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死亡的尊严

　　试谈死亡的尊严

　　佛教反对杀人，原因是：每个人都有本能而强烈的“自体爱”，当自体受到伤害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恐惧与痛苦。以此缘故，不但不宜杀人，而且也不可自杀。

　　反对杀生的佛教，它的立场是因人道理由而赞同？还是因人道理由而反对？为了避免个人自由心证而错解佛法，首先就佛教史上类似“安乐死”的重病自杀（或请人杀）事件，了解佛陀是怎么看待它的。

　　反对自杀的教证

　　佛经中有一段记载：由于佛陀为诸比丘说“不净观”（一种观身不净而去除欲念的对治方法），诸比丘中，有人因修观而对色身产生极大的厌恶，于是自杀，或令其他比丘杀自己。佛陀知道了以后，立刻集诸比丘，作种种诃责：汝等愚痴，所作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而今云何不忆此法？

　　据说，佛陀就是因了这件事故，而为出家众制定杀生戒的。

　　另有比丘身染重病，苦不可忍，以此自杀，佛陀还是加以诃责。然则因重病难忍而作“安乐死”的人道处置，是否可以获得佛教的大力支持？这是不无疑义的。

　　反对自杀的理由

　　为何在痛苦与死亡之间宁选前者？这应与生命无限流转的事实有关，亦即：从表象上看来，死亡似乎是痛苦的终结，但深层的实相却是：死亡只是另一期生命的开端。于是，痛苦并未真正终结，只是在亡者眷属的眼里看似终结而已。一旦“以一死解决问题”成了处理痛苦的惯性，尔后在生命遇到难以解决的痛苦挫折时，易循惯性一死了之，而不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而且对生命的自体爱是本能而强固的，纵使在理智上，患者自愿以死解决问题，但外力临到以剥夺生命的那一刻，本能的求生欲就未必会束手就缚，待到那时，恐惧、痛苦中抗拒死亡的挣扎过程，就未能是表象那么“安乐”了！

　　所以在佛经中，也有跋迦梨与阐陀二位比丘因重病而自杀，而佛陀或舍利弗（佛陀弟子中智慧第一的比丘）默许的记载。对同样的自杀事件，有的诃责而有的默许，原因在于凡圣有别。凡夫犹有本能的自体爱，其盲动而强烈之求生欲，非纯理智所可克服，自杀的后遗症巨大；圣者已断除“我执”，不会再受到自体爱的牵绊，所以死亡真正是生命之流的终结，此之谓“不受后有”——不再受生，没有未来生命的存在（“有”即“存在”）。既然圣者生命之流的终结是迟早的事，所以其自杀不过是让此终结提早到临而已；而且既是真正的终结，也就不会有“在未来养成自杀惯性”的后遗症。

　　慎用“业果报”原理

　　有的佛教徒从“业果报”的原理诠释，认为重病是业，理应承受果报，“安乐死”只会延缓果报的偿受，并不会终结它。然而，“业果报”的理论也不宜过度僵化；否则任何可以经医疗而痊愈的重病，岂不也可归诸“业果报”而拒绝送医了？佛法是“缘起论”，强调多重因缘的影响力，而不是单线思考的因果论。单线思考业果报理论，容易陷入宿命论，那正是佛所指责的“邪因论”。依“缘起论”而言：重病有因有缘，人类所发明的医疗技术岂不也是善业因缘？此二者是影响果报的因缘，又岂可舍后者而独以前者建立僵固的业报论？

　　问题回到“安乐死”。倘若病患的重疾，已非当前医疗技术所能解决，则病患以血肉之躯硬生生面对痛苦的折腾，无法安忍而大起心，岂不也会加重恶业力量而在当前未来感应到更深重的苦报吗？可见得“业果报”理论其实未始不可导出“赞同安乐死”的结论；以此理论反对“安乐死”者不妨三思。

　　生命价值宜放优位

　　为了照料绝症病患，必须浪费庞大的社会资源，有人以此为由，赞成安乐死合法化。个人以为：这种理论隐藏的价值观，有巨大的伤害力。它所导致的共业力，不是我们所能承荷的。因为，以此类推，被剥夺生存机会的，可能不只绝症病患，而还包括监狱罪犯、战犯或其他无生产力却只能消费粮食的弱者，因为他们也都同样在“浪费庞大的社会资源”。人只要愿意杀人，都可以编织一套理由来安慰自己，欺骗世人的。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不也言之成理而号召到甘做刽子手的纳粹共犯吗？生命是无价的！人类的价值观倘若不把生命权放在价值优位，而动不动以金钱计算生命的“价格”，那我们都可能不慎成为杀人者与被害人。

　　因同情而缄默

　　于是有人可能会问：那你的结论呢？到底你们佛教怎么看待“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我想：这是个两难议题，要找一个没有伦理困境的答案是不可能的。

　　不合法化，对那些生不如死的绝症患者与饱受折腾的苦难家属，真是情何以堪？作为旁人的我们，既不能帮其减缓痛苦，又有什么理由阻止他们要求安乐死？毕竟承受痛苦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呢！所以佛教从未疾呼“反对安乐死”，就是因为对当事者有一份深切的“哀矜而勿喜”之心。

　　就算同情重症患者及其家属以“痛苦难忍”为理由，而请求实施“安乐死”，但这和极力主张“安乐死合法化”，也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每一个人及其家属堪忍痛苦的个别差异也还很大呢！而法律条文是刚性的，它容或可以依循科学方法制定“准予安乐死”的下限，但又如何处理这种主观认定痛苦可不可忍的差异，而化约成文字呢？再者，一旦合法化，这等于是以法律在为“加工杀生”而做背书，这是不是会使“安乐死”的处置过度泛滥，而导致病患在被劝说的过程中，心有未甘却又别无选择地签署自愿安乐死的文件？这又是否会混淆社会面对生死大事的价值观？吾人也不妨审慎考虑。

　　所以我的结论是：同情那些在无奈中选择“安乐死”的个人与家属，却无法因同情而大胆鼓吹“安乐死合法化”，这大概就是反对杀生甚力的佛教，在面对“安乐死”课题时，却出奇沉默的原因吧！

　　●节录自《佛教规范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