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燕佛教略考

　　三燕佛教略考

　　董高

　　东晋十六国是我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前燕、后燕、北燕（以下简称三燕）三个地方王朝，先后与石赵、二秦、北魏相争，且与江南东晋、辽东高句丽有密切关系，为当时北方佛法隆盛之地。关于三燕佛教，迄今尚无专文论述，现略作考证，疏漏难免，请方家指正。

　　一、前燕佛教

　　前言为鲜卑慕容氏所建。慕容皝于东晋咸康三年（337年）称燕王以前，鲜卑慕容氏是否信奉佛教，史书无载。推测其初闻佛教至迟在两晋之际，即慕容廆移居棘城（在今辽宁义县至北票一带）前后。因为魏晋以来，洛阳与河北佛法较盛，释迦教化以为中原豪俊所知，其时，“幽冀沦陷，（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1]，所以慕容氏可能通过归附中原士庶之口而得闻佛教，或闻而信之。

　　从史料上看，最先踏入辽西乃至东北地区的沙门是佛图澄。慕容皝称燕王之翌年（咸康四年，338年），佛图澄随后赵石虎进军辽西，石虎欲攻前燕首都大棘城，佛徒澄进曰：“燕福德之国，未可加兵”[2] 。石虎不纳，战败而归。

　　见于记载的前燕乃至东北地区佛教的第一件大事，使慕容皝立龙翔佛寺于龙山（今辽宁朝阳城东凤凰山），《晋书·慕容皝载记》“（东晋永和元年，345年）是由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寮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而龙交首戏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资治通鉴》系此事于永和元年，但无“立龙翔佛寺”句。《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与《晋书》记载同，惟时间是：“十二年四月”，应指慕容皝称燕王之十二年，与诸书不合。

　　慕容皝立龙翔佛寺于龙山，尚有可讨论的问题。慕容皝于咸康七年（341年）营建新都龙城（今朝阳古城），翌年自棘城迁都龙城。祭龙立寺时间是永和元年四月，正值北方春种季节，而辽西受蒙古高原气候影响，常发生春旱无雨现象。我国古代有海龙王主雨的传说，所以每当旱季，人们便祈龙下雨，单在两晋之世，便有前秦苻坚常请西域僧涉公祈龙下雨和后赵石虎让佛图澄祈龙降雨的例子[3]。并且浮图之教籍此神仙方术得以推行。因此说慕容皝因春旱而请僧人施展道术祈龙降雨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论如何，此时证明以慕容皝为首的鲜卑贵族已有崇拜佛法的了，前燕境内已有僧侣和佛寺建筑了。

　　慕容皝子俊即位后，与晋永和八年（352年）克邺，后赵亡。晋兴宁三年（365年），释道安因“慕容俊逼录魂（今河南嵩县北），遂南投襄阳”[4]。或称“释道安为慕容晋（当是俊之讹）所掠，欲投襄阳”[5]。综合两条史料，似可认为慕容俊崇奉佛教，并慕道安之名，曾逼陆浑，招（或作掠）道安，但道安为了躲避兵乱，携弟子慧源等五百余人南至襄阳。

　　由于鲜卑贵族信佛，民众也随之有投簪皈佛者，前言佛教逐渐次流行了。

　　二、后燕佛教

　　前燕于晋太和五年（370）被崇佛的前秦苻坚所灭，至太元九年（384）慕容垂建立后燕，定都中山（河北定县），隆安元年（397）移都龙城，义熙三年（407）灭亡。后燕佛教情况可以从以下几条窥之。

　　其一，慕容宝与支昙猛。《晋书·慕容垂载记》载，太元二十年（395），慕容垂遣太子宝率军伐魏，“十一月，燕军至参合陂，有大风，黑气如堤，自军后来，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风气宝训，魏军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笑而不纳。”虽经“昙蒙固以为言”，慕容宝及属下仍疏于防备，终至惨败而归。支昙猛无传，事迹无考，但从他能参与后燕军国大事来看，是一位有道高僧。慕容垂父子之事支昙猛，与石勒、石虎事佛图澄，苻坚事道安是一样的，有趣的是，皆因不纳沙门之谏而打了败仗。

　　其二，慕容德与朗公。慕容德在称南燕王翌年（隆安三年，399年），遣苏抚问计于沙门朗公，并听从了朗公建议，遂攻占广固（山东益都），巩固了南燕政权[6]。燕主还给朗公“二县租税，仍为立神通寺”。[7]朗公即释道安同学竺法朗，京兆人，后居泰山，苻坚、姚兴等均加钦敬。

　　其三，慕容熙令沙门素服。据《晋书·慕容熙传》等书记载，晋义熙三年（407），后燕王后“苻氏死，（慕容）熙悲号躄踊，若丧考妣，……制百僚于宫内哭临，令沙门素服”。慕容熙荒淫无道，宠妃死后竟令僧人穿白戴孝，终至身败国亡。

　　其四，沙门法长谋反。据《资治通鉴》卷一零七载，晋太原十五年（390），“九月，北平人吴柱聚众千余，立沙门法长为天子，破北平郡（河北遵化东），转寇广都（建昌县境），入白狼城（喀左县黄道营子）……”[8]。以法长为天子的这支造反队伍，从河北转战到辽西，攻克白狼城，威胁到了后燕留都龙城，引起统治者的恐慌，急忙派军队镇压下去。表明后燕佛教信仰在民间相当流行，僧俗信徒甚多，因此沙门才能有很强的煽惑力。

　　其实，在法长造反之前，后赵石虎时（晋咸康三年，337年），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聚众数千人与杜南山，称大黄帝，建元曰龙兴，后被击斩之。[9]沙门面对各族统治者相互争虞，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悯念苍生，揭竿而起，与救民众于苦海之中，以实践佛教思想。

　　其五，河北定县发现的宋代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塔基石函上刻有“修燕魏废塔”字样。[10]这里的“燕”，即使曾定都中山（今定县）的后燕，“魏”即北魏。后燕和北魏均曾在定县建过塔寺，当属可信。

　　其六，金维诺先生在《麦积山创建及其艺术成就》一文中提到，麦积山76窟佛座前面有两行题记：“[南燕主安都侯□□□]、[姬□□□后□造]。”并认为76窟是南燕慕容超之母段氏、妻呼延氏所建，其时间在姚欣遣归段氏、呼延氏于南燕（弘始九年，407年）之前。尽管有学者对题字年代及76窟是否为段氏、呼延氏所建有怀疑[11]，但说明慕容氏皇室贵族崇信三宝却毫无疑问。

　　后燕统治者鲜卑贵族基本都崇信佛法，敬重沙门，并建佛寺，以居和尚。在他们的提倡和扶持下，后燕佛教较后赵时期又有新发展，民众信佛已相当普遍，乃至有沙门造反之事的发生。

　　三、北燕佛教

　　北燕佛教指东晋义熙三年（407）高云称燕王至刘宋元嘉十三年（436年）北燕被北魏灭亡期间的佛教。

　　北燕佛教兴盛，高僧继起，成为当时北方佛教来源之一。见于《高僧传》等史籍的北燕高僧就有5人之多。但因《高僧传》系梁会稽人慧蛟所著，所在僧人均南详北略，范围游学江南的东北僧人无入传者，而正史又缺载僧事，遂僧侣之可考者寥寥无几。兹分别介绍如下：

　　1．释昙无竭。《高僧传》卷三《释昙无竭传》载昙无竭乃胡名，江南称法勇，俗姓李，幽州黄龙人。按：江南人谓北燕为黄龙，或黄龙圆，亦指龙城，即今辽宁朝阳。昙无竭“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诵经，为师僧所重。”昙无竭师傅为水，无载。晋末宋初，我国兴起了西行求法运动，法显首先躬践佛国，自印度取回佛经。昙无竭听说后，“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420），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斋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12]，经河南、海西、高昌、龟兹、沙勒诸郡、国，登葱岭，度雪山，涉大山、入罽宾、月氏国，至北天竺瞻礼佛圣迹，屡经危棘，历尽艰辛，到中天竺只有五人同行。自南天竺汎海到广州，归期无考。亦不知所终。昙无竭译出梵本《观世音受记经》。梁时传于建康。他还著有《历国传记》，“但隋唐志并不著录，想其佚已久。”[13]僧猛、昙朗无传。

　　2．释僧诠。《高僧传》卷七有传。俗姓张，辽西海阳人。辽西郡，前燕移治令支（河北迁安南），北燕时移治肥如（河北卢龙北）。僧诠“少有燕齐，遍学外典，弱冠方出家，后精炼三藏，为北士学者之宗”，在佛学上颇有造诣。他还精于造像艺术，先在北燕“造丈六金像”，后过江至建康，“初止闲居寺，晚憩虎丘山，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东寺”。僧诠宣敷三宝，光于江南，戴颙、戴勃等许多名士“并慕德结交，崇以师礼”。僧诠生卒年月不详，据传推之，约生于后燕之前，卒于晋末宋初。

　　3．释昙弘。据《高僧传》卷十二本传，昙弘为黄龙人，“少修戒行，专精律部”，于刘宋永初中（421）“南游番禺，止台寺，晚又适交趾于仙山寺，诵无量寿及观经，是心安养”，以宋孝建二年（455），自焚而死，起塔安葬。其时，沙门中盛行焚身供养，以达到往生极乐净土之果，昙弘便是其中之一。

　　4．昙无成。《高僧传》卷七有传。俗姓马，本扶风（山西泾阳西北）人，家世避难，移居黄龙。“年十三出家，履业清正，神悟绝伦，未及具戒，便经往复”。鸠摩罗什以姚秦弘治三年（401）冬至长安。昙无成听说后便背负经书从什公受业，“经停务学，慧业愈深”。秦王姚兴甚异之，供事殷厚。罗什于弘始十五年（413）迁化之后，姚秦将亡之时，因“关中危扰，成乃憩于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互讲说，受业二百余人”，昙无成常与颜延之、何尚之共论实相，并著有《实相论》、《明渐论》行于世。于刘宋元嘉中（约439年前后）卒，春秋六十有四。昙无成约生于公元380年前后，自后燕都城龙城赴长安师事罗什，时年约20岁，故罗什称其沙弥。罗什门下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皆诸方英秀，一时俊杰，其中尤其知名者，后人称四圣，译经八人，隋唐乃有八俊十哲之目。昙无成便是《大义章》卷首所言什门八子之一[14]。

　　5．昙顺。附见于《高僧传》卷六《道祖传》中。黄龙人。为鸠摩罗什弟子，什公卒后，师事慧远，住庐山东林寺。蔬食有德行，以义学致誉，为“莲社十八贤”之一。后来受慧远所遣，徙居南蛮校尉刘遵立于江陵的竹林寺。终年无考。昙顺为罗什知名弟子之一。《晋书·姚兴载记》云：“姚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之误、僧迁、道树（道标之误）、僧、道坦（道恒之误）、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可见昙顺协助罗什译经功绩不小。昙顺有弟子僧馥，作《菩提经注序》，今存。僧馥在《菩提经注》中云：“耆婆法师（即罗什）入室之秘说也。亲承者寡，故罕行世。家师顺（即昙顺）得之于始会，余虽不敏，谬闻于第五十”。

　　北燕统治者冯氏是否崇信佛教，史籍未明确记载，但有旁证可资说明。《十六国春秋·北燕录》载：“太平十七年（425），二月，北部人赵寿女既嫁化为男，娶妻而无子。尚书左丞付权对曰：‘……今女为男，臣将无君之征。’（冯）跋曰：‘将何以禳之？’付权曰‘……唯修身崇善，可以转祸为福。’……”《晋书·冯跋传》载冯跋下书曰：“圣人制礼，送终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椁，将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低，朝终夕坏，无寒暖之期，衣以锦绣，服以罗纨，宁有知哉……。”这里的“修身崇善”和“精魂归天”，都可以认为北燕王冯跋崇信佛教思想。

　　北票西官营子发现的北燕冯素弗墓，出土1件压印佛像纹饰的山字形金饰[15]，证明北燕统治集团二号人物冯跋弟冯素弗是一个殷诚的优婆塞——在家的佛教信徒。

　　上列北燕诸僧活动时间都在晋末宋初，因此著名佛史专家汤用彤先生认为，“北方佛法三宝兴隆之地，当推凉、燕，其实据在幽燕者为冯氏（史称北燕）……”[16]。因此说，北燕统治者不仅自己信奉三宝，而且还极力提倡、扶持佛教，否则绝不可能出现佛教兴盛的局面。

　　四、三燕佛教造像与装饰题材

　　我国佛教造像发轫于汉代，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各种造像艺术都已趋于成熟，并出现了擅长佛画、佛像雕塑的画家和艺术家。三燕佛教造像可考的有北燕释僧诠造的丈六金像[17]。此像应是铜铸制，黄金涂身（鎏金），衣以锦彩，工极精巧，形体高大，庄严肃穆，为世人所注目，因此才载于史传。僧诠“入吴又造人中金像”，堪称佛教造像艺术专家。

　　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山形金饰上压印的佛、菩萨像，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佛像实物资料，十分珍贵。金饰片高6.8，宽6.5-8.4厘米正面中部一尊坐佛，高2.5厘米，面部稍瘦，双手执于胸前，盘腿坐于高座上，头部周围有火焰纹背光。佛两侧各侍立一菩萨，略矮于佛像，面部亦稍瘦。金饰片正面以金丝满缀圆形小金花，摇动作响，周边饰锯齿纹和忍冬花纹，当是“步摇冠”前门的帽正。佛、菩萨像因有压引法，细部未能表现出来，正面且有金花遮挡，只能从背面观察[18]。

　　随佛教东传而出现的佛教美术题材，如莲花纹、忍冬纹、龟甲纹，以及与汉文化传统纹饰相结合而产生的忍冬对凤纹等，前后燕时已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北票四沟村和喇嘛洞墓出土的鎏金铜鞍桥包片上鎏刻有内饰龙、凤的龟甲纹，下缘饰连续忍冬纹，再镂孔圆形饰件、銮铃、箭箙铜板、镂孔异型饰件上分别刻有忍冬、六瓣莲花、双层仰莲、龟背等纹饰[19]。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出土的鎏金镂孔圆形铜饰和圆帽形铜铃饰，都有饰莲瓣纹[20]。安阳孝民屯154号墓的铜垂饰上线刻忍冬对凤纹[21]。冯素弗墓的镂花饰件金衬片上存有八瓣莲花纹。饰有佛教内容图案的多是马具饰件，根据对鲜卑马具的分期研究，除冯素弗墓属于第三期外，其余都属第二期，即前燕、后燕时期[22]。墓主人是鲜卑贵族或鲜卑化的汉人。从纹饰方面考察，三燕的忍冬纹和忍冬对凤纹在苏哲同志的文章中列为时代最早的，龟甲纹也比过去学术界认为最早的炳灵寺169窟的龟甲四叶纹年代（据造像题记为西秦建弘元年，420年）早些[23]。据此，似可认为辽西三燕是我国最早使用佛教题材图案的地区之一。

　　此外，关于三燕佛寺建筑，见诸史籍的仅慕容皝立于龙山的龙翔佛寺一所，实际上肯定会有一定数量，可惜皆已湮没无存，无从查考。

　　两晋时期佛教思想和佛教绘画还对三燕墓葬壁画产生里一定的影响。如朝阳袁台子晋墓壁画的墓主人图，单独正面端坐，手挥麈尾，面部丰腴，二目凝神，大耳，耳下缘与嘴角平齐，酷似一尊菩萨像[24]。同时期的还有冬寿墓和幽州刺史墓壁画的墓主人图，也明显地受到了当时的佛教思想、绘画及社会上清谈风尚的影响[25]。

　　五、三燕与高句丽佛教的关系

　　三燕与高句丽的佛教关系，恐怕是前人未曾提到的新问题，现试作探讨。

　　高句丽佛法之始，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是在小兽林王二年，即前秦建元八年（372）。是年夏六月，苻坚遣使及僧顺道送佛像及经文至高句丽，高句丽遣使答谢并贡方物。越二年（374年），秦僧阿道又至高句丽。高句丽与小兽林王“五年（375年），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但在这以前，高句丽已有崇佛并与中原人士相往还者，如东晋名僧支迿（314-366）与高丽道人书，称述竺法深风范[26]。

　　上述两条史料上有需讨论的问题。据《高僧传》卷四《支迿传》。支迿为陈留人（河南开封附近），或云河东林虑人（今河南林县）。依其生卒时间推之，支迿应于石赵后期至前燕入中原之际（公元4世纪40年代前后）在中原与高丽道人相识，至江南后又曾回洛阳白马寺与人谈庄子《逍遥篇》，而与高丽道人之书，当前燕据有中原之时。推测这位高丽道人是在中原，而不大可能是在辽东或东北其它什么地方与支迿往还的，并且他之自东北进入中原，似与慕容氏前燕有关。关于苻坚派僧人至高句丽弘宣佛法，正当前燕灭亡后、前秦具有辽西之时（370-385年），秦僧顺道和阿道自长安至当时高句丽国都丸都城（吉林集安），很可能途径辽西重镇龙城。

　　在考古资料方面，集安高句丽墓葬，如舞踊墓[27]，长川1号墓[28]，禹山下41号墓[29]，墓室壁画上均绘有莲花图案。根据有的学者对高句丽墓的分期，舞踊墓属早期，时间在3世纪中叶至4世纪中叶，另两座墓属中期，约4世纪中叶至5世纪中叶[30]。其时代相当于中期高句丽墓还有辽宁桓仁米仓沟将军墓，主室四壁和藻井上绘满了莲图案，俨然一个莲花世界[31]。在朝鲜半岛北部，距《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始创佛寺于平壤市在高句丽广开土王二年（393年）。比这早数十年的冬寿墓，墓室壁画上既已有彩绘莲花、莲座，舒叶等受佛教艺术影响的装饰纹样了[32]。冬寿于晋咸康二年（336）自前燕奔高句丽，卒于永和十三年（即升平元年，357）。朝鲜发现的还有幽州刺史墓，壁画上会有佛事供养图，墓志刻写“释迦文佛弟子慕容氏镇”等内容[33]。鲜卑人慕容镇年七十七□，葬于东晋义熙四年（408）。

　　众所周知，三燕与高句丽地域相接，交往频繁，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有密切关系。如高句丽马具便受到了辽西鲜卑马具的强烈影响[34]。在佛教方面，如上所述，高句丽与三燕存在着很密切的关系，从两者早期佛教史实、考古资料的时代和多寡上进行比较，明显地看出高句丽佛教最初很可能是从前燕传过去的。当然，这个观点还有待于发现新的资料去进一步证实。直到5世纪，还有辽东高句丽人僧朗拜黄龙法度为师的事[35]。但也不能否认二秦和东晋、南朝对高句丽早期佛教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除前面提到的事例外，还有后秦姚兴于皇初三年（396）派释昙始“斋经律数十步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弘法十年，东晋义熙初还关中[36]。萧齐建国后，释昙超“被敕往辽东弘赞禅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482年）还京”[37]。

　　六、北燕于北魏的佛教关系

　　北魏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北魏灭北燕后于龙城改置营州。营州佛教在北燕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

　　见于史传的营州高僧有释慧豫和释法度。

　　关于释慧豫，《高僧传》卷十二本传云：“黄龙人，来游京师（建康），止灵根寺。少而务学，遍访众师，善谈论，美风则……精勤标节，以救苦为先。诵大涅槃法华、十地。又习禅业，精于五门……。”慧豫卒于齐永明七年（489），春秋五十有七，其生年在北燕风弘太兴三年（433），南游之时当在北魏文成帝至孝文帝期间。

　　释法度，《高僧传》卷八本传载：“黄龙人，少出家，游学北土。备综众经，而专以苦节成务。”法度于刘宋未南游建业，止琅琊摄山栖霞精舍，为栖霞寺开山祖。信弥陀净土，常诵《无量寿经》。法度与江南另一高僧法绍齐名，号称“北山二圣”。齐竟陵王子良和始安王瑶光均“恭以师礼，资给四事”。法度于齐永元二年（500）卒于山中（江总吃《栖霞寺碑》为卒于建武四年，497年，未知孰是），春秋六十有四。据《高僧传》，法度生于北魏太延三年（437），即北燕灭亡翌年，游学北土在北魏太武帝末至孝文帝初，太和三年（479）始行迹江南。法度有弟子名僧朗，辽东（辽宁辽阳）高句丽人，《高僧传》称述其“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38]。僧朗在摄山复兴三论之学，受到梁武帝礼遇，遣僧诣山谘受三论大义[39]。

　　北魏营州佛教遗迹，现存的有朝阳北塔思燕佛图基址和义县万佛堂石窟寺。

　　思燕佛图，为北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所立。据《魏书·皇后列传》，文成皇后冯氏乃北燕王冯弘子朗之女，临朝听政之时，与孝文帝太和年间（480年前后），为了祭奠先祖，宣弘佛法，“立思燕佛图于龙城，刊石立碑”。经过几年来的发掘、考证，确认朝阳室内北塔下面的夯土台基即是思燕佛图基址。此塔虽经隋、唐、辽各代几次重建或维修，但思燕佛图遗迹尚部分保存，已探知夯土台基长宽近百米，高约7米，有础石、屋面、土墙等遗迹，发现泥塑佛、菩萨、罗汉、飞天等造像蚕快、“万岁富贵”和莲花纹瓦当及绳纹砖、布纹瓦等建筑构件。初步认为这是一座规模宏伟的方形木结构楼阁式堂塔[40]。这一重要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佛教史增添了宝贵的考古资料。目前。遗址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尚在进行之中。

　　万佛堂石窟位于辽宁义县西北9公里的大凌河北岸悬崖上。分东、西二区，共16窟。据两区的摩崖题记记载，西区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系营州刺史远景为孝文帝及自身并眷属禳灾祈福而建，东区建于北魏景明三年（502），是慰喻契丹使韩贞等人为修德祈福而建。该石窟虽经后世部分改造，剥蚀亦较严重，仍存在北魏时期佛教造像，具有重要的艺术、研究价值[41]。

　　北燕冯氏与北魏宫闱崇佛颇有关系。北魏文成皇后冯氏，乃北燕王冯弘孙女，她崇信佛甚笃，临朝亲政期间广建佛寺。文成皇后兄冯熙的两个女儿，都是孝文皇后，姐即幽皇后，尝受文明太后遣还家为尼，妹被废为庶人后，当了练行尼，终于瑶光佛寺[42]。冯熙任洛州刺史时，“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43]。北魏洛阳佛法鼎立，塔寺林立，与冯熙不无关系。

　　云冈石窟的分期研究结果表明，一期昙曜5窟所反映的北魏早期佛教，主要来自河西凉州佛教的影响，二期窟龛的汉族传统建筑形式和服饰特点日益明显，体现出东方的徐州、龙城等地区佛教因素给平城石窟增添了新内容[44]。北燕龙城佛教之所以对北魏佛教产生了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北燕佛教相当发达，成为当时北方地区一个重要佛教中心，对邻近其它地区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二是北魏在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的过程中，掳掠或迁徙包括东北龙城在内的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大量财物和人口（包括白宫技巧、佛教造像）的精华力量）到平城，他们带去的东西自然含有佛教文化和各种工艺技术；三是北燕冯氏家族在北魏朝廷内地位显赫，特别是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曾两次临朝亲政，大权在握，广建佛寺，称为孝文帝改革和发展佛教的关键人物。

　　综上所述，北燕与北魏佛教关系相当密切，并成为北魏孝文帝时期佛教的重要来源之一，进而对北魏中、晚期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