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正念观与精神分析

　　佛教正念观与精神分析

　　作者：李孟潮

　　“无我”，在佛教中的定义是，所有的物质和精神现象中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宰。在佛教传入西方心理学界的时候，由于文化术语的不同，因此容易产生许多佛教与心理学彼此理解的困难。例如在当代精神分析术语中，ego（自我）一般指一个个体心理各组织的统合功能，而没有主宰的含义；而比较接近主宰涵义的是self（自我、自身、自体、本质等），但它的内涵也不是这么简单。又例如本文所引用Engler“既有我，又有无我”的观点，在阅读时是需要区分是有世俗和胜义谛区别的。在一般世俗用语层面，“自我”的名称作为方便是成立的，但作为胜义的真理层面，“自我”显然是不存在的。作者实际总体上是同意无我的观点的，但在世俗心理学层面有不否认作为统合功能存在的作用。不了解这些，突然看这些用英语语境表达的概念，会产生许多问题。所以在阅读关于佛教和心理学对话的作品中，区分这样的内涵是十分重要的。而进一步的一些概念区分，还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的对话中去发现相同和差异。

　　近年来，佛教正念训练在西方心理治疗界受到了广泛关注。正念训练不但是很多心理治疗疗法中的基本技术，而且是用来培训心理治疗师的必要手段。精神分析界也不例外。

　　很多人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精神分析是反对佛教的。这主要来自弗洛伊德曾经发表过很多反宗教的说法，但是，实际上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等作品中反对的是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亚一神教。对于佛教他并不了解。只是有一次一位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在修行佛教时出现了各种非常愉快的体验，他在回信中提出这种 “海洋体验”是原始性自恋。当时并没有正式研究过佛教。况且，佛教虽然名曰“宗教”，但是实际上和西方的宗教有很大的不同，故弗洛姆说，如果弗洛伊德了解禅宗的话，也会改变他对宗教的观点的。再进一步说，在精神分析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弗洛伊德本人的观点越来越不能代表整个精神分析的学术观点。故根据弗洛伊德本人当年的只言片语便作出上述结论是片面的。

　　本文作者查询了PEP（Psychoanalytic Electronic Publishing）数据库从1920－2002年精神分析界所有有关佛教的论文，并参考了Psych－info等其它数据库的论文，发现几乎所有作者都倡导佛教对精神分析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借鉴作用。本文着重讨论佛教对培训分析师的治疗状态的助益作用。

　　早在1924年，Joseph Thompson发表文章《Psychology in primitive Buddhism》，也指出了禅修和自由联想的相似性，以及佛学理论中存在的移情，并开始描述在内观修行较高阶段存在的自我结构。这大概是最早的有关佛学的精神分析的专业研究文献。

　　1931年Alexander就发表了文论佛教，他说佛陀和弗洛伊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注重克服自恋和情绪阻抗，让人们用忆念来代替冲动。

　　从那以后，精神分析界对佛教的研究似乎停顿了下来。后来新精神分析学派兴起，其领军人物霍尼和弗洛姆是大力号召将禅宗和精神分析结合的人物。

　　霍尼本人一直和日本的佛教界有比较密切的往来。其理论和技术都受到了禅宗的影响。在她晚期的演讲中，提到精神分析中治疗师的态度在于“全心全意”地和病人在一起。这里的全心全意要求分析师达到“忘我”的水平，完全接受自己。Morvay指出，霍尼的这种分析师姿态更接近于正念禅修的状态，同样强调“忘我”，关注此时此刻的事件。他认为，正念可以促进分析师提高对患者的觉知能力，减少理智化的防御，更加共情。而患者相应地会认同分析师的这种态度。霍尼的同事Harold Kelman 提出，精神分析的体验本质上是“东方的”，他认为佛教的思想和技术可以深刻地影响精神分析的技术。

　　而弗洛姆的看法更加极端，当人们问他禅修对心理健康的好处时，他说：“这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唯一方法。”他还和铃木大拙合作了《禅宗和精神分析》一书，是精神分析历史上较早的对佛教研究的专著。

　　1973年，Shafii提出，在禅修的修行中，人们可以通过禅修和主动的沉默进行有控制的退行，退行到前语言期的阶段，解决这个时期创伤和分离焦虑。而使用语言的自由联想相比起来有些逊色，这种提法提出了解决精神分析治疗界面临的一个技术难题的希望，这个技术难题即是早期的分离焦虑。

　　在1975年的《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杂志》上，Carrington ＆ Ephron撰文提出禅修对精神分析师的好处有四点：

　　1）提高分析师对无意识冲突的感受性；

　　2）让分析师对梦和初级过程有更好的领悟；

　　3）提高对患者冲突的敏感觉察能力；

　　4）提高处理患者负性移情反应的能力。

　　这大概是在精神分析文献中首次提出佛学对培养精神分析师的助益作用。

　　精神分析师Rubin是着力于精神分析和佛学结合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禅修对于发展分析师的倾听技能很有帮助。Rubin认为，禅修弥补了精神分析有关“倾听”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空缺，禅修的练习可以提高分析师倾听以及“均匀悬浮注意”的能力。随着这些能力的提高，分析师自我内视的能力也提高，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觉察到无意识。逐渐地，治疗师会有更好地对情绪的耐受力，以“初学者之心”来观察各种体验，这样的分析师也会更少地对分析治疗有先入之见，更多地具有自由和创造性。同时，精神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分析禅修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体验，特别是过去的经历和客体关系对自我转换的影响，而且精神分析对于佛教界师徒关系中的移情，如学生对老师的理想化也有帮助。

　　另外一个分析师Epstein也是致力于精神分析和佛学结合的人物。他提出，佛学和精神分析都认为正念是保持精神稳定的核心。Epstein提出，正念训练正是一种让患者用回忆来代替强迫性重复的付诸行动的方法。他认为禅修的作用在于它对分裂的个体是一个更加仁慈的照料者和观察者。

　　Cooper提出精神分析的理论和佛学内观的结合将会创造出一种新的范式。Cooper通过案例证明，内观的方法可以让治疗师通过自己观察身心体验的过程，觉知到各种内化的认同形式，让治疗师能够更深刻地参与患者的心理过程，并且能够退出这个过程。

　　Robert Chalif在结合自己临床经验以及总结精神分析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持续的毗婆舍那的修行可以帮助动力学取向的治疗师在治疗中即时处理自己的反移情，并利用反移情。他在治疗中主要是通过观察自己的呼吸来了解自己的反移情。

　　Anna Christensen和Susan Rudnick从关系学派精神分析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禅修能够提高分析师处理反移情的能力，他们认为在投射认同中，禅修体验可以帮助分析师贴近患者的身心体验，在禅修体验中，分析师不再有执著的分别心，不再认同一个分离的自我，从而能够允许自己和患者的体验保持共振。分析师能够允许自己的、患者的被投射的负性体验（如无助感）存在，由于没有分别心的影响，这种无助感究竟是患者的还是治疗师的就不再重要，而仅仅是有一个无助的时刻。在此时刻，所有的生物都交互相联系，一体感和爱出现，分析师能够真正理解患者，因为他不再和自己分离。具体到操作上，他们提出分析师在分析开始前应该进行10－30分钟的坐禅。具体坐禅的方法和佛学内观禅修中出入息正念几乎是一模一样。

　　Falkenstom认为佛教的自我的概念可以扩张精神分析对自我的理解，正念修行和自由联想的共同特点都是观察和接受出现在脑海中的任何事物，但是精神分析中有一个外在的倾听者，治疗师在治疗中时时刻刻保持正念的状态，治疗师正念观察的姿态被患者认同内化，另一方面，治疗师通过无条件地接受提供一个“支持性环境”，而支持性环境在佛教中是通过“慈心观”完成的。

　　但是精神分析师们遇到的佛学和精神分析整合的一个难题便是，佛学的“无我”往往从表面意义上容易和精神分析的增强自我功能的目标发生冲突。

　　对此，Engler的看法是认为，个体发展的不是有我或无我，而是既有我，又有无我。也就是说，人们既能保持自身感受，同时又能够领悟到自身终极的幻觉本质。Epstein也认为，佛学修行的目标不是要把自身感驱逐出境，而是认识到自身只不过是自身表象的一个代表而已，是一个缺乏内在固有本质的意象。

　　Epstein提出，自我由自我表象和自我功能两个系统组成。在正念禅修中，自我表象系统被暴露出来，包括那些包含了心理病理成分的自身表象也在非判断的正念之光的照耀下显露出来，从而使人们可以整合或者不认同这些被分裂抛弃的成分。在此过程中，自我体验被“解构”，人们认识到自我体验的真实形式，它们本来并不存在，而是被“建构”起来的。虽然自我的表象系统受到正念训练的干扰，但是其功能系统的稳定性却加强了。尤其是其均匀悬浮、观察自身的功能。通过观察，它改变了自我的本质，人们能够更加直接地体验现实。

　　不少精神分析师以为禅修是达到一种“海洋”般的、母子合一的退行状态，包括弗洛伊德本人。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佛学的内观禅修的，Epstein以及超个人心理学家Ken Wilber都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超越自我和自我退行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在禅修的过程中，的确容易出现“一体感”，但是其实这种感觉是偏离了修行的目标。四念住修行是让人每一刻都能够念念分明地觉察到当下的体验，而不是逃避到“和宇宙合一”的状态中去。Mark Epstein认为，佛学中的定学修行会导致弗洛伊德所言的海洋感觉，可以满足融合自我和自我理想的愿望，而慧学修行则是探查自我表象和质对理想自我的，所以慧学修行不但不是退行到原始自恋，相反是质对原始自恋的，而且他认为正念修行可以培育治疗性分裂的能力和强化自我观察的能力，就像自由联想和均匀悬浮注意力一样。

　　Holloman Duncan从更高的角度提出了引入禅修对西方心理治疗的意义。他认为，西方科学的传统深受笛卡儿哲学的影响，一直排斥主观性。而心理治疗作为一门科学，主观性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心理治疗界总共有三种主观研究的方法，便是反移情、质的研究和正念。他提出，治疗师在治疗中既需要接受又需要干预，既需要情感敏锐又需要富有智慧，既需要关注又需要中立。而这种统合矛盾的能力就在于通过正念训练培养，正念训练可以让治疗师和反移情体验共存。治疗师在正念的态度中，一方面可以纯粹地观察各种现象，另外一方面产生对现象的领悟。而且，正念训练最具有临床意义的还不在于它能够让治疗师变得“像治疗师”，而在于它是临床疗效的来源。

　　Lesh等1984年的研究也表明，随着治疗师学习越来越多的心理治疗的知识，其共情能力反而下降，这个结论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而另一方面，在接受培训同时也进行禅修训练的另外一组治疗师中，其共情能力却是上升的。故Lesh提出，一个人要是不能够了解自己，是谈不上理解别人的，禅修可以让治疗师更好地理解别人。

　　关于正念训练和参与观察的关系，Duncan认为，正念禅修的过程本身就是参与观察的过程。在禅修中，人们使用心来观察心，其中没有参与者和观察者的两极对立。

　　正念训练用于精神分析治疗师的培训和治疗中，目前已不是停留在理论上或者零星的实践。Safran和Muran的短程关系疗法中，正念训练已经是培训分析师主要手段之一。

　　目前进行佛教和精神分析结合的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分析师已经不满足于当年仅仅停留在两者之间表面上的概念比较，而进入了实际操作的层面。不少分析师自己都有十数年以上的修行经验，而Engler等人则同时是两个领域的专家，不仅仅是分析师，而且是南传佛教在美国的主要人物，同时对佛门弟子进行内观禅修的指导。

　　随着宗教修行方式引入心理治疗界，对灵性追求的指导也变成不少治疗师的工作方向。如正念减压训练的创始人卡巴金所言，正念训练是一种存在的方式，而放松效应只不过是正念禅修的副产品之一而已。但是这两个体系的混淆可能会带来不少的问题，如治疗师本人的双重角色，伦理观的偏倚、宗教角色引起的理想化移情，治疗师在不具备“传法”资格的条件下盲目传法等等。

　　佛教和心理治疗如何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一个时代的工作。这项工作在国内才刚刚开始。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取得辉煌的成果，造福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