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

　　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

　　王国棉

　　唐都长安是中国佛教走向高度繁荣和全面发展的宗教圣地。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城内有名可考的僧寺有122座，尼寺31座。长安是佛教十大宗派中八宗的祖庭和中国佛教“三大译场”的所在地，还是以玄奘、义净、不空为代表的唐代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文章通过分析唐代长安佛教与印佛教交流的情况，来研究其中的特点与影响。

　　一、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交流的情况：

　　在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中，长安佛教呈现出明显的输入型特征，这跟长安佛教与日本、新罗等国的输出型交流有本质的不同。长安佛教的输入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唐僧入印度取经；二是印僧携经入长安。

　　（一）唐朝赴印度的僧人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玄奘法师从长安出发，开始了西行求法的历程。他历经艰辛，出敦煌经中亚，抵达中天竺摩揭陀国王城，进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的那烂陀寺。在印期间，玄奘认真学习了佛教和古印度因明学、声明学、波罗门经典等。贞观十九年（645）返回长安，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类，六百五十七部。并自返回时起，译经二十年，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将《老子》、《大乘起信论》从汉文译成梵文，把灿烂的中华文化介绍给了印度。他还把入印路途所见所闻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流传后世，使他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成果最多的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者之一。

　　唐高宗咸亨二年（671)，我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义净，走海路赴印度求法，他在巡礼鹫峰、鸡足山等佛教胜迹后，到那烂陀寺学习大小乘佛教，前后历时二十多年，游历三十余国，于武周证圣元年（695)返回，带回的梵本经、律、论约四百部。中宗神龙二年（706）义净入居长安大荐福寺主持译经，先后译出佛经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同时，他还在从印度返回的途中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义净的弟子慧日泛舟西行，经南海佛逝、狮子等国，至印度各地瞻礼佛教圣迹，寻访名师，搜求梵本，接受净土法门。历时八年，经七十余国，并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经中亚各地，从陆路返回长安。慧日从印度带回的经像颇多，赐号为“慈愍三藏”。

　　沙门悟空，原为唐遣罽宾国中使张韬光部下左卫别将，出家后于迦湿弥罗受具足戒，并习律仪，学梵语，游礼诸寺。后南行至中印度，瞻礼灵迹，住那烂陀寺三年，于唐德宗贞元五年（789）返回长安，献所译佛经和佛牙舍利，敕住章敬寺。

　　此外，还有京兆沙门末底僧诃、长安沙门玄会、益州沙门明远等等，他们都于唐时带着弘法圣愿，或由西路陆行，或经南海泛舟，分别抵达了印度各地，巡礼佛教圣迹，学习印度佛法，为中印佛教文化的沟通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二）印度入长安的僧人

　　为便于研究，本文将“印度”的范围界定为以现代的印度为中心的广大的南亚地区，包括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即古代所谓五天竺（中天竺、东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

　　在唐朝，远赴长安的印度人为数众多。据《旧唐书·西戎传》和《册府元龟》记载，印度官方多次派使节抵达长安。如贞观十五年(641)，天竺摩伽陀王(戒日王)遣使至长安。贞观十六年(642)，乌荼王遣使献龙脑香。贞观十七年（643），婆罗门等国均遣使至长安。贞观二十年（646），那揭陀国遣使贡方物、章求拔国遣使来朝。显庆三年(658)，南天竺下属千私佛国、舍利君国、摩腊三国遣使来朝。龙朔二年(662)，南天竺于佛国、摩腊国遣使来朝。咸亨三年(672)，南天竺献方物。永淳元年(682)，南天竺遣使献方物。天授二年(691)，五天竺王并来朝献。开元二年(714)，西天竺遣使贡方物。开元五年（717），中天竺遣使来朝献本国特产，等等。

　　与此同时，印度来唐都长安的僧人数量更加可观，本文仅对影响大且有著作传世的印僧予以探析。

　　波罗颇迦罗密多罗，亦称波颇蜜多罗，简称波颇。中天竺摩揭陀国人，刹帝利种姓。习大乘经，后至西突厥，深为可汗所敬服。时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于武德五年(622)入唐求婚。三年后，唐廷派高平王李道立出使西突厥。波颇因此与道立相遇，并随同西突厥求婚使团一同入唐。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十二月，波颇入长安，敕住大兴善寺。“释门英达，莫不修造。自古教传词旨有所未踰者，皆委其宗绪，括其同异，内计外执，指掌释然。征间相雠，披解无滞”[②]。贞观三年（629）三月，与慧乘、慧赜、法琳、玄谟等大德于大兴善寺(后移至胜光寺)从事译经，共计译出《宝星陀罗尼经》十卷、《般若灯论释》十五卷、《大乘庄严经论》十三卷。太宗命将波颇所译各写十部，散流海内。贞观七年（633）波颇卒于胜光寺，寿年六十九。

　　阿地瞿多，中天竺人。“精练五明，妙通三藏”[③]。高宗永徽三年(652)自西天竺携密教梵本入长安，敕住大慈恩寺。依沙门彦悰、李世勣等人之请，于慧日寺浮图院建陀罗尼普集会坛，“法成之日，屡现灵异，京中道俗咸叹希逢”[④]。沙门玄楷等请瞿多译法会之典据，瞿多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译出《陀罗尼集经》十二卷。同时有中天竺大菩提寺僧人法长、阿难律木叉、迦叶等携带印度僧人智光、慧天给玄奘的书信方物，也于永徽三年至长安，于经行寺译出《功德天法》，遂编入《陀罗尼集经》第十卷内。

　　那提，即布如乌伐邪，北天竺人。自幼出家，历游诸国。因闻东土佛法兴盛，遂赍集大小乘经律论梵本五百余筴一千五百余部，经南海诸地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抵长安，奉敕住大慈恩寺。龙朔三年(663)译出《狮子庄严王请问经》、《离垢慧菩萨所问礼佛法经》、《阿吒那智咒经》三部三卷。又据《续高僧传》所记，那提为龙树门人，著有《大乘集义论》四十余卷。

　　地婆诃罗，中天竺人。精通三藏，工于咒术。高宗仪凤初年(676)携梵本入长安，介绍印度中观派之新学说。后奉敕于两京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先后译出《华严经续入法界品》、《大乘显识经》等十八部三十四卷。垂拱三年(687)十二月入寂，武后下敕葬之于洛阳龙门香山。

　　佛陀波利，北天竺罽宾国人。忘身殉道，遍访灵迹。因闻文殊菩萨在清凉山，便不畏艰险，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先至五台山虔诚礼拜，后重返本国，取梵本《尊胜陀罗尼经》又到长安。调露元年（679），高宗敕令地婆诃罗及杜行顗译之，译成之后，存于宫中，并未流布于世。波利便持《尊胜陀罗尼经》梵本往西明寺，同精通梵语僧人顺贞共译之，遂成《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此经除上述二译本外，另有七种译本，其中以波利所译，流通最广。

　　菩提流志，又作达摩流支，南天竺人。通晓声明、数论、阴阳历数、天文地理、咒术医方等。长寿二年(693)来长安。武则天厚礼之，敕住洛阳佛授记寺。同年译出《佛境黔》、《宝雨》等十一部经；中宗神龙二年(706)，移住长安祟福寺，译《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一字佛顶轮王经》等；又历时八年终译成《大宝积经》。睿宗时于皇宫北苑白莲池、甘露亭等处继续译经；开元初年(713)进皇家内译场，与天竺大首领伊舍罗、沙门波若屈多等共译梵文典籍。后辞译业，专精禅观。卒后唐玄宗追赠“鸿胪大卿”，謚号“开元一切遍知三藏”。其所译经论共五十三部一百十一卷，为唐代译经之雄。

　　善无畏，又称无畏三藏，东天竺乌荼国刹帝利种姓。因内乱而让位出家，至印度那烂陀寺投达摩鞠多门下学瑜珈三密之法。开元四年(716)携赍梵本，经中亚至长安。玄宗礼为国师，诏住兴福寺南塔院，后移西明寺致力译经。次年，奉敕译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善无畏与金刚智共同奠定中国密教之基础。他口述密教圣典《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后由一行编纂，并加以注释，称《大日经疏》，共二十卷。此外，还译有《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揭锣经》三卷等密教重要经典，并介绍灌顶修行的方法。善无畏与金刚智、不空，并称“开元三大士”。

　　金刚智，南天竺僧人，为印度密教付法第五祖，中国密教初祖。唐开元七年(719)携弟子不空泛舟，由海路经锡兰、苏门答腊至广州，建立曼荼罗灌顶道场，化度四众。第二年被迎至长安，居慈恩寺，后移至大荐福寺从事密教经典之翻译，广弘密教，并传授灌顶秘法。译有《金刚顶经》、《瑜伽念诵法》、《观自在瑜伽法》共四部七卷。与善无畏、不空并称“开元三大士”。卒謚“大弘教三藏”。

　　不空，又作不空金刚，南天竺师子国人，为印度密教付法第六祖。幼随叔父游南海诸国后出家，十四岁从金刚智学悉昙章，诵持梵经。天宝五年(746)至长安，为玄宗灌顶，住净影寺。以祈雨灵验，赐号“智藏”，并赐紫袈裟等。安史之乱时，住长安大兴善寺行攘灾之法。代宗时，制授特进试鸿胪卿，加号“大广智三藏”。曾于五台山设密教道场，弘法宣教。大历六年(771)表进开元以来所译经七十七部一O一卷及目录一卷。大历九年圆寂，寿年七十。追赠司空，謚“大辩正”，于大兴善寺造塔安置舍利。不空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并称四大翻译家，对确立梵语与汉字间严密的音韵对照贡献巨大。又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为“开元三大士”。

　　般若，又称般刺若，北天竺罽宾人。七岁出家，二十三岁至中天竺那烂陀寺，随智护、进友、智友等三大论师研习唯识、瑜伽、中观、五明等。适闻五台山文殊灵迹，便经南海诸国，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抵达广州，翌年赴长安。贞元四年(788)译出《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七卷，受赐紫衣及“般若三藏”之号。之后又译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等。

　　牟尼室利，北天竺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从那烂陀寺出发来唐，贞元十六年（800）至长安兴善寺，贞元十九年（803）移住崇福寺、醴泉寺。后又住于大慈恩寺，于玄奘所携回之梵本中，译出《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十卷。又进奉《六尘兽图》，深受德宗礼遇。宪宗元和元年（806）卒于大慈恩寺。

　　二、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交流的特点

　　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交流在唐代所有的佛教外交中具有最重要的的地位。印度作为中国佛学源泉的核心地位，是其他国家难以取代的。许多印度僧人历尽艰难险阻来华弘法，唐代的文献对此记载颇多，如李白在《僧伽歌》中提到中宗时被尊为国师的印度大师：“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炜在《赠海明上人》诗云：“来自西天竺，持经奉紫微；年深梵语变，行苦俗流归……”刘言史的《送婆罗门归本国》诗云：“刹利王孙字迩摄，竹锥横写叱萝叶。遥知汉地未有经，手牵白马绕天行。龟兹琐西胡雪黑，大师冻死来不得。地尽年深始到船，海里更行三十国。行多耳断金环落，冉冉悠悠不停脚。”印度佛学在唐代生发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唐朝与日本、新罗等国的输出型佛教交流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印交往的加强，来华印僧在社会中更为活跃，唐代统治者亦往往将入唐印僧视同为异国番使而授予官职，如不空、般若、舍那等。

　　在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中，长安佛教呈现出明显的输入型特征。这跟长安佛教与日本、新罗等国的输出型交流有着本质的不同。除了我国僧人不断地远赴万里西行求法外，来自印度的高僧、法师也历尽艰险、克服交通上的重重障碍，来到长安，译经弘法。成就卓著的高僧有在长安大兴善寺创建我国“佛经三大译场”之一的北天竺人不空大师(中国四大佛教译经家之一)、南天竺金刚智及中天竺人善无畏(并称“开元三大士”)。此外，武周长寿二年（693）到长安传法的南天竺人菩提流支以及瞿昙，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在长安宗福寺译经的般若三藏、北天竺沙门般若，还有往返长安与印度之间为玄奘传送信件的中天竺大菩提寺僧人法长等。他们为长安佛教的全面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翻译佛教经书，在译经上的成就也成为唐代佛教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汤用彤先生曾指出，“佛书翻译首称唐代，其翻译之所以佳胜约有四因:一人材之优美；二原本之完备；三译场组织之精密；四翻译律例之进步”[⑤]。唐代继承了南北朝由国家主持翻译佛经的做法，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至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所译出的佛典，总数达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唐代佛经翻译组织、方法方面都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有能力对传入的佛典进行高水准的翻译，而且培养出了众多的中外译师，如玄奘、义净、不空等杰出的翻译家，出现了对佛学各个体系典籍的总结性翻译和对汉译佛典详加收录、校定的众多经录。唐代中国佛学理论体系日臻严密，佛典结构基本完整，这就为唐时中国与日本、新罗等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教交流路线方面，分水陆二路，以陆路为主。陆路须绕过吐蕃[⑥]。一为西线，又分为中亚一线和天山北路一线，中亚一线即从温肃州(今新疆乌什县)——热海(今伊克塞湖)——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但逻斯(今哈萨克詹布尔)——塔什干——布哈拉——天竺；天山北路一线，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西北)——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轮台县(今新疆乌鲁木齐北)——伊丽河(今伊犁河)——碎叶城——天竺。一为南线，即安南道，安南都护府——古涌步(今云南河口)——拓东城(今云南昆明)——羊直哮城(今云南大理)——诸葛亮城(今云南腾冲东)——镖国(今缅甸)——天竺。水路经南海至五天竺的路线：广州——环王国(即占婆，今越南中南部)——海峡(今马六甲海峡)——葛葛僧抵国(今苏门答腊东北伯劳威斯群岛)——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有学者统计，来华印僧(除13人记载不详外)33人中有25人经西线来至长安。水路所经人少，但也不是从此就不重要，如金刚智、不空师徒与那提、般若等即从水路来华。

　　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历史必然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佛教不从印度直接向亚洲其它国家传播或这些国家不派僧人直接去印度求经，而是由中国传入的重要原因。首先，公元七世纪以后，由于佛教的内在管理机制腐败和内部派系纷争以及外族入侵等原因，佛教在印度开始衰落。佛学的研究中心与佛教的传播中心也由印度逐渐转移到了中国。其次，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高度的繁荣发展，物质生产极大的丰富和充裕，这为佛学的理论研究与佛教的普及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第三，唐代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在全国各阶层形成了持久、广泛而深入的参与热潮，这就为佛教的对外交流构建了良好的文化平台。此外，中国处于印度和东亚、东北亚及中亚的中枢位置，这种有利的、便捷的地缘优势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成为佛教不经印度而可四散传播的中介地位。

　　三、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交流的影响

　　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无论是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佛教的对外交流中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我国佛教经历了几百年的传播和发展，而唐都长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利用了有利的地缘优势，有机地整合和融和了全国佛教的各个教派，极大地推进了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使其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研究和传播中心由印度向中国的转移。同时，唐时的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富强、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唐王朝和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密切交往中又将佛教作为外交往来的重要输出内容。在进口与出口的双向交流中进一步强化与巩固了唐代中国的强国地位。有鉴于此，可以无愧地说，长安佛教在唐代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也在中外友好往来方面起着重要的、无法替代的作用。

　　首先，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佛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使得佛教在唐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逐步赶超印度本土。唐代后期赴长安的大多数印度僧人对长安佛教已难有更大的影响，失去了此前译经弘法的主持者、引导者的重要地位，渐渐沦为译场中的助译人员，有些人只能以进巧言(如阁提斯那)、采异药(如那提)来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长安佛教输入型的局面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唐时来华印僧不但因印度佛教状况所限而无法携来新的经典，无法对长安佛教产生新的刺激和促进，而且在社会形象上也从学问僧的学术交流身份逐渐转变为略带政治意味的准谴唐使。从此，具有中国特色的长安佛教以独立发展的姿态走向世界。正如宋僧赞宁所言“中华演述佛教，倒传西域”[⑦]。

　　其次，长安佛教成为沟通其它国家友好交往的平台。唐都长安既是佛教百家争鸣的道场也是各国僧人的汇聚之地。有些外国僧人本意只来长安瞻礼佛法，但在长安结识别国僧人，于是转赴他国。如新罗僧人司真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来唐学习密法，后去印度。又如印度僧人菩提仙那和越南的佛哲在长安瞻仰佛迹后又受到日本遣唐使丹治比广成和学问僧理镜的邀请，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与唐僧道璇（702-760）乘船赴日，受到文殊化身行基僧正及其所率沙门、官僚等的盛情欢迎，还被圣武天皇敕住大安寺。天平胜宝元年（749），日本新铸毗卢舍那佛像落成，特诏菩提仙那为开眼导师。这尊《华严经》所尊奉的佛像，是日本最大的佛像，被称为奈良大佛。日本天平宝字三年（759），菩提仙那又被敕为僧正，时称婆罗门僧正。

　　此外，唐代长安佛教的对外交流保留了许多古印度及唐代失传的历史资料。伴随佛教在印度的逐渐衰落、消亡与佛教研究和传播中心由印度向中国的转移，唐代长安佛教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著作、佛教仪式和梵音梵乐。有关介绍印度佛教情况的书也陆续撰出，除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传》外，还有《中天竺行记》、《唐西域图志》、《西域志》等书。在文字学方面，唐时印度僧但多某多、波罗瞿那弥舍沙编著《唐梵两语双对集》等。而长安佛教东传日本、新罗，更加扩大了保存的范围，如圆仁慈觉大师带了许多佛经回日本，还带回了净土四祖法照国师撰的《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一卷，在比睿山兴起了修行常行三昧法和引声念佛的法事活动，将佛教音乐传到了日本。另外，圆仁慈觉大师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是研究唐代长安佛教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它为我们提供了从武周大足元年（701）至文宗开成五年（840）近140年来长安佛教的详细史料。圆仁慈觉大师的《行记》，又与我国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同称为东方三大游记，这些都是研究我国佛教史和唐代社会史的珍贵文献。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包括宗教、习俗、医药、建筑、艺术、农事、工艺、交通等)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这些充分体现出唐代长安佛教对外交流的重要意义。所以，即使古印度与我国佛教遭遇了几次毁灭性的灾难，许多第一手历史资料在国外反而保存完好。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

　　[3]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4]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②]道宣：《续高僧传》卷三。

　　[③]赞宁：《宋高僧传》卷二。

　　[④]同上。

　　[⑤]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⑥]吐蕃道，经今青海草原到达吐蕃逻些城(今西藏拉萨)，再由逻些城经尼婆罗(今尼泊尔)可到五天竺。后为吐蕃所断，不复通行。

　　[⑦]赞宁：《宋高僧传》，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