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浑高古的邹城北朝摩崖刻经

　　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便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成为我国儒、释、道三教之一。东汉末期出现了摩崖造像，到了北朝末期的北齐时代，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开始出现了摩崖刻经。即把佛教信奉的某部经典全部或部分章节，刻于摩崖石壁、山岭巨石或碑石之上，这一形式在我国延续了一千余年，不仅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成为当今重要的佛教遗迹，而且也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摩崖刻经，顾名思义是把经文刻在摩崖之上，大自然为摩崖刻经提供了天然的物质载体和特大地展示空间。把佛经刻于摩崖，从文化地理环境上看，集中出现于鲁南一带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一带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

邹城北朝摩崖刻经

　　山东地区的北朝摩崖刻经，主要分布在泰山山脉及其周围地区。主要有泰山经石峪、徂徕山映佛岩、东平洪顶山、汶上水牛山和邹城铁山、岗山、尖山、葛山、峄山刻经，其中以邹城诸山刻经数量多、保存较完整、时代延续较长。近年来，引起国内外佛教界、书法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研究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宝库，而倍受关注。

　　⊙铁山摩崖刻经

　　铁山位于邹城市市区北部铁山公园内，是一座东西走向的花岗岩小山，海拔146米，铁山之名缘于道家铁拐李。传说当年铁拐李曾在此传道，因佛道之争，在铁山半腰经文上蹴就一个大脚窝，至今清晰可见，铁山由此得名。

　　铁山刻经是一整块花岗岩石坪，南向，石面倾斜约45度，刻面平整，上部较陡峭。刻经石面南北总长66.1米，南北宽16.4米，总面积1085平方米。刻石正上方刻有“石图”即《石颂》记述的“六龙上绕、口莹五彩之云，双龟下蟠、甲负三阶之路”，整个铁山刻经为“龟趺螭首”的巨幅石碑，碑额为六龙缠绕，云雾翻腾，中间为巨字“大集经”题刻，刻经下部为阴刻的双龟图案，具有龟趺的象征。铁山刻经远望是一座山，近看是一座巨碑，近年被学术界赞誉为中国最大的刻经碑。

邹城北朝摩崖刻经

　　铁山刻经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佛经部分，其内容为《大集经·海慧穿菩提品》，经文17行，每行最多61字，最少6字，全部刻经946字。由于风化剥蚀，现保存795字。二是《石颂》，位于经文左侧，因颂文有经主匡吉吉题名，一些史书又称《匡吉吉刻经颂》。颂史上部刻有“石颂”两篆书大字，下为12行颂文，原有614字，现存437字。三是题名部分，位于经文正下方，原有10行文字，1960年被开采掉4行。所幸保留“东岭僧安道壹署经”，为研究僧安道壹的珍贵资料。

　　⊙岗山摩崖刻经

　　岗山与铁山一涧之隔，山阳有明代晚期创建的玉皇庙等道观建筑。刻经位于岗山山阴兰花谷内，这里山势嶙峋，巨石相叠，松槐掩映，景色幽深。刻经沿山谷两侧，分散的刻在摩崖石壁和巨型岩石之上。经多次调查考察得知，岗山刻经内容共有四种：一是《年号、佛名及题记》，二是《佛说观无量寿经》，三是《入楞伽经·请佛品》，四是散刻《入楞伽经·请佛品》。由于山谷里山水冲蚀和地震活动，使一些刻石倒匍在群石之间，难以查找。现可确认的刻石有32石，38处刻面。岗山刻经中《年号、佛名及题记》一石刻有小石佛像，下部刻有“释迦文佛”、“弥勒尊佛”、“阿弥陀佛”三佛名，中部刻“大象二年(580年)七月三日”，另有比丘尼僧人、经主的名字，对研究岗山刻经的年代及刻经背景具有重要价值。

邹城北朝摩崖刻经

　　⊙葛山摩崖刻经

　　葛山位于邹城城区东北15公里处，又名葛炉山，因传说葛洪在此炼丹而得名。刻经在山西侧平缓花岗岩石坪上，座东面西，刻面总面积223平方米。刻经内容为《维摩诘所说经·阿佛品第十二》，经文10行，共419字，今存292字，已风化残毁约三分之一。经文末行题刻“大象两年”（580年）年号，说明葛山刻经是邹城最晚的作品。

　　⊙尖山摩崖刻经

　　尖山，又称朱山，位于邹城城区东6公里处，刻经在尖山正东1公里的花岗岩石坪之上，因山上刻有“大空王佛”四巨字，俗称“大佛岭”。遗憾的是1960年春当地村民开山采石，全部刻经遭到破坏。据《邹县志稿》等志书记载与山东幸存尖山拓片对照，尖山刻经大致有9种内容：经文两种《文殊般若经》、《思益梵天所问经》，佛名一种《大空王佛》，经主韦子深及僧安道壹等题记六种。题记记述了尖山的经主是“（西)汉大丞相京兆韦贤十九世孙……（韦)兴祖，弟(韦)子深，于大齐武平六年(575年)同刊佛经于昌邑之西，峄岭尖山里”。尖山刻经最有特色的当属“大空王佛”四巨字，纵长约六米，隶楷相间，笔锋藏露结合，其字体气势磅礴、雄伟、浑厚、高古，实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峄山摩崖刻经

　　峄山北朝摩崖刻经有两处，一在山阳“乌龙石”上，因其北侧有天然洞穴“妖精洞”故又称“妖精洞刻经”。刻经位于洞西侧立面石壁，高3.8米，内容是《文殊般若经》，首行题记有“斛律太保家客邑主董珍前后”。另一处在山顶五华峰，经文刻在“光风霁月”石上，刻面向南，经文内容亦为《文殊般若经》，刻面高2.13米，横3.65米。首行题刻“文殊般若”四字，字体为隶楷相间，风化较重。近年在刻经东部新发现题记和年号题刻，得知该刻经为河清三年(564年)所刻，是邹城北朝摩崖刻经中年代最早的作品。

像这样雄浑的摩崖刻经石,在邹城有很多

　　⊙邹城北朝摩崖刻经的书法艺术

　　邹城北朝摩崖刻经与泰山经石峪、东平洪顶山等刻经书法艺术面貌都非常接近，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然而它所表现的艺术格调，蕴含的艺术特质，却给书史留下光辉的一页。摩崖刻经之所以不同于书法艺术的其它形式，在于它是“自然的书法”。它以天地为背景，借山峦为材料，展现于大自然的空间，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他的创作过程是书法艺术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过程，二者的结合就是艺术美和自然美的统一。

德侯教授，与中国学者在邹城铁山摩崖刻经进行学术交流(吕卫锋 摄影)

　　邹城刻经，字大如斗，历来被书家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杨守敬说：“擘窠大字此为极则”。康有为说：“（邹县）四山摩崖，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窠之极轨也！”以邹城刻经为代表的隶楷刻经书法艺术，在我国书法美学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独特审美内容，显现出魏晋以来佛家简约玄淡、超然绝俗的风骨。书丹者在奇峻活泼的真书时代里，融入隶书审美价值的更新与升华，既保留了隶书开张洞达的气势，又合理地吸收真书的峻厚，收到安详、简约、含蓄、静穆的效果。每处刻经作品“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康有为语——编者注）。远望若高原走马，空阔从容；近观似尊尊佛像，静穆端庄。再衬以山林峭壁，与佛教义理融为一体，其场面博大，气势恢宏，为我国书史一大奇观。僧安道壹被誉为魏晋时北方的“书圣”，他与南方的“书圣”王羲之同为双子星座，无怪乎铁山《石颂》中有“精跨羲（王羲之）诞（韦诞），妙越英（张伯英）繇（钟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的赞语，不为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