为我所用。

　　最后，附带谈谈梁武帝“因佛乱国”的问题。很多研究者都把“侯景之乱”归结为他的“佞佛”，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片面的。第一，梁武帝曾总结魏晋以来特别是宋、齐等国“短命”的教训，认为因对皇族、士族权贵优容不够而导致“骨肉相残”，所以他即位后一方面对下层人民进行残酷盘剥，另一方面对皇族、士族、官僚及其子弟一味地迁就宽容，妄图以此换取土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如公元505年，梁朝以几十万武器精良、军容强盛之师伐魏；但主帅萧宏(梁武帝的六弟)竟被一夜的狂风暴雨吓得惊慌失措，弃军而逃，不但使此次讨伐功亏一篑，而且还损失了五六万精兵。事后梁武帝竟还为萧宏摆酒压惊，百般抚慰。只是梁武帝的这种姑息迁就非但不能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反倒更加剧了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从而导致“轰然土崩”的结局。第二，梁朝风尚文弱浮华(方立天语)。《颜氏家训·涉务篇》叙述当时士大夫之风气时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宽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首。……及侯景之乱，肤脱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建立在这样一个“体羸气弱”基础上的梁王朝，一旦遭遇压力，土崩瓦解也就势所必然了。

　　当然，笔者无意为梁武帝推崇佛教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辩护，只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作用的有限性。据法琳《辨正论》记载：就是在梁代佛教最兴盛时，全国佛寺、僧尼的数目也仅分别相当于同时期北朝，的1/18和l／24。可见，梁武帝提倡佛教是有限度的。他不过是以对王权的自信而把佛教及其思想纳入自己设计的轨道，使之更好地为王权服务罢了。这也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手段，不必夸大其实。(题图：子娟 绘)

　　作者：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充)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