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凉统治与高昌佛教

　　北凉统治与高昌佛教

　　安阳

　　原刊《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4期

　　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

　　北凉政权在统治河西时期，已在高昌设郡进行统治。至沮渠蒙逊之子沮渠无讳、安周时，高昌变成了北凉政权的统治中心。北凉统治高昌，前后仅有十八年（443～460年），但对高昌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这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就北凉残部西迁高昌的过程及其对高昌佛教发展等问题略作述论。

　　沮渠氏北凉在河西的统治终结后，沮渠无讳率北凉残部仍在河西苦苦支撑了一段时间。然而迫于北魏势力的节节近逼，北凉残部被迫向西迁移。

　　沮渠无讳乃蒙逊第十子，沮渠牧犍之弟。曾被牧犍任命为沙州（治酒泉）刺史，都督建康（今甘肃高台县）以西诸军事、领酒泉太守。同时被任命的还有沮渠宜得，为秦州（治张掖）刺史、都督丹岭（在姑臧西）以西诸军事、领张掖太守，沮渠安周为乐都（今青海乐都县）太守，从弟沮渠唐儿为敦煌太守。当姑臧为北魏攻破时，宜得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浑。随着北魏势力的进一步深入，无讳、宜得收集遗民西奔晋昌（今甘肃瓜州县东南），后又投靠了沮渠唐儿。此时，河西基本上为北魏所有。440年，无讳曾一度进军夺回酒泉，攻围张掖，但最终以力量不济而遣使请降于魏，归还了酒泉，魏封无讳为酒泉王。不久，沮渠唐儿叛无讳，无讳留其从弟沮渠天周守酒泉，自己则与宜得引兵击唐儿，唐儿兵败被杀。北魏认为无讳终为其患，遂发兵攻酒泉。

　　酒泉的失守是沮渠无讳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性因素。441年，无讳派沮渠安周率军西击鄯善。但此行并非易事。据《魏书·西域传》载：“无讳后谋度流沙，遣弟安周击鄯善，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自天竺、罽宾还，俱会鄯善，劝比龙拒之。遂与连战，安周不能克，退保东城。”此次战役一直延续到次年四月，鄯善终为无讳所占，从而为进一步攻下高昌打下了基础。

　　当时的高昌有车师前部、阚爽、唐契三股势力。阚爽利用沮渠氏与西凉的旧仇，遣使诈降无讳，借无讳之力对付唐契。不久，唐契为柔然所杀，余部在唐和（唐契之弟）的带领下投奔车师前部。无讳既至高昌，唐契已与柔然战死。阚爽闭城门拒之。“九月，无讳将卫兴奴夜袭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无讳据高昌，遣其常侍汜雋奉表诣建康”。至此，沮渠无讳完成了战略转移。

　　无讳仅称王一年后便病死，444年夏六月其弟安周代立。虽然沮渠安周最终取得了北凉残存政权在高昌的统治权，但即位后的形势却异常险恶。在吐鲁番盆地的西部还有都于交河城的车师前部王国。经过一系列的战争之后，450年夏六月，沮渠安周引柔然兵袭击交河城，车师前部投靠焉耆镇，安周统一了高昌。460年，柔然攻高昌，杀安周，灭沮渠氏。至此，北凉残存政权在高昌的统治终结。

　　二、佛教在高昌的兴盛

　　鉴于北凉在河西统治时佛教影响之深远，不难想象其残部在退据高昌后对佛教的继承及推广程度之深。在北凉残部占据高昌之前，佛教在当地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②][/url]

　　沮渠氏在这里建立政权之后无疑为当地佛教走向兴盛起了推动作用。

　　《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的发现是北凉残部统治高昌时期其佛教兴盛的最好证明。该碑是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A.Grünweldel）率领一支探险队于1902至1903年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新疆吐鲁番东七十里之哈喇和卓）探险时发现的。随后格伦威德尔将其运回柏林，藏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清政府派遣宪政大臣端方出使欧洲各国时获睹此碑，并拓得拓片带回国内。拓片四周留有况周议、梁鼎芬、杨守敬、柯逢时、俞廉三、张之洞、张曾畴、郑考胥、张謇、罗振玉、宗舜年、章钰、缪荃孙、张祖翼、金焕章、沈瑜庆、黄绍箕、邓邦述、俞陛云、萧方骏、日本原口要、法国某君等二十二位名人的题跋。携回国内之拓片现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由于藏于德国之原碑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毁并亡佚，所以中国珍藏的这份拓片成为孤本，弥足珍贵。

　　碑文共22行，978字，因碑身上端残缺或字迹模糊不清，实得878字。碑文开头就注明了作碑之人乃“中书郎中夏侯粲”，碑末又有“监造法师法铠、典作御使索宁”字样，由此可知该碑的撰刻是受到相当的重视的，既有人刻又有人监督。通过对碑文的研读可知此碑是为纪念建寺造像而立之。在碑文的最后交代了建寺的起止时间，“凉承平三年，岁次大梁，月吕无射，量功兴造。龙集星纪，朱明启辰，都竟。”“承平”乃且渠安周之年号，而“大梁”根据各位专家研究应是己酉年，即446年。那么该碑建于445年，四年之后完工。至于此碑建立之缘由，周肇祥在该碑的跋语中说：“按十六国春秋，蒙逊时代，即尊弘事佛，礼接昙无谶。又于凉州南百里崖中，大造法象。茂虔尤喜文学，张淇、阚细之徒，并为显官。故安周已挹其余风，虽身处穷域、尚能造像勒碑，恢宏释教。[③][/url]

　　据本人的初步理解，该碑主要记述了如下内容：最上端为撰刻者的名字，紧接着讲述佛教的兴起与繁荣及佛教仪礼的深邃，“修崇研者，莫究其极”。其中提到了一位崇信佛法的“虚怀不请之友”，称赞其法力无边。该碑最重要的一点是提到了沮渠安周信佛的事实，赞其“虽统天理物，日日万机，而謶讥之心不忘。”最后则点到了祈求造福的主题，赞颂此举功德之大能使全国的百姓皆得善果。碑文最后为造碑年代及监造之人。

　　《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作为五凉割据河西时期发现的唯一一件石刻文物具有以下重大意义：

　　第一，从碑文一系列佛教术语的使用和沮渠安周造寺崇佛之事来看，毫无疑问地说明当时高昌地区佛教盛行的事实，为我们研究古代吐鲁番地区佛教发展情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第二，作为北凉残存之政权，它更加丰富了整个北凉佛教的内容，打破了北凉乃至整个五凉统治河西时期无石刻文物的历史。

　　第三，为我们研究沮渠氏北凉政权提供了可靠的物证，填补了史书的空白。

　　第四，从更长远的意义来说，它为以后高昌地区佛教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继北凉残部统治之后的高昌国时期，以至于唐，乃至高昌回鹘王国时期，高昌佛教一直都很兴盛，[④][/url]

　　这不能不说与北凉残部统治高昌时大兴佛教有关。

　　写经（抄经）及开窟建塔也是北凉残部在高昌推行佛教的另一重要举措。北凉残部统治高昌期间，出土的写经大多为该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沮渠安周所供养，经有关专家考辨有如下几种：

　　1．《持世经》第一抄本残叶，鄯善县吐峪沟出土。卷末题：“岁在己丑，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吴客丹阳郡张杰祖写，用纸廿六枚。”据唐长孺先生考证，“己丑”为沮渠安周承平七年，即449年。[⑤][/url]

　　2．《菩萨藏经》亦出土于吐峪沟。卷一题：“大凉王且渠安周所供养经。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书吏臣樊海写，法师第一校，法师第二校，祠主首。”

　　3．《十住论》第七抄本残片，鄯善县吐峪沟出土。残片末题：“凉王大且渠安周所写经，愿一切众生，深解实相，悟无生忍。用纸廿三张。”

　　4．出土于鄯善县吐峪沟的《华严经》，卷28尾题为：“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廿纸。”

　　以上四种写经均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从这四件写经的题记可以看出，其中有两件为沮渠安周本人所写和供养，这不仅说明沮渠安周本人信仰佛教程度之深，更能说明在整个北凉残部统治高昌期间佛教发展之迅速。由皇帝带头写经这在高昌佛教史上亦属首次。

　　沮渠蒙逊、沮渠牧犍统治河西时曾大规模的开窟建塔，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沮渠安周绳其祖武，也在统治区内开窟建塔。

　　北凉残部统治高昌造塔频繁，现出土的有两座石塔，其一为宋庆塔，其二为吐鲁番小塔。二塔均无确切纪年，上世纪由德国探险队发现于高昌故城，现藏于德国国立印度艺术博物馆。宋庆塔残高66厘米，塔顶已残损，现存塔肩、塔腹、塔基三层。吐鲁番小塔残高27.7厘米，该塔头部以上残损。[⑥][/url]

　　两座塔的塔腹上均刻有经文且雕刻手法与风格也相似，应为北凉退居高昌后所建。

　　贾应逸先生研究认为：吐峪沟44窟与敦煌莫高窟268、272、275三个北凉洞窟雷同，尤其是272窟和275窟。其洞窟形制、壁画布局和内容、人物造型、绘画技艺及佛教信仰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在洞窟形制方面，吐峪沟第44窟与莫高窟第272、275窟相同，均为单室，窟室平面呈方形。第44窟的窟顶为平顶，中间筑顶为穹窿顶，也和莫高窟第272窟相似。再如壁画中的人物画型、服饰与莫高窟的三个洞窟相似，都是面型浑圆，额宽颐丰，肩宽厚而腰细。佛内穿僧祇支，外披袒右式或通肩袈裟。菩萨头戴三髻珠宝冠，长发披两肩，袒上身，披帛，着裙。除此之外，他还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进而指出，吐峪沟44窟属北凉洞窟。[⑦][/url]姚崇新则以此为基础，做了进一步细致的研究。[⑧][/url]

　　三、北凉残部统治高昌时期的其他相关问题

　　大兴佛教，毫无疑问是沮渠氏残部统治高昌时期的重大举措，至于当地经济状况与政治状况，由于文献记载有限，目前尚不明了。这一时期的前凉、后凉、西凉、北凉在河西统治时，基本上继承晋制，其主要原因也是出于政治统治上的需要，因此作为北凉的残部，迁至高昌后，继续奉行这一套郡县制度似乎顺理成章，而且继其统治之后的高昌王国在高昌也实行了郡县制度[⑨][/url]，这也可以推断出北凉残部采取此制可能性极大。

　　至于北凉残部统治期间高昌经济发展情况，不应做过高的估计。从沮渠无讳占领高昌（443年）到沮渠安周统一吐鲁番盆地（450年）十余年的时间中，高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经济发展必然受到严重阻滞。在沮渠安周即位之初，高昌就遇到了罕见的饥荒。《高僧传·释法进传》中记道：

　　景环卒，弟安周继立。是岁饥荒，死者无限。周既事进，进屡从求乞，以赈贫饿，国蓄稍竭，进不复求。乃净洗浴，取刀盐，至深穷饿人所聚之处，次节授以三归。便挂衣钵著树。投身饿者前云：“施汝共食。”众虽饥困，犹义不忍受。进即自割肉，和盐以啖之。两股肉尽，心闷不能自割，因语饿人云：“汝取我皮肉，犹足数日，若王使来，必当将去，但取藏之。”饿者悲悼，无能取者。须臾弟子来至，王人复看。举国奔赴，号叫相属，因舆之还宫。周敕以三百斛麦以施饿者，别发仓廪以赈贫民。至明晨乃绝，出城北阇维之。烟炎冲天，七日乃歇。尸骸都尽，惟舌不烂。即于其处起塔三层，树碑于右。[⑩][/url]

　　承平二年（444年）的饥荒在次年所建之《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中也有所提及，碑文第四、五行之“拯弱丧于炎虚”，“朝饥思饍，雨甘露以潜贷”等字样就是针对这次饥馑而言的。从上可以看出，饥荒发生在444年，而此碑立于445年，也就是说到该碑树立时饥荒仍然没有减轻，至于这次饥荒到何时结束不得而知。

　　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期间北凉残部为统一吐鲁番盆地而对立国于此达500年之久的车师前部的战争是历时最久也是最主要的战事，另外还有与西凉遗民唐和的战争。对于这些战争，史书上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魏书·唐和传》云：

　　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斩其戍主，遣使表状，世祖嘉其诚款，屡赐和。和后与前部王车伊洛击破安周，斩首三百。

　　据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唐和与安周交战两次：第一次是在沮渠无讳统治时期，唐和单独行动；第二次是与车师前部联手攻打沮渠安周统治下的北凉残部。

　　同书《车伊洛传》又云：

　　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而安周乘虚引蠕蠕三道围歇，并遣使谓歇曰：“尔父已投大魏，尔速归首，当赐尔爵号。”歇固守，连战。久之，外无救援，为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世祖嘉之。正平元年（451年），诏伊洛曰“歇尚年幼，能固守城邑，忠节显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诣阙。”伊洛令歇将弟波利等十余人赴都。正平二年（452年），伊洛朝京师，赐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将军，王如故。

　　从这段史料内容来看，安周趁车伊洛出征焉耆期间，围攻交河城，车伊洛之子歇曾力守该城，但终因无外援而放弃了交河城，因此这就宣告了车师前部的灭亡及沮渠安周对吐鲁番盆地统一的最终完成。在同书的《车师传》中也记载了此事，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根据对史书记载及考古发掘最新成果的疏理及研究，可以看到北凉残部在高昌统治的大致轮廓。若要探究更深层的东西有待于考古学家们的不断挖掘与探索。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杨富学师的指教与帮助，特致此鸣谢。

　　作者简介：安阳（1981- ），女，锡伯族，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

　　[①]

　　《资治通鉴》卷124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年）夏五月甲戌条。

　　[②][/url]

　　姚崇新：《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68～77页。

　　[③][/url]

　　蒋文光：《孤本〈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研究》，《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第55～74页。

　　[④][/url]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12页。

　　[⑤][/url]

　　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4页。

　　[⑥][/url]

　　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台北：财团法人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6年，第53～58页。

　　[⑦][/url]

　　贾应逸：《吐峪沟第44窟与莫高窟北凉洞窟比较研究》，《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84～197页。

　　[⑧][/url]

　　姚崇新：《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68～77页。

　　[⑨][/url]

　　郑炳林：《高昌王国行政地理区划初探》，《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第184～197页。

　　[⑩][/url]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十二《宋高昌释法进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