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的禅诗

　　唐代诗人的禅诗

　　在唐代，出现了儒、释、道三家的融合。虽然在政权运作，如法律依据、社会结构和伦理等方面以及对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上，儒家思想仍占有牢固的统治地位，但在人生信仰、社会思潮、精神风貌、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则杂入释、道。其中，以中国化了的佛教对唐代士人及其文学的影响最为突出，它直接地促使了大量学诗的僧人和习禅诗人以及僧诗和诗人参禅诗的产生。据统计，唐代僧人和诗人有关禅机、禅趣的诗有2273首，占《全唐诗》的10.3%。

　　有唐一代，诗人大多与禅僧有交往，也写过不少关于僧徒佛寺的诗歌。有偶尔涉足禅寺，浸染不深，但诗作颇带禅味的诸如李白，曾“宴坐寂不动，大干入豪发”（《庐山东林寺夜怀禅境》），杜甫亦有“心许双峰寺，门求七租禅”（《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的经历。另外，还有倾心禅宗，笃信佛教的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刘长卿、贾岛、钱起等。除王维、柳宗元为公认的近佛诗人外，贾岛还以苦吟开创了极富时代特色和禅宗玄理的“贾岛诗派”。

　　王维，字摩诘，因笃佛而取字于佛教的人物——维摩诘居士。《维摩经》说他是昆耶城一位大乘居士，与释迦牟尼同时，善于应机教化。他作为现身说法、辩才无碍的人物而备受崇佛之人的尊崇。到了晚年，王维更是专心学佛，其诗亦禅趣盎然，后人称之“诗佛”。刘昀在《唐书》本传中说，王维“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在王维的诗作中，常见“禅寂”、“安禅”的字眼，如：《偶作》六首之一“禅寂日已固”，《过香积寺》“安禅制毒龙”，《过福禅师兰若》“欲知禅坐久”。王维与诗僧禅师交往密切，写了不少赞扬佛法无边，宣扬空无寂灭佛理的参禅诗，如《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龙钟一老翁，徐步谒禅宫。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莫怿销炎热，能生在地风。”

　　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散文家和诗人。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对山水景物有很强的寄托，呈现出峻洁、澄澈的境界，他“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体现出率妙的禅机和禅趣。柳宗元之于禅，在《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中有明显的体现，“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见叶诗，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诗中诗人早起习禅、恬然自如的意境和情趣，体现出幽远深遂、宁静空灵的禅定境界。

　　贾岛，早年作和尚，法名无本，后还俗，但仍醉心于清寒孤寂、超尘恬淡、山林禅院的生活。由于出身微卑，入仕多波折，故其诗“往往造平淡”（韩愈《送无本归师范阳》），并以“苦吟”为艺术特质，自成一派——苦吟派（贾岛诗派）。因曾为僧人，贾岛与禅走得更近，从“寒疏修净食，夜浪动禅床”（《送天台僧》）上看，习禅似乎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居士”一词，据慧远《继摩义记》的解释，乃指“在家修道，居家道大”。以此为号，可见他礼佛、敬僧、读经、参禅之心非同一般。他在《寄韬光禅师》中，对韬光禅师表达了赞美尊崇之心，称之为“吾师”同时表达了自己心向佛境，心寓禅趣的情怀。

　　佛教对唐代士人以及文学的影响是广泛的，诗人的习禅之作也丰富而精彩。除王维、柳宗元、贾岛、白居易以外，还有大量杰出的诗人。如孟浩然《过融上人兰若》，乃诗人过访好友高僧融公之所居兰若不遇而作。杜甫《谒真谛寺禅师》表达了作者希望寻找一方静心养性的净土的希望，岑参《题山寺僧房》“勤学翻知误，为官好欲慵。高僧日复 不见，月出但闻钟。”乃诗人访高僧不遇乃题于僧房，表达了自己厌恶官场，心欲遁世学禅的情怀。王维的一位诗友斐迪在《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中写道“安禅一室内，左右竹高幽。有法知不染，无言谁敢酬。鸟飞争向夕，蝉噪已先秋。烦暑自兹适，清凉何所求。”全诗情景交融，清静悠远，在对寺中清幽，不染纤尘，世外桃源般景致的描写，歌颂了禅意、禅法的精妙，表达了作者向禅修佛的心愿。

　　唐代诗人禅诗的恢宏浩大，精妙意趣，非寥寥数笔可道明其高妙，在此仅略点几首用以证明唐代诗人与禅的密切联系。唐代禅诗之盛，与其他任何现象一样，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首先是佛教的长足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六百多年的发展，尤其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期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斗争、融合，到隋唐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中国化，成为适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的中国式宗教。隋唐佛教向纵深发展，成为维护中国古代社会封建政治统治的思想武器，愈来愈为封建帝王们所重视。隋文帝杨坚在位十四年广兴佛事，度僧，建寺，修塔，写经等诸多方面无不热心。文帝以后炀帝行之更胜，并以菩萨皇帝自居。（他在大业三年《行道度僧天下敕》中自称为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隋代二帝对佛门的大量布施和赏赐，使佛教寺院经济逐渐完善和成熟。沙门之富，俗人歆羡，一些名门子弟为利益所驱出家者甚众。唐玄宗初抑佛扬道，但至晚年则对佛教颇为迷恋。其后则天皇帝因有感业寺修行，奉佛登基之事，对佛教更为褒扬和鼓励。在政治和强权的支持下，佛教的发展使佛教寺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力登上了舞台，经济基础的扩大其与俗事频繁接触，并直接走向世俗化，开始了与世俗知识分子频频的交流与往来，佛教受宠，也使士人纷纷走进寺院，以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喜好。

　　如果说佛教自身的发展为世俗禅诗的繁荣提供了条件的话，那么诗僧群体的产生则直接把二者结合起来。诗僧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具体而言，出现在中唐大历年间，宋人姚勉言：“汉僧译，晋僧讲，梁，魏至唐初，僧始禅，犹未诗也。唐晚禅大盛，诗亦大盛。”（《雪坡舍人集》卷37《赠俊上人诗序》）东晋至隋三百年间，诗僧仅占十余，作品亦寥寥；《全唐诗》载唐诗僧百余人，诗作四十卷。诗僧群体的出现，使僧诗突飞猛进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以王梵志、寒山、拾得为代表的通俗派和以皎然、灵澈为代表的清境派。其中清境派由于格律精严，语言典雅，诗风清幽淡远，注意意境的阳造和含葛空灵，注意语言的精练，更接近唐正统的传统的审美特征而与士大夫更为密切。他们自身也日益士大夫化。士大夫和诗僧就这样相互影响，竟相挥毫，成就了占《全唐诗》总数10.3%的佳作。

　　时唐士人的士风和心态也增强了诗人与禅的亲合力，从而促进了唐诗中禅诗的繁荣。有唐一代的士人有漫游之风。他们遍访名山大川，游历山水，开阔视野，陶冶情趣，从而给诗作带来一种清水芙蓉般的美和空灵的色彩。此外，唐士人还有读书山林之风。他们在入仕前或隐居山林，或寄宿寺庙以读书。如李白出夔门前曾隐读于大臣山，岑参十五岁隐于嵩阳，刘少卿、孟郊等隐于嵩山……山林清幽的环境以及寺院中的耳闻目濡，禅师的相时而教给了他们很多启悟和思考，对他们情趣的陶冶和审美趣味的走向，这些无疑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虽然唐代士人普遍持有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但这个开放的大唐盛世在向士人提供了一条相对宽阔的人生道路的同时，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形成了有甚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功名竞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复杂和新因素的掺入，也使他们感到沉重的压力。在经历了滚滚红尘中无数次的角逐，无数次的希望与绝望之后，佛教造就出来的一方净土，习禅入定就成了他们回归自我，保持自我心态平衡和稳定的最佳选择。玄宗以后，盛世入家，沉沦在盛世繁华中的士人在凋蔽的现实中矛盾重重，郁郁而不得志。他们为了寻找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精神支柱而转眼于佛。贾岛在还俗后禅思难断就在于他常以此作为与险恶命运抗争以及从政治逆境和因出身卑微而入仕受挫中超脱的精神支柱。他的清幽冷僻与孤吟，则集中代表了中晚唐相当大一批入仕无门、徘徊歧路的士子们的心态。他们有的甚至遁入空门，但仍把诗作为自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追求。

　　另外，诗与禅之间还具有的很大的亲和力，这是诗禅的凝结点。诗人元好问的“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即诗禅关系的最好诠释。诗是一种文化，一种生命诠译，一种生活方式和载体。禅是一种心态境界，一种修行传承方式，一种境界。禅从诗中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式，通过诗的物质载体，加以想象和语言的抽象材料，表达了禅的意境和深度。“诗之于禅，是审美境界与参禅方式、参禅境界的结合。同取直觉的妙悟，同呈现出灵感的奥秘，创造的新奇，因而诗对禅的亲近无可避免，因而诗与禅的结合既是奇妙的也是必然的。”中国诗歌，讲究意与境合一，讲究模糊与变形，而禅恰好为之提供了灵魂，空灵玄妙，多变多幻的禅机禅趣，从而形成了诗禅结合的契机。在现实操做中，诗僧与诗人以僧诗禅诗唱和、争辩、答赠，直接促进了诗禅融合。如拾得有作云：“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直接回击了那些士子对通俗诗的嘲讽。白居易曾作诗请教鸟窠禅师：“独立空门问空苦，敢将禅师问禅翁；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禅师答之：“来的无偈去远踪，去与来时事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

　　受佛教兴盛带动而繁荣的禅诗，是唐代文学领域兼容并蓄并进行再创造的产物，是唐诗歌发展的一个表现。寒门士人步入文坛，习禅入定，僧人走向世俗，学诗吟咏，扩大了文人的队伍，使文学从宫廷走向民间，从上层走向下层，扩大了诗歌的内容，促进了六朝浮华的骈体文风走向通俗与自然。禅宗不讲佛，而讲明心见性，不求超凡入圣，但在发现自我，这无疑是对人的一种肯定，从而引入了一种新的人性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一种新的意念。这些因素给予了人更大的自由，给了人更大的自我空间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条件，无怪唐代人气如此旺盛，成就如此之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