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礼高昌故城

　　遍礼高昌故城

　　高昌这个名字可以直接追朔到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04年）大将军李广隶西讨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故事，这里因为木头沟河水浇灌出来的绿洲，因为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为高昌，并且建筑了囤驻氏族的壁垒“高昌壁”，东汉年间，戊已校尉机关以由交河迁到了高昌。公元327年，前凉王朝的张骏在这里设置了高昌郡，从那时起进入了高昌城的历史。公元443年，北凉王族的沮渠氏率众西入走进了高昌城，重新摇起了北凉王朝的旗帜，出现了高昌历史上第一个小王国，高昌城也就变成了都城。公元460年柔然出兵攻灭了沮渠安周，扶立阔伯周成为高昌王，随之，阚义成、阚首归、张孟明、马儒先后上台亮相，把高昌的历史给一幕一幕的揭示开。公元499年，麴嘉上台，局势渐趋稳定，进入了“麴氏高昌”的历史时期（公元４９９—６４０年）。公元640年，唐朝军队进入高昌，很快设立了西州都护府，高昌州治、县治皆设在高昌城里。九世纪中晚期，回鹘人又进入高昌建立了高昌回鹘汗国，四百年间一直是王国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275年蒙古贵族海都、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万围攻高昌城，战争持续了半年之久，都护高昌王火赤哈尔的斤被迫迁出高昌到了甘肃的永昌，四十年后的高昌王虽然“领兵火州，复立畏兀尔城池”，但是昔日的繁华再也无法恢复了。1387年，察合台后裔黑的儿火者对吐鲁番进行了胜战，自此吐鲁番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今天吐鲁番市这一带，高昌王国就宣告历史结束。

　　从高昌故城的布局来看，他首先位于吐鲁番市东四十余公里，三堡乡政府东南两公里的地方，这里是火焰山山前的开阔平原，海拔高度零下四十米左右，吐鲁番盆地里，夏季干旱炎热，称为“火洲”。高昌故城走过１４００多年沧桑的历史，高墙壁垒历历在目，将一个历史名城最后的结局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外城、内城、宫城及瓮城、马面、角楼、佛塔和寺院依稀可辨。然而要了解高昌城的布局变化，使用空间技术从空中对于整个城池进行一个俯瞰，就能发现，高昌故城是一个布局十分严谨，并不亚于现代城市布局的一个古城，在隋书《高昌传》里记载说他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当时的写法只认为他是有六里长，跟今天看到的周长的情况规模有些相似，高昌城内有七个城门，有青阳门、建阳门、金章门、金幅门、玄德门、武城门、横城门，各个城门都有一条大道，同时不仅有宫城、幅门、作坊、寺院、道场等等，所以城外城周长五千多米，平面方型，有人推测这是回鹘高昌时期扩建之后的规模，“可汗堡”当然是宫城的所在，建筑了北子城和西北子城，我们在高昌来回巡礼，发现附近有从“可汗堡”发掘出北凉“沮渠安国造寺碑”的记载，这块碑是从“可汗堡”东墙外西南的某一个寺院遗址当中挖掘出来的，碑文记载了凉王沮渠安周承平3年（公元445年）在城内私塾产业建造寺院，弘扬佛法的情况，碑刻的出土揭示了寺院的重要性以及年代的问题，另外从高昌王客长史阴尚宿造寺碑里，可以看出当时书法的独特，并且介绍了整个王族在整个王国中十分显望，但他们非常虔诚的信奉、维护佛教的经历。高昌的居民当时早期的宗教状态是十分明显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德、英、日等国的探险家盗掘了高昌故城大量的精美文物，走进高昌城，似乎到处都是宗教遗迹，这里曾经发现了北凉承平三年（445年）沮渠安周的造寺碑，后来的麴氏家族不仅信仰佛教同时对于儒家、孔孟之道的汉传学问研究深透的一个家族，宋人王延德路经高昌的时候，见到有唐朝的寺院五十多座，同时文献记载城内的作坊区还有一些小寺院，如今，故城里保存了许多回鹘汗国时期的寺院，不少都是由唐寺改建而成，回鹘人曾经信奉过拜火教和摩尼教，但是进入高昌以后全民信仰佛教。

　　夏天虽然已悄悄离去，但吐鲁番的气温仍然不减，40度有余，对当地人来说还不是高温，我们一路寻访，终于来到高昌故城的附近。有一位当地维吾尔族小女孩带路，我们找到一处高昌国古代的佛塔，佛塔隐藏在众多的民居当中，有些房子直接搭建在塔身上，四面的居民大约有八、九户，有些居民的羊圈、驴圈就直接是用佛塔的洞窟来改建的。

　　走进这座佛塔，村民中很多小孩从我们身边经过,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他们打听我们会不会少林功夫。低下头来能够看到佛塔的内部有很多羊粪、马粪，还有居民在里边随意抛弃的垃圾，十分痛心。通过当地的资料我们逐渐了解到，这座塔名叫“台藏塔”，建造于公元五世纪前后，是由回鹘王所兴建的皇家建筑项目，进入星星峡以后我们所见到的佛塔确实以这一座为最大，直径大概有七、八十米，光塔墙的厚度，最厚的地方就接近八米，虽然塔顶已经被打坏了，但是仍然剩下十一、二米高的塔座部分已经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宏伟。这座塔的四面都开了一些窟室，上面供满佛像，绘制有璧画，塔的内部是中空的，周边有一圈五米左右厚度的塔墙，据当地的资料显示，这座塔原本是供着一尊坐式大佛，面朝西，大佛的高度有二十米，如果从大佛的体量和座姿来判断，塔体内空的高度至少有三十米，而通过塔体的墙壁来判断，塔顶的实际高度不会少于十五米，再加上塔体的基座部分三到五米高，整个宝塔接近六十米高，体量都不亚于西安的大雁塔。塔的周边佛龛雕塑的佛像都已经没有了，据当地群众反映这座塔中间的主佛有二十米高，是在1912年被砸毁的，当地人反映是俄罗斯部队的散兵游勇，塔周边的小佛像是在后来回汉宗教信仰和民族矛盾当中被逐渐摧毁，文化大革命当中是最后一次彻底的破坏，共遭遇三次破坏。我们从塔底的壁画残痕当中可以看出，这个塔当年的雕琢是十分辉煌、十分精美的，但是当年的面貌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虽然在塔的旁边树立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还包括有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的这些石碑，但是老百姓在塔内的活动丝毫没有节制，有老百姓仍然把厨房建在塔体的旁边，塔身的残骸上还在接受油烟熏、驴马羊的粪便，羊群不断的从里面出入，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遗迹，我们看到这样如此破坏的情形，十分痛心，在不忍心的情况下向当地文管部门随行负责人员提起建议，然而他们对于当地居民的活动无动于衷，而我们要进入要做现场记录或拍照和观礼塔身上的重点文物的痕迹却屡屡遭到禁止，他们拿出文件说：“你们只能在周边，”这让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来这些文物一文不值，我们一来了这些文物马上变的价值连城，这不是我们对于当地民众的挑剔，而是经济大潮让当地民众更加懂得如何向陌生人索要钱财.

　　抱着遗憾我们离开台藏塔，行十余里到达高昌故城。高昌故城的文物现在看来已经四分五裂，其中的建筑早已只剩下一些残骸。进入高昌故城的大门，里面是一片苍夷，麴文泰当年崇信佛教的痕迹已经当然无存，无过当地的群众导游依然对我们进行了严格要求，只有旅游路线可以去，其他路线都不可以去，说其他地方随时都可以找到文物，就我们看来四面都是直接向路人敞开的，如果有什么文物早也就被捡光了。进门以后我们沿着外城走向宫城，在高昌故城中心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处玄奘大师讲经塔，塔的四角有象征着四大部州的小塔尖，中间塔体按照复原的形质至少有十多米高，塔的旁边就是可汗堡，从可汗堡中发掘出来《沮渠文周文化记》的碑，从这块碑文里可以清晰的了解到，麴文泰政权当年流亡到高昌故城这里建都的过程，包括公元前一百年，高昌故城最先开始修建的历史，也包括麴文泰政权他们舍弃种种产业和财物修建佛寺、发展佛教的一切情况。

　　讲经塔旁的可汗堡

　　玄奘大师讲经塔坐落在高昌故城的中心位置，从这里向四周看去，发现高昌故城的面积实在是太庞大了，历史记录上高昌城的常住居民是三万七千人，其中就有三千七百名僧人，僧人与俗人的比例是1：9，俗人当中几乎是全民信仰佛教，可想而知当年麴文泰是非常放心的用佛教来作为治国的教体，而且这么巨大的城市周边总面积有2200万平方米，核算起来按照现在的城市密度,完全可以在这里建造一座居住一百万人口的现代城市，在如此庞大的城市里居住三万七千人显得何等稀疏，这么大的平台就需要填充进去各种内涵，宗教信仰的内涵、文化的内涵、经济、贸易等各种内涵。麴文泰本来是汉姓，他本人也是汉人，所以在当时是以四大汉姓作为国家主要领导的族姓，而且当时所兴修的寺院也都以汉族的族姓作为佛寺的名字。麴文泰十分敬仰汉民族的文化，他经常邀请各方面的学者在高昌故城讲述各种汉文化的经典，这里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西域绝无仅有的大绿洲，也成为经济、文化、商贸等等的中心，当时的繁荣不亚于现代的南方城市。因为有如此大的平台、如此众多的填充需要，玄奘大师路过的时候麴文泰想挽留大师留下这是很自然的事，他彻夜未眠的等待玄奘大师的到来，为了要求玄奘大师留下乃至于说出强硬的话语，大师以绝食争取到了西行权益以后，他单独为大师建造了讲经坛,供大师讲经，临行前，大师登法座时麴文泰俯首称臣，并且跪在法座下面恳请大师从他的背上跨过登上法座，一代君王对于文化、对于佛教是何等的尊崇。

　　玄奘大师西行之后，麴文泰王国就归顺了唐朝，有种说法他后来神经失常，还有种说法他不久就去世了，不过在有些书籍当中记载了当时的公主思慕玄奘大师，然后由麴文泰的大臣向玄奘大师提亲，想挽留大师不再西行，留下作乘龙快婿辅佐朝政的这样一个故事，玄奘大师当然是马上拒绝，并且绝志西行。大师西行返回的时候，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他按照承诺前来会见麴文泰，结果没有见到。从玄奘大师讲经塔向周边观察的结果来看，讲经塔就建立在可汗堡的门口，可想大师的讲经对于当时的麴文泰王朝是何等重要。从玄奘大师讲经塔向前行走，我们一路探讨讲经塔的具体功能，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一个塔院是用来讲经的，当时玄奘大师讲经法座是如何安置呢？是在塔基的上面，还是在塔基的下面，现在找不到一个定论，因为现在的汉传、南传、藏传佛教中似乎都没有讲经塔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当时的讲经和塔是如何建立联系的呢？这些也无从定论了。

　　继续前行，进入到高昌故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西南角，这里有玄奘大师到来时以后麴文泰以最快速度为大师建造的大佛寺，其中还有少许的壁画、雕塑还残留着，绝大多数的雕塑都在1920年的时候被德国人盗走了，德国人在这里盗走的还有回鹘文的众多经典、高昌故城的很多文物，也有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人士到这里来盗走文物，而大佛寺最主要的释迦牟尼佛殿中释迦牟尼佛雕塑佛像是被印度人给盗走的，是在1920年，现在在寺院修复过程中还有一小部分壁画，是在高昌故城里绝无仅有的珍贵的世界级文物。大佛寺的正殿是讲经台，背后有藏经楼，左右还有与钟鼓楼相映的建筑。讲经台的左手边所建造的是讲经坛，非常独特的建筑，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建筑，它对于声音的处理有着独特的效果，不亚于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大教堂，虽然只能容纳百余人的面积，但其中四个角落把它做成窝形回音的方式，底座是方形，顶部是圆形，再往上去没有封顶，房檐的四个角做成窝形的，对于声音是直接的反馈，所以在里面讲话能够非常准确的把每个音符准确的反映到坛内、周围每个听众的耳朵中，无论在每个角落声音都会准确的反映到他这里，可以说这是鞠文泰对于玄奘大师的讲经做的最为精要的建筑。其次，藏经楼和讲经台周边的壁画、雕塑等等的艺术品，让我们都觉得震惊起来。

　　高昌故城虽然只剩下一大片的废墟，但他的文化遗存会忽然在千人百众之中露一鳞出来，现在虽然游客成群，每天到大佛寺参观的至少有五千人，但是并不影响大佛寺和高昌故城的厚重，偶尔出现的一点点佛教文物的鳞片都足以让所有的游客膛目结舌，不过从这些游客跟我们会面的情况看，人们到这里来一方面出于旅游，一方面文化、宗教信仰多少都有着一些爱好。今天到高昌故城来的五千人左右至少有三千人左右都争着想跟我们合影留念，或者跟我们打招呼、谈话，问我们在路上的情况，一见面他们首先就是说：“这时西行取经的新唐僧。”他们没有提到“重走”，也没有提到“送经”，而是直接说“这是走取经路的新唐僧”，可见我们这次西行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已经有个普遍的了解。走在路边，游客朋友们经常坐着驴车大车、大车的从身边经过，他们在车上很紧张的拍照、欢呼，对我们合掌或招手。

　　脚踏在高昌故城的大地上，我们觉得很古老，我们走的是一条古老的路，游客的嬉笑让我们觉得这是条新路，我们站在新和老之间，我们站在历史和现代之间，我们两位僧人将会把这样一条路走向更深层。也许往前面去的道路还会有坎坷，这已经是我们要走的路了，我们不会畏惧。在古老与现代之间，我们将会选择最善巧的方式，让现代的道路上出现古风。

　　高昌故城的历史自然有专家来做研究，不过在高昌故城我们了解到了一些近期外国掠强来抢夺中国文物的惨痛经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很多石窟和古城都被掠强抢夺，那是一个扩张成性的年代，一位学者这样来描述，在维多利亚时代，最高大的英雄莫过于探险家，他们好像是帝国时代的电影明星，草木、动物、山水，甚至整个山脉，都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博物馆、美术馆争先恐后展出他们带回的物品，他们撰写的描述异国风情的书永远是畅销书。入侵新疆的发端，是由于统治印度的英国与青睐东亚的俄国的地缘争夺，随后其他列强也不甘落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俄国、英国、瑞典、德国、法国、日本、美国的探险家纷至集来，竞相挖掘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尘封千年之久的失落文明。许多文物，带有希腊古罗马风格的特征,他们因此抢得更加放肆，认为理所当然。他们没有失望，数以吨计的被劫掠文物运往了各地，现在仍然在各大博物馆中向世人展示着丝绸之路的文明和佛教的光辉历史。

　　德国人把吐鲁番和库车等丝绸之路北道上的绿洲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904年至1906年，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的能说几门东方语言的勒科特，带领他的助手花了两年的时间把整个吐鲁番的遗址挖了一个遍，他们从一个牧民那里得知了很多石窟和遗址，找到了众多的宝藏，沙被清理掉了以后，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勒科特在他的《探险记行中国突厥斯坦埋藏的宝藏》的这本书里写到：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些绘画，我们的抢险、我们的探险就绝对成功了。他和助手用一把锤子、一个斫子、一把刀、一把虎尾锯截下了很多石窟和故城的壁画，装了整整103箱，每个箱子重达100公斤以上。一年八个月以后，当这些文物在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里展出的时候整个德国都震惊了,而勒科特居然认为自己对中国有功，他说，我们要强调正是因为有欧洲考古学家，突厥斯坦的文物才获得了拯救。他万万没有想到，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成为这些珍贵文物的坟墓，这些在沙漠中保存了两千年的壁画却在1945年柏林的炮火中灰飞烟灭，只留了少许供世人凭吊的照片。

　　这里的文物有很多被抢走或者被毁，但是我们所珍视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些文物,玄奘大师路经这一带的历史仍然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对象。玄奘大师不辞辛劳的进入到口外，他以惊人的毅力独自一人进入了高昌城，虽然得到了国王、大臣、王妃等人的盛情款待，但他仍然忘不了自己的志向。当国王以国师相请，乃至托大臣以公主相许的时候，他只回答了一句话"帕米尔的高山可以撼动，我的意志却坚不可移".后来，麴文泰曾迫使到，如果你一定要西行，你只有二条路，要么你就留下，要么就返回唐朝。但玄奘大师最终以坚定的意志使麴文泰放弃了自己的所有想法，护送玄奘大师西行,但西行前，仍被邀请登上法座说法。麴文泰趴在地上，让大师从他的背上踩过登上法座进行说法,可见麴文泰已经被大师的坚定意志所折服，并且虔诚之极。回过头来看麴文泰这个人，他本来是汉姓，并且成立了五十多所佛寺，都以汉人的名字来命名,他自己也推崇汉文化圣贤的经典，经常请人讲述或者令国民来学习。在当时的记载，巨大的高昌城内，仅住有37000居民,而诺大的城池需要更多的文化名流，更多的精神物质财富，需要更多的宗教精华内容填充其中，这个舞台才不会显得过分苍白。麴文泰自己对于中国文化极端景仰,他虔诚地希望玄奘大师能留下，但不能留下时，他自己出于对民族前途的考虑，也曾经对玄奘大师施压过，但后期依然虔诚的送玄奘大师出行，但回来后，高昌故国已经投诚唐朝，但这里做为边境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范围，管理并不是很让他满意。到后期他死在异域。玄奘大师回城路经此地时，他已经见不到麴文泰了。这两个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一僧一俗，一位贫道人，一位君王，在高昌故城的历史和现有废墟上成为绝无仅有的人文精华。这是一个极为巨大的城池，我们前后步行能感觉到它其实是按现在规模能够住进百万人的大城市。

　　从玄奘大师讲经塔的部分经过进入玄奘大师讲经坛、讲经台，这是一座名叫大佛寺的寺院，其中有钟鼓楼、藏经楼，主要的主佛殿，相信这里应当是早年王公大臣集中在玄奘大师座下听经的地方。我们进入大佛寺瞻礼，据说还有壁画完好无损的保存着，只是不让普通人见到，听到这个消息内心的确感觉到十分宽慰。这时从身边传来悠扬的歌唱声音，回头一看，是两位维吾尔族中老年人在路边坐着，一人持手鼓，一人持胡琴，在那里边唱边舞，他们面对着游客来歌唱，歌词大意是说：“远方来的骆驼客，你们从哪里来，我们从沙洲、兰州、凉州来，远方来的骆驼客，骆驼上驮的什么东西，骆驼上驮的花椒、胡椒、生姜片，远方来的骆驼客，花椒、胡椒、生姜片怎么卖？二两二钱二分半。”听着这些维吾尔族人的歌唱，更是觉得已往所听到的民族歌曲那都写得太假。

　　从高昌故城出来的时候，太阳渐渐下山了，一路上不停地回顾高昌故城，内心充满了留恋之情。默想当年玄奘大师居住此地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走，当我们曾经过的小城树木或者水井旁边停留的时候，身在西域，家乡在目，理想在前，当时的心中感伤不难想象。不过，玄奘大师的话将一直鼓励着我们继续西行---帕米尔高山可以摧折，我的志向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