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五年敦煌高僧悟真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

　　大中五年敦煌高僧悟真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

　　杨宝玉 吴丽娱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唐朝边军内调之机很快占领了唐朝西北地区的大片疆土，沙州敦煌也沦为吐蕃统治区，直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当地豪强张议潮率众起义，一举推翻了吐蕃在沙州长达六十余年的统治。据现存史料，在自领州务之后和唐廷正式建立归义军之前，即大中二年到大中五年十一月之间，张议潮曾派出多批使者赴唐廷奏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使者中有多位僧人，他们在为敦煌统治者与唐朝交往开辟路径的同时，也通过与京城僧人的广泛接触和交流，对长安佛教有了深刻认识，返回沙州后又将长安佛法带回了敦煌，对此后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敦煌文书和传世史料对这些僧使活动的记述稀缺零乱，以致相关学者的认知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本文拟通过勾稽相关敦煌文书，并结合传世文献中的零星记述，对僧使中的杰出代表悟真大中五年奉使入奏及其巡礼长安佛寺的大致情形试作探讨，以为长安佛教史研究与归义军入奏史研究补充些许材料。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教。

　　一、悟真生平著述概略

　　悟真可说是敦煌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僧人之一，俗姓唐[1]，约生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2]，十五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3]，后任灵图寺寺主[4]。悟真曾跟随其师洪辩积极参与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瓜沙二州的军事活动，并于大中五年（851年）赴京奏事，被唐朝封为沙州义学都法师京城临坛大德并赐紫衣[5]。大中十年四月悟真升任沙州都僧录，其称号“大德”之前也被加上了“供奉”二字[6]。至咸通三年（862年）六月，悟真又任河西副僧统[7]。咸通十年八月原都僧统法荣圆寂，十二月唐廷依张淮深奏请，敕令悟真继任该职[8]，并加“教喻归化大法师”称号[9]，第二年悟真又改称“阐扬三教大法师”[10]。悟真是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历任都僧统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主理河西僧务四十年，于乾宁二年（895年）三月辞世[11]。悟真也是诸位敦煌都僧统中最具文才的一位，敦煌文书中保留有他的各类作品数十种，包括：

　　1.当地名人名僧邈真赞，主要抄于敦煌文书P.4660，如：《故沙州释门赐紫梁僧政邈真赞》、《河西节度故左马步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侍御史阴文通邈真赞》、《前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大德三学教授兼毗尼藏主赐紫故翟和尚邈真赞》、《沙州释门法律义辩和尚邈真赞》、《前沙州释门故索法律智岳邈真赞》、《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使持节瓜州诸军事守瓜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上柱国阎公邈真赞并序》、《沙州释门勾当福田判官辞弁邈生赞》、《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瓜州诸军事守瓜州刺史兼左威卫将军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康使君邈真赞并序》、《沙州释门故阴法律邈真赞并序》、《大唐前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甘州删丹镇遏充凉州西界游弈（奕）防采（采访）营田都知兵马使兼殿中侍御史康公讳通信邈真赞》、《入京进论大德兼管内都僧政赐紫沙门故曹僧政邈真赞》、《敦煌管内僧政兼勾当三窟曹公邈真赞》、《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赞并序》、《前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勾当沙州要司都渠泊使钜鹿索公故贤妻京兆杜氏邈真赞并序》[12]，等等。

　　2.碑文铭文等，如：《张族庆寺文》（P.3770）、《翟家碑》（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P.2021、P.4640、S.530），等等。

　　3.其他诗文，如：《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共一十七首并序》（P.3554，现仅存序文）、《国师唐和尚百岁书》（又名《唐和尚百岁书》、《禅门百岁书》、《河西都僧统赐紫沙门悟真诗》等，分抄于P.2748v、S.930、P.3054v、P.4026v等卷）、《奉酬判官七言》诗一首（P.3681）、五言诗一首（P.3720）、《悟真自序》（P.3720、S.10468+S.12956）、《四兽恩义颂》（P.2187v），等等。

　　上述作品在悟真圆寂几十年后还被当地人广为传抄，另外，敦煌文书中还保留有其门徒撰写的《纪念唐和尚文》（P.3963、P.3259）。

　　由于悟真在敦煌佛教史和敦煌地区史上地位重要，藏经洞中保存的相关文献又较多，数十年来学者们已就其生平与著述展开了多项研究，刊发了众多成果，主要有：竺沙雅章《敦煌的僧官制度》[13]、陈祚龙《悟真生平与著作》[14]、陈祚龙《敦煌写本〈洪辩悟真等告身〉校注》[15]、苏莹辉《陈著〈敦煌写本洪辩悟真告身校注〉》[16]、续华《悟真事迹初探》[17]、齐陈骏与寒沁《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18]、张先堂《敦煌写本〈悟真与京僧朝官酬赠诗〉新校》[19]，等等。这些论著已勾勒出了悟真事迹的基本轮廓，但作为一位身份特殊、在敦煌佛教和政治历史上留下声名的高僧，悟真于大中五年的赴京入奏及其在长安期间的活动情形还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二、悟真于大中五年的赴京入奏

　　关于大中五年悟真的赴京入奏，传世僧传、出土墓志铭，特别是藏经洞中还保存有一些文字记录，使我们今日尚可了解一些细节，其中最重要的史料当推莫高窟第17窟西壁所嵌《洪辩受牒碑》。该碑所刻内容分上、中、下三段，上段刻唐敕河西都僧统洪辩及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悟真告身，中段刻唐宣宗诏书，下段刻唐宣宗所赐信物名牒。据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洪辩碑》[20]，该碑上段记：

　　1. 古雷音[21]

　　2. 当家告身，依本镌石，庶使万岁千秋不朽不坏矣。

　　3. 敕释门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洪辩，

　　4. 入朝使、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悟真等。盖闻其先出自

　　5. 中土，顷因及瓜[22]之戍，陷为辫发之宗。尔等诞质戎坛，栖

　　6. 心释氏，能以空王之法，革其异类之心。犷悍皆除，忠贞

　　7. 是激，虔恭教旨，夙夜修行。或倾向天朝，已分其觉路；或

　　8. 奉使魏阙，顿出其迷津。心惟可嘉，迹颇劳止。宜酬节义

　　9. 之效，或奖道途之勤。假内外临坛之名，锡中华大德之

　　10. 号，仍荣紫服，以耀戎缁。洪辩可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

　　11. 德，悟真可京城临坛大德，仍并赐紫，余各如故。

　　12. 大中五年五月廿一日

　　13. 中书令阙 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臣崔龟从当奉 中书舍人臣崔瑶行

　　14. 奉 敕如右。牒到奉行。 大中五年五月 日

　　15. 侍中阙 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铉 给事中系 日 月时都事 左司郎中

　　16. 礼部尚书阙 礼部侍郎愨 尚书左丞璪

　　17. 告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释门河西都僧统、摄沙

　　18. 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赐紫洪辩，奉敕如右，符到

　　19. 奉行

　　20.郎中□ 主事祝 从 令吏郑全璋 书令史 大中五年五月日下

　　上录内容又可见于敦煌文书P.3720《悟真文书集》[23]抄存的《第一件告身》和《黄牒》。P.3770v《僧悟真改补充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牒》赞悟真入京事时亦云：

　　入京奏事，为国赤心。面对龙颜，申论展效。□（名）流（留）凤阁，敕赐衣官（冠）。为我股肱，更并耳目。

　　上举为唐廷或归义军官府对悟真入奏事的正式记载。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悟真病危，前河西节度掌书记试太常寺协〔律〕郎苏翚撰《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P.4660）曰：入京奏事，履践丹墀。升阶进策，献烈宏规。忻欢万乘，颖脱囊锥。丝纶颁下，所请无违。承九天之雨露，蒙百辟之保绥。宠章服之好爵，锡符告之殊私。受恩三殿，中和对辞。丕哉休哉，声播四维。皇都硕德，诗谘讽孜。论八万之法藏，破十六之横非。旋驾河西，五郡标眉。宣传敕命，俗易风移。

　　这是当时人以为悟真即将辞世，准备为其盖棺论定时对此事的评价，表明当地人对悟真的入京奏事及其在长安的活动钦羡敬佩。至于长安僧俗对他的赞许我们将于下文引述，兹不赘。

　　悟真本人对这次入奏也非常看重，在辑录自己引以为荣的重要官告等文献时，他特意编入了长安高僧与自己相互唱和的诗文，并撰《自序》（P.3720）称：

　　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僧录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悟真，自十五出家，二十进具，依师学业，专竟寸阴。年登九夏，便讲经论，闲孔无余。特蒙前河西节度 故太保随军驱使，长为耳目。修表题书，大中五年入京奏事，面对玉阶，特 赐章服。前后重受官告四通，兼诸节度使所赐文牒，两街大德及诸朝官各有诗上，累在军营所立功勋，题之于后。

　　在《国师唐和尚百岁书》（P.2748v）中，关于其出使，悟真自言其志道：“男儿发愤建功勋，万里崎岖远赴秦；对策圣明天子喜，承恩特立一生身。”

　　透过以上史料，我们可以获知悟真于大中五年时进行了十分成功的入奏活动，为当时的敦煌僧界领袖洪辩请得都僧统告身，自己也获“京城临坛大德”称号。关于这次入奏在敦煌地区史上的地位，我们认为它首先是为归义军的建立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唐廷授悟真的告身虽然赞美他在佛教方面的地位和影响，但更看重的是他在“犷悍皆除，忠贞是激，虔恭教旨，夙夜修行”、“奉使魏阙”方面对唐朝表现的忠心和贡献。其余对他“入京奏事，为国赤心。面对龙颜，申论展效”，和“入京奏事，履践丹墀。升阶进策，献烈宏规”的赞誉，也是指他接受了敦煌领袖们的委派，而为其获得朝廷的接纳和承认，建立朝贡关系陈献说辞。总之他代表张议潮“面奉龙颜，竭忠恳之诚，申人臣之礼”的行动受到了充分肯定。[24]

　　根据我们的考证，大中五年时至少有三个沙州使团陆续到达唐朝都城长安。第一个使团于大中五年二月到朝，他们的主要作用是通报消息，为后续较正规的使团作铺垫，唐廷因他们的到来而将奉土归唐的张议潮任命为沙州防御使[25]。悟真所率使团是于数月后到达长安的，从他获告身是在同年五月来看，他们的出发时间应比前一到朝使团晚得多，也是更正式的一次交往。由于当时甘、肃等州已被张议潮收复，他们的东进速度既不是前者能比，使团规格自然也要高许多。使团成员应该主要是佛僧。曾亲身参与起义、精通佛门教义、儒学功底亦深的悟真担任团长，在长安期间积极与当地学问僧交友往来，向长安佛教界文化界展示了敦煌风采，其人其行堪称文化使者宗教外交。他们的努力为后续更高规格的张议潭使团的到来在人际关系等方面做了良好铺垫，对后来使团最终争取到归义军的建立和节度使的旌节十分有益。所以，悟真本人及使团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任务。不过，作为僧人，他们在長安的活动更多还是通过与佛教界的交往进行的，以下我们便着重探讨悟真等人在长安期间巡礼佛寺、与京城高僧唱和交往的有关情况。

　　三、悟真对长安佛寺的巡礼及与京城高僧的交往

　　据现有史料，悟真等人到达长安后颇受礼遇，唐宣宗不仅亲自召见他们，还下诏特许他们巡礼京城左右街的诸多佛教寺院，悟真得与两街众多高僧大德相互赠诗酬答，敦煌文书中至少有P.3720[26]、P.3886v [27]、S.4654v[28]、S.9424、P.3645等五个写卷保留了他们相互唱和的诗篇，各写卷存诗数量不等，抄写时间各异，但各诗先后排列有序，当源自同一文集。除重复部分外，五卷共收京僧朝官与悟真诗、赞奖词近20首。由于以往已有多位学者对这些诗作进行过录校[29]，我们此处只列举各诗作者题署与诗题，以便行文。

　　透过上表，我们可以了解到悟真在长安的佛教活动内容包括：

　　1。奉献佛教经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四大法难中的第三次正发生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中原地区的佛教经论遂多有散失，但其时已脱离中央政府管辖而受吐蕃控制的敦煌地区却未受影响。悟真入奏时正值崇佛的继帝唐宣宗大力恢复佛法之际，悟真携来敦煌保存的佛经注疏，朝野僧俗自然欢忻异常。建初即歌赞此事：“感圣皇之化，有敦煌都法师悟真上人持疏来朝，因成四韵”，其诗又云：“鼓舞千年圣，车书万里同。褐衣持献疏，不战四夷空。”可见悟真的奉献深受中原佛教界欢迎。

　　2。巡礼诸寺。上列长安诸高僧诗文中已提到了5所长安佛寺，均为大寺名寺，分别是：右街千福寺，辩章、宗茝、圆鉴、子言为该寺僧；右街崇先寺，彦楚为该寺僧；报圣寺，建初、太岑、道钧为该寺僧；荐福寺，栖白为该寺僧；左街保寿寺，景导等为该寺僧。这些寺院是当时长安，乃至中国佛教活动的中心，在寺中不仅可以拜望当寺住持大德，还时常可以遇到前来巡礼随喜的游方圣僧与朝官显宦，自边陲东来的悟真徜徉于其中自然感触良多。

　　3。请益佛法。辩章《赞奖词》提到悟真获“诏许两街巡礼诸寺，因兹诘问佛法因由。”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具有悠久佛教文化传统的佛门圣地敦煌的悟真的请益并非单纯的向中原佛教界学习，而是相互切磋，彼此辩难，京城高僧与悟真唱和的诗句在在显现出对其深厚的佛学修养的赞赏，详见下文引述。

　　4。与高僧交友。上表列举的绝大多数诗的作者都是晚唐时期在长安佛教界地位崇高的著名高僧，试略举几例以作说明。

　　辩章，乃长安名僧，大中八年曾任左街僧录。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辩章担任僧录的时间，僧传等传世史料中的记述多有矛盾，有言为武宗毁佛之前的，如《宋高僧传》卷17《唐京兆福寿寺玄畅传》记会昌毁佛，“时京城法侣颇甚彷徨，两街僧录灵宴、辩章同推〔玄〕畅为首，上表论谏”[30]；《大宋僧史略》卷中“左右街僧录”条“宣宗朝，灵晏、辩章为僧录，同奏请《千钵大教王经》入藏”注云：“章、晏二公受僧录，见《五运图》。”[31]按，《五运图》即玄畅《三宝五运图》，据《佛祖统纪》卷42，“会昌三年，上欲芟夷释氏，诏令两街述有佛以来兴废之际有何征应，法宝大师玄畅撰《三宝五运图》以上”[32]，若此，则辩章任僧录当早在玄畅撰《三宝五运图》的武宗会昌三年以前。而《大宋僧史略》卷中“左右街僧录”条又谓：“大中八年诏修废总持寺，敕三教首座辩章专勾当修寺。护军中尉、骠骑王元宥宣章公由首座充左街僧录。”[33]据此则辩章任僧录不可能早于大中八年，且其僧录一职是因为检校修寺有功而由“三教首座”升任的。以上材料已经相互矛盾，同书卷中“讲经论首座”条更谓“寻唐世敕辩章检校修寺，宣宗赏其功署三教首座”[34]，称辩章的“三教首座”之号是因为检校修寺有功而被宣宗赐授，则将辩章因同一缘由获任的僧官由僧录改为了三教首座。更有甚者，《释氏稽古略》卷3又记唐宣宗“大中十年，敕法师辩

　　章为三教首座。”[35]将辩章任三教首座的时间指实为大中十年，其僧录一任更当延后。孰是孰非，莫衷一是。P。3720中的题署可为我们解决此问题提供重要线索。该卷记辩章大中五年与悟真唱和时为“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紫大德”，可确证其时他尚未任僧录，但已为三教首座，上引材料中唯独《大宋僧史略》卷中谓其大中八年后因修寺功劳由三教首座升任僧录一说较为准确，可与《宋高僧传》卷16《唐京兆圣寿寺慧灵传》、《佛祖统纪》卷42“〔大中四年〕敕沙门灵晏为左右街僧录。”“八年，敕三教首座辩章充左街僧录，沙门僧彻充右街僧录。”[36]的记载相互印证。

　　宗茝，曾获赐紫衣，《大宋僧史略》卷下“赐僧紫衣”条云：“大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降诞节，内殿禅大德并赐紫，追福院主宗茝亦赐紫。次有沙州巡礼僧悟真至京，及大德玄畅勾当藏经，各赐紫。”[37]

　　彦楚，亦是能文之士，大中十一年曾为名僧灵晏撰《大唐崇福寺故僧录灵晏墓志并序》[38]，署衔“弟子内供奉讲论兼应制引驾大德彦楚述”，比大中五年与悟真唱和时地位高。其师灵晏实为大中初年京师长安僧团领袖。彦楚在懿宗时期相当活跃，《佛祖统纪》卷42记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一月延庆节，敕两街入麟德殿讲论佛法，赐左街僧录清兰慧照大师，右街僧录彦楚明彻大师。”[39]可知当年延庆节时，两街僧道曾赴麟德殿讲论，时任右街僧录的彦楚被赐号明彻大师。据1987年法门寺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咸通十四年三月彦楚还曾参与护送佛指舍利至法门寺的活动。

　　建初，久负才名的学问僧，曾书《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大慈恩寺大法师基公塔铭并序》[40]，前者署“沙门建初书”，后者署“安国寺内供奉讲论大德建初书”。

　　栖白，著名江南诗僧，后徙居长安荐福寺。宣宗大中年间为内供奉，历数朝。《全唐诗》卷823收其诗多达16首，《唐才子传》卷3列有其名，傅璇琮先生于其事迹有详考[41]。

　　这些京城高僧对悟真极为敬重，不仅盛赞其奉表来朝，还对其个人的佛学修养与文才艺能称叹不已。如辩章赞其“已具三冬学”，圆鉴诗称悟真为瓜沙异僧，谓其“身中多种艺，心地几千灯。面进输诚款，亲论向化能。”彦楚赞美悟真“辩清能击论，学富早成功。”子言赞悟真“博笑词多雅，清谈义更长。”太岑赞悟真“肃肃空门客，洋洋艺行全。”栖白称悟真“艺行兼通释与儒”，并将其比作最初传法入中土的印度高僧竺法兰和凿空西域的张骞“还似法兰趋上国，仍论博望献新图。”有孚赞悟真“词华推耀颖，经论许纵横。”可道除赞悟真外，还表示了对将西返的悟真的依依惜别之情：“翩翩一鹤冲天阙，历历双眸饮帝风。却到敦煌传圣道，常思日月与师同。”景导对悟真评价更高，“经讲三乘鹙子辩，诗吟五字惠休才。登山夜(但)振穿云锡，渡水还浮逆浪杯”等语广用佛门典故比况赞颂悟真：诗中的鹙子又名鹙鹭子，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的汉语译名，《维摩诘经》称他曾与天女巧言辩难并最终获胜；惠休是南朝刘宋时的高僧，原名汤休，时人称为休上人，史载惠休颇富文才，所作诗文词藻华丽，与鲍照齐名，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艺文类聚》、《初学记》、《玉台新咏》等书中看到他的十余首诗作。将悟真比作鹙鹭子和惠休，是说他兼通西域的佛学和中国的南派学宗，正所谓“降服西土之人，付嘱南宗之要”[42]。而对于悟真的佛儒兼通，道钧亦曰“谈论妙闲金粟教，诗情风雅逸篇才。边廷(庭)望回平沙月，出塞逢河几泛杯。”看来悟真以其精通佛理、学识渊博和才情横溢给长安佛僧留下了深刻印象。

　　5。与朝官往还。前揭《悟真自序》称大中五年入京奏事，获皇帝接见和章服官告文牒后，“两街大德及诸朝官各有诗上”。从卷子所见有杨庭贯诗，其人事迹缺载，当即自序中所言的“朝官”之一。但其他朝官制作均不见。从敦煌文书中与悟真唱和的俗人诗篇保存较少来看，或因朝官制作皆出应酬，而悟真在长安期间主要活跃于佛教界，故亦有意保留大德高僧之作有关，这与其出家人的身份甚相适应。

　　朝廷的封赐、与京僧朝官的交游使悟真在长安的这段时日过得非常充实，S。4654v在“悟真辄成韵句”题下自道：“迢迢远至归帝阙，口口听教好博闻。莫辞往返来投日，得睹京华荷圣君。”可见悟真自己也深深感叹此行不虚，它使曾偏居一隅的悟真眼界大开。可以想见，此行既给悟真留下了美好记忆，更为敦煌佛教界带回了中原佛教的精华，因吐蕃占领而中断了数十年的两地佛教界的交流互动以此为契机得以再续新篇。再从敦煌地区史的角度看，悟真之才华学养及佛理精识既使长安的大德高僧心仪，也会消除他们一向认为的敦煌仅是边戎之地的看法，而增加对其地汉文化的亲切认同感。更何况这些僧人不少都有“内供奉”、“内讲论”之衔，自会为之在皇帝面前揄扬。这样，悟真带同使团的朝贡之行，便真正成为先行的文化之旅，下一步敦煌领袖们的河西图籍之献及申请旌节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对于敦煌和长安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而言，悟真等佛僧入朝使功不可没，而张议潮等当权者所作的这样的朝贡安排也不能不说是充满了智慧的成功之算。

　　[1]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BD08679(位79，北8418)《贞观八年五月高士廉等条举氏族事件奏抄》题记、P。3770《敕河西节度使牒》、S。1475《沙州寺户严君便麦契》等，前者题曰“大蕃岁次丙辰(836年)后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鲁国唐氏苾刍悟真记”。

　　[2]据P。4660广明元年(880年)苏翚撰《悟真邈真赞并序》及P。2748v《国师唐和尚百岁书》等推算，前者称其时悟真已“耳顺从心”，后者谓“敕授河西都僧统赐紫沙门悟真，年逾七十”。

　　[3]据P。3720《悟真文书集》之《悟真自序》。

　　[4]　P。3770《敕河西节度使牒》称悟真“都管灵图寺”，S。1475《沙州寺户严君于灵图寺便麦契》又记为严君做担保的有“见人唐寺主”。

　　[5]据P。3770《敕河西节度使牒》、P。3720《悟真文书集》之第一件告身与黄牒、莫高窟第17窟《洪辩受牒碑》中第一部分告身等。

　　[6]据P。3720《悟真文书集》之第二件告身。

　　[7]据P。3720《悟真文书集》之第三件副僧统告身等。

　　[8]据P。3720《悟真文书集》之第四件告身。

　　[9]据P。4660《翟和尚邈真赞》、《索义辩和尚邈真赞》。

　　[10]据P。4640《索法律智岳邈真赞》。

　　[11]据P。2856v《乾宁二年三月十一日僧统和尚营葬榜》。

　　[12]本件前接P。4986。

　　[13]载《东方学报》第35卷，1964年，后收入《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同朋社，1982年，第346、517-518页。

　　[14]法文原名为La Vie et les Oeuvres de Wou-Tchen(816-895)，《法国远东学院丛刊》第60卷，法国远东学院出版，1966年。

　　[15]载《敦煌资料考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

　　[16]载《敦煌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

　　[17]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印稿，1990年，正式刊载于《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5辑，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2年。

　　[18]载《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

　　[19]原刊《社科纵横》1996年第1期，后收入《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388-396页。

　　[20]载《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

　　[21]前揭李永宁先生文已指出：“碑石上‘古雷音’三字刻体拙劣，与碑石正文及‘当家告身’等字体均异，刻纹亦较浅显，可断定‘古雷音’三字乃后世加刻，非碑石所原有。极有可能是该碑自十七洞移出嵌立十六窟甬道时为游人所题刻。”

　　[22]及瓜：《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言任期一年，今年瓜时往，来年瓜时代之。后因以“及瓜”指任职期满。〔唐〕骆宾王《晚渡天山有怀京邑》诗：“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

　　[23]　P。3720为长卷，正面所存内容包括：1。大中五年敕河西都僧统洪辩都法师悟真告身；2。大中十年敕都法师悟真充沙州都僧录告身；3。悟真自序；4。咸通三年副僧统告身；5。咸通十年沙州刺史张淮深奏白当道请立悟真为都僧统牒并敕文；6。黄牒(大中五年敕河西都僧统洪辩都法师悟真告身)；7。京城大德与悟真酬答诗；8。都僧统海晏墓志铭并序(清泰六年灵俊撰)；9。前敦煌都毗尼藏主始平阴律伯真仪赞(惠苑述)；10。张淮深造窟记。背面抄存内容包括：1。莫高窟记；2“大唐天福三年”等习字杂写；3。“唐河西和尚邈真赞”等杂写；4。杂写。

　　[24]见P。3720《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紫大德辩章赞讲词》。

　　[25]详参杨宝玉《大中二年张议潮首次遣使入奏活动再议》，“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第二次会议暨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9年10月。

　　[26]抄有辩章、宗茝、圆鉴、彦楚等人的诗及悟真酬答诗七首。

　　[27]五代末北宋初抄本，背面为《京城各寺大德美悟真献款诗七首》，收有圆鉴、彦楚、子言、建初、太岑、栖白、有孚等人的诗，其中圆鉴、彦楚的诗又见于P。3720。

　　[28]五代后晋时抄本，背面第一部分是《赐悟真和尚诗》，收有彦楚、子言、建初、太岑、栖白、有孚六首诗，并见于P。3886v，第一首

　　又见于P。3720，另外可道、景导、道钧等人诗不见于他卷，杨庭贯诗又存于P。3645。

　　[29]除前揭陈祚龙《悟真生平与著作》、张先堂《敦煌写本〈悟真与京僧朝官酬赠诗〉新校》外，主要有：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全唐诗

　　续拾》(中华书局，1992年)、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等，其中徐俊先生书对相关高僧资料辑录较多，本文后文多有参用。

　　[30]《历代高僧传》，上海书店，1989年，第818页。

　　[31]《大正藏》第54册，No。2126，页243c。

　　[32]《大正藏》第49册，No。2035，页385c。

　　[33]《大正藏》第54册，No。2126，页243c。

　　[34]《大正藏》第54册，No。2126，页244b。

　　[35]《大正藏》第49册，No。2037，页840a。

　　[36]《大正藏》第49册，No。2035，页387a、387c。

　　[37]《大正藏》第54册，No。2126，页249a。

　　[38]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第142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64页。

　　[39]《大正藏》第49册，No。2035，页389a。

　　[40]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第28、119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开成026、027号。

　　[41]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3，中华书局，1987年，第546-547页。

　　[42]据P。3720《悟真文书集》所收第二件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