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 千古风范 ——深切缅怀任继愈、季羡林两位恩师

一代宗师 千古风范 ——深切缅怀任继愈、季羡林两位恩师

赖永海 (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

7月11日,任季二老,同日仙逝,举国同悲,学界痛惜。

任继愈先生是我的老师。1978年,国家实行新的学位制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有幸跻身任门,成为先生的众多弟子之一。

毛泽东称任老是“凤毛麟角”

在读3年,任继愈先生为我们开设了“佛教概论”、“佛经选读”、“史料学”等多门课程。先生上课之认真、谨严,出乎意料。我们这些经过文革的人,听了不少“天马行空”般的课,刚开始听先生那样有板有眼的课,还有点不太习惯。先生讲课,不但有完整的讲义,而且有些课(如“佛经选读”等),还预先把所读经典印发给我们,让我们预习。而“佛教概论”一课之系统、深入,更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如醍醐灌顶。大至思想之剖析,小至佛教名相之阐述,任先生可谓既细致入微,又深入浅出;既有哲学家的高屋建瓴,又有学问家的严谨和缜密。我后来走上佛教研究之路,完全得益于先生的启蒙、点化。

俗话说:“师父带进门,修行在个人。”但师父是如何“带进门”的,事实上却千差万别。毛主席曾称赞任先生是“凤毛麟角”、“人才难得”,应该说主要是称赞其具有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先生指导研究生,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思路和方法的训练。他经常对我们说:要进行中国哲学和佛学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是理论的训练,二是资料的准备。

我是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佛性论》,全文近30万字。当时(1985年)还没用电脑写作,我的论文是用每页300字的稿纸写的,全篇近1000页。先生的眼睛本来就不太好,当我把这近1000页的文稿交给先生时,真有些忐忑不安。可当先生把审读后的论文还给我时,我真的是被“感动”和“震撼”了!

近1000页的稿纸上,几乎每页都留下了先生的印记,大至文句的修饰,小至标点符号的改正,可以想象,先生为我的这篇论文所付出的艰辛?!他对学生极为负责的态度和精神,确是我们今天指导研究生的楷模。

留存先生62封书信

这几天我把先生生前给我的信件做了一番整理,发现仅手头留存下来的,就有62封之多。信中所谈,大至做人、研究方法,小至饮食起居、身体调养,几乎涉及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现谨录两通,以资佐证:

得来信,知道您的病情,这是长期营养跟不上,工作累,入不敷出,营运不良引起的。希望您加强营养;饮用药酒(辅助营运)。同仁堂出产的“国公酒”为明代秘方,清代宫廷采用,加以完善,可以试服一瓶(我的孩子任重服用有效)。如南京买不到,我可以在北京买了给您带去。(任继愈,1991.12.18)

江苏古籍出版社寄来《禅学研究》第一期。您的文章我首先看了遍,第17页有两处标点符号不大准确,一处印错了字,均在该刊第17页上。……最末一行,“洞山良價”,排字工人认为价是简体字,改为繁体,改错了。价(读jie)不是“價”的简体,校对没有校出来。(任继愈,1993.1.30)(编者注:洞山良价为中国晚唐佛教禅宗大师,此处任先生指不应写成“洞山良價”。)

奉行“不赴宴”等四不原则

先生待人,非常真诚实在,不喜欢表面文章。中国自古就有“道德文章”一说,先生也常常强调“人品即学问,学问即人品”。他长期奉行的“四不”原则(即“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和“不当挂名主编”),更是常人所难做到的。对于“不过生日”,我亲历其事。他80大寿前夕,我与几个同学商量如何为先生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出一个集子,以志纪念。没想到几次与先生语及此事,先生都断然拒绝。他半开玩笑地说,等90岁再说吧。到了临近90岁时,我们重提此事,他还是那种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

临终牵挂《中华大藏经》

先生直到临终前,还惦记着《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的编撰工作。这是先生晚年主持的两个国家级的世纪工程,总字数达10亿有多,堪比历史上的《四库全书》。他在上世纪60年代组织了当时国内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一批学者所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并把他们引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大门;先生对于我国宗教学(特别是佛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所做的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使得先生成为我国宗教学界“开山祖师”。

先生著作等身,从得到毛泽东主席赞赏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到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乃至几部大型工具书,如《宗教词典》、《佛教大辞典》等,都是大部头、大手笔。

贸然登门拜访季先生

任先生走了,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季羡林先生也走了。一天之内,当今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国学大师相继辞世,这真有点让人不愿去相信它。

我不是季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季老绝对是一位让我永志难忘的恩师。

20年前,我同许多中青年学者一样,对季先生其人其学,除了景仰之外,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我认识季先生,缘于我的一本小书——《佛道诗禅》。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0年底我到北京开会,该书刚印出来。有一天我和该书的责任编辑到北京大学办事,编辑说他知道季老的家庭地址,就提议一起去看看季老,顺便送季老一本《佛道诗禅》。我说那太好啦。我俩就这样贸然登门造访了。当我们轻轻敲开先生的门时,先生不但没有责怪我们的冒失,而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两位不速之客。进门坐定后,我们向先生自报家门和说明来意:主要是来看看他,并送他一本最近刚出版的小书,请他指教。先生听后,说了一句令我十分吃惊的话,他指着放在桌上的一本已经看了大半、且书中夹着许多纸条的书说:“我正在读你写的《中国佛性论》。”老人家说:“你的书写得很不错,我正在拜读,是刚从街上买来的。”听了季老这一番话,我一时真不知该说什么。季老何许人也?!我何许人也?!他正在读我的书,书中还夹了那么多纸条,而且书是街上买的。

我们同季老聊了一会儿,老人家又带我俩去参观他的书房,从书房出来后,我们请他老人家回屋去休息,他说要陪我们在校园里走走,而且走出了很远很远。

索要文章如期而至

我第二次去见季老,是想向他老人家要一篇文章,为我主编的《禅学研究》撑门面。这个想法确实有点过于大胆,但人往往有“得寸进尺”的天性——当时我这么想,季老人这么好,说不定他老人家慈悲为怀,真的能遂了我们的心愿。结果怎么样呢?下面是季老特地为《禅学研究》撰写的《所谓中天音旨》一文的开头语:

月前,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赖永海教授来舍下,看到了一篇文章(指季老原来“应韩国东国大学吴亨根教授之邀,为当时校长李智冠教授祝寿”所写的《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问题》一文),产生了兴趣,撺掇我把文章交给他,在他们新创办的《禅学研究》杂志上发表。我动了心,觉得应该对他们这一樁在荒漠上开辟绿洲的盛举呐喊两声,尽上绵薄,聊示随喜之微意。但是继而一想,又觉不妥,此文版权已交台湾,一女两嫁,似有违碍。我之进退,实为狼狈。经我再三考虑,忽然灵机一动,豁然开朗,似有天助,此文虽已长达两万余言,实为一“未完成之杰作”。原来的写作计划中尚有“关于中天音旨”一章。……现在永海兄索稿,使我身处夹道之内,何不补成此章,了此宿愿,又不辜负《禅学研究》之期望。(载于1994年出版的《禅学研究》第2辑)

看了这段话,对季先生淳厚慈悲的为人和乐于提携后学的长者风范,大概无须我再说什么了。

如今,两位大师都走了,愿他们的精神永在,风骨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