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

　　□ 温玉成　《寻根》 2004年第02期

　　2000年冬,龙门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迄今为止河南省惟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早已是闻名世界的我国三大艺术宝库之一,与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齐名。

　　龙门石窟在洛阳市城南12公里,远眺如天关,伊水中流,风光秀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赞曰:“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

　　九朝故都洛阳地处黄河中游,山河控戴,形势险要。北依邙岭,越邙岭则是天堑黄河;南对嵩山,有轩辕、大谷、伊阙(即龙门)三关可资据守;东控虎牢关,可通郑汴;西扼函谷关,接八百里秦川。古往今来多少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龙门古称“阙塞”或“伊阙”,“阙塞”之称最早见于《左传》及《战国策》。“伊阙”之得名“龙门”,肇始于隋炀帝,事载韦述撰《两京新记》。

　　大约在西晋时,伊阙已建山寺。至于开窟造像,则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经历东魏、北齐、北周、隋、唐诸朝,连续营造三百年之久。五代、北宋、明朝,亦有小龛之雕造,惜是强弩之末矣。

　　现存窟龛2100多个,大小造像数以10万计,佛塔40余座,在东西两山峭壁间绵延分布,南北长达1000米,是我国最大的石雕艺术宝库。

　　琳琅满目的碑刻题记2800余品(其中有纪年者720品,为研究龙门的年代学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亦居全国之冠。名扬海内外的北碑法书“龙门廿品”,自赵之谦等倡导以来,备受青睐,康有为更推崇曰“龙门魏碑无不佳者”,乃变一代书风。

　　龙门魏窟

　　龙门开凿最早的古阳洞(《洛阳伽蓝记》称“石窟寺”),或云即百官为孝文帝所作。然工程未就而孝文帝崩逝。宣武帝即位,又造石窟三所。据《魏书·释老志》载,从公元500年至523年工程中止,用工凡802366个,可知工程之宏大而艰难。宣武帝时造的三座大窟就是宾阳三洞。龙门北魏所造的大窟还有莲花洞、火烧洞、魏字洞、普泰洞、唐字洞、石窟寺和路洞等等。

　　龙门魏窟的经营特点是,颇重视外立面(即“券面”)的经营,它不再局限于模仿木构寺院,而是另辟蹊径。辉耀的火焰纹、护法的双龙、怒目的金刚力士,被巧妙地组合成门楣。或于火焰纹内刻出火神阿耆尼头像、过去七佛像,或于火焰文旁刻出伎乐天、乘龙御风的仙人,在不变中求变。

　　龙门魏窟一反云冈“昙曜五窟”的做法,加大了窟门,取消了中心塔柱,使窟内采光充分。在长方形或椭圆形的平面中,列像“后退”,前庭扩大,佛像也由“真容巨壮”变得“大小相宜”,使瞻仰礼拜者感觉亲切,视野宽广,心理平衡。

　　魏窟中的造像,以释迦牟尼佛(手做禅定印或说法印)、三世佛和交脚弥勒菩萨为主体,亦有无量寿佛、定光佛、观世音菩萨的造像。佛本生故事、佛本行故事、文殊与维摩诘对座说法、释迦和多宝佛并座、护法的十神王、狮子、力士、夜叉、飞天等也有表现。主尊由二胁侍菩萨的“三尊式”演化成二弟子、二菩萨胁侍的“五尊式”。选择迦叶居左、阿难居右侍立佛的两旁已成定式,沿用至今。

　　约公元6世纪10—20年代,佛和菩萨“秀骨清相”的造像风格在龙门形成。此类造像都有修长的身材,窄削的肩膀,清瘦的面形、高直的鼻梁,含笑的眉眼。佛像著褒衣博带式袈裟,用直平阶梯式刀法刻出密集的衣纹。此等形象的佛和菩萨,包蕴着慈悲的神态,也颇具有南朝士大夫们潇洒飘逸的风度。其审美情趣,应是拓跋贵族汉化已深的表现。“秀骨清相”的雕刻风范,很快便风靡北中国,麦积山石窟、敦煌石窟都受到它的影响。古人曰“河洛明月,更照三危”即是此意。

　　宾阳中洞窟顶的雕饰,是以莲花为中心的大宝盖。在穹隆顶中央,高浮雕出双层复式莲瓣,周围环绕着干达婆八身、紧那罗二身,皆面向正壁主尊释迦牟尼佛。干达婆分别有吹笙、吹笛、弹阮、击细腰鼓、击磬、吹排箫、弹筝和击钗者;紧那罗则以手托果盘作供养状。这些“飞天”都是头梳高髻,面相清秀,上体袒露,披帛飘荡,气韵生动,凌空回翔。各飞天之间及其下方,刻以香花、流云。宝盖的周边,做出古钱纹、垂鳞纹及三角纹的流苏。千姿百态的飞天还结合忍冬纹、联珠纹、葡萄纹、莲瓣纹、火焰纹等等,构成龛楣或背光,严谨而和谐,生动而有趣。

　　北魏时,洛阳的佛教臻于极盛,寺院鳞次栉比,北魏末年达1367所。译经元匠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创立少林寺的跋跎、在嵩山坐禅的菩提达摩等人,纷纷到洛阳传播佛教,可谓名僧毕集矣。他们赞颂洛阳就是“佛国”。

　　龙门唐代造像及相关佛寺

　　隋唐时代,以洛阳为东都。武则天称制,改洛阳为神都。

　　龙门石窟中只有若干隋代小龛,没有隋代的大型石窟。

　　唐代佛教石窟造像艺术空前繁荣,上自帝王将相、后妃公主,下至僧尼大众、庶民百姓,纷纷造像乞求功德。造像工匠,除政府控制的以外,还出现了商业性的自由工匠。

　　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亡母长孙皇后做功德开凿了阿弥陀佛造像一铺,这就是宾阳南洞的正壁造像,完成于公元641年。在窟门外侧有摩崖雕刻的著名的《伊阙佛龛记》,由岑文本撰文,遂良书丹。碑中赞颂李泰:“发挥才艺,兼包礼乐。朝读百篇,总九流于学海;日三赋,备万物于词林……长人称善,应乎千里之外;通神曰孝,横乎四海之滨。”李泰用佛教的功德以彰其孝,刊碑以显其才,实有深意。据史书记载,“时皇太子承乾病蹇,泰以计倾之”,“潜有夺嫡之意”。

　　唐高宗初年完工的“敬善寺石像”,是唐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的生母韦氏所造的一个中型石窟。学者们曾长期误以为此窟就是著名的“龙门十寺”之一的“敬善寺”。然而,李德裕在一首诗序中说“比闻龙门敬善寺有红桂树独秀伊川”,石窟中怎能种树?刘沧在“登龙门敬善寺阁”一诗中有“独步危梯入杳冥……花落院深清禁闭”句,石窟内又怎么有高阁、危梯、深院?1981年4月在龙门东山北阜出土了“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安菩萨)”,终于证明了“敬善寺”位于东山的事实。而敬善寺石像是附属于敬善寺的佛龛。

　　香山寺为龙门十寺之首,创始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年)。禅宗二祖慧可即出家于此。唐永隆元年(680年)以后,因中天竺国三藏地婆诃罗葬于此而重兴。武氏革命称周,曾率百官乘春游幸该寺,命群臣赋诗,并留下了“赐夺锦袍”的诗坛佳话。白居易致仕后,常居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并与寺僧如满等人,结为“香山九老社”。长庆初,新罗国史臣金柱弼偕沙门无然来唐,曾上香山寺向如满求问佛法。然此赫赫有名的香山寺元末被毁。其遗址于1965年在龙门东山南岗发现。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由河南学政汤右曾在唐代“乾元寺”遗址上重建新的香山寺,位于东山北段山腰间。后乾隆皇帝所巡幸的,正是这座新香山寺。乾元寺则在明嘉靖间迁往龙门东山南草店村附近。

　　由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主持营造的大卢舍那像龛,今称“奉先寺”,完工于上元二年十二月卅日(676年1月20日)。主尊卢舍那佛(意为“光明普照”,是三身佛中的“报身佛”)高达17.14米,头部高4米,耳朵高1.9米,是龙门最宏伟的一尊佛像。该佛像方额广颐,面相丰满,在弯如新月的双眉下,衬着一对灵活而含蓄的大眼,凝视着前方,在笔直的鼻梁下,是小小的弧形的嘴巴,流露出喜悦和关怀之情。身穿通肩式袈裟,简明的、一圈圈同心圆状的衣纹,把头像烘托得异常崇高而圣洁。雕刻家在熔铸传统技法的同时又作了新的探索,着重表现佛的精神世界—人升华了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不可企及的典范。近年有的人说该像是所谓“武则天的模拟像”,纯系臆断。两侧侍立的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有主从、文武、动静之对比,又浑然一体,相映成趣,给人以美的享受。此龛规模之宏大,气魄之非凡,技艺之高超,在在体现了大唐帝国盛世之国运和中华文化之博大,令人叹为观止。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卢舍那像龛上述九身大像之外,在三面峭壁上另有穿插雕刻的立佛(每身高1.9米)计48身。原来,这正是“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位于大像龛北壁外侧)所述的高力士、杨思勖等内侍省官员“160人奉为大唐开元神武皇帝”(唐玄宗)所造的“西方无量寿佛一铺四十八事”,时在开元六年(718年)。

　　几乎所有的专家长期以来把“大卢舍那像龛”当成了“奉先寺”。但是,唐代杜甫有《游龙门奉先寺》诗:“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石窟中岂有“阴壑”及“月林”?近年的考古勘察表明:始建于公元679年的奉先寺遗址在龙门西山南约200米的魏湾村北侧。著名的禅宗北宗七祖义福(658～736年)、密宗祖师、南天竺僧金刚智(667～741年)等皆归葬于此。1981年该遗址曾出土巨型石墓门一扇,可能是义福墓址的遗物。大中十年(856年)日本国圆城寺僧、智证大师圆珍(814～891年)曾冒雪礼拜金刚智坟塔。在唐代,大卢舍那像龛是附属于奉先寺的,正如敬善寺石像是附属于敬善寺的一样。后人失考,遂致混乱。

　　“龙门十寺”除上述诸寺外,还有天竺寺、玉泉寺、胜善寺、菩提寺、宝应寺和广化寺。另一位密宗祖师、中天竺僧善无畏(637～735年)即葬于广化寺。1988年冬,日本真言宗总大本山会在善无畏、金刚智墓地遗址分别建立了纪念碑,并举行了隆重的法会。1983年冬,在宝应寺遗址发现了禅宗南宗七祖神会墓,出土了《大唐东都菏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龙门宝应寺龙岗复建身塔铭并叙》刻石,禅学界为之震动。本人通过对该“塔铭”的研究,纠正了胡适先生关于神会研究的某些错误。

　　随着唐代佛教新经典的译出和宗派的形成,龙门唐代造像题材为之扩大:除北朝已流行者外,又出现了优填王像(即释迦佛像)、业道像、地藏菩萨、宝胜如来、维卫佛、药师佛、卢舍那佛、大日如来、十一面三十二臂观音、千手千眼观音、西方净土变、传法廿五祖、廿九祖等形象,同时还有刊佛经、造经幢、镌佛塔、刻药方等做功德之举。

　　在净土崇拜中,尤以“西方净土”(阿弥陀净土)、“弥勒净土”最流行,“药师净土”(东方琉璃世界)次之。单体的观世音菩萨崇拜更是历久弥笃。唐太宗及唐高宗初年的“西方净土”崇拜,仅是造出阿弥陀佛一铺而已。至永隆元年(680年)完工的万佛洞,则力图表现一个欢乐的西方极乐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该窟是由“内道场”比丘尼智运和宫中高级女官—“大监”姚神表共同兴造的。“大监”长期被看作是“匠作监”的主官,实是误解。万佛洞除正壁前雕出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等五尊像外,又在正壁壁面上浮雕出五十二菩萨和二身飞天。相传印度鸡头摩寺五通菩萨感到五十二菩萨之瑞像,称阿弥陀五十二菩萨曼陀罗。两侧壁面上,遍刻千佛,计18000多身,以示“恒河沙数”诸佛。千佛的下部,雕伎乐人,奏乐者八身,舞蹈者二身,使人联想起唐人“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的诗句。

　　由一批中外绸缎商人营造的“北市采帛行净土堂”,完工于延载元年(694年),其独特之处,一是在前室侧壁上刻出了“九品往生图”,二是在后室正壁上刻出了“佛说菩萨诃色欲经”,提出了“佛国混同,讵有东西之异”的命题,反映了商人们四方奔波及在信仰上的兼容性。东都洛阳的市场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北市”立于显庆二年,在洛河北之临德坊。北市之有采帛行、丝行、香行等行会,皆赖龙门造像记而得知。

　　唐代寺院中,盛行“俗讲”,用说唱形式演绎佛经,颇受民众喜爱。把经文故事绘成图画,叫作“变相”。龙门东山万佛沟中,就有大型浮雕的“西方净土变”,约作于武周时期。

　　与西方净土崇拜有密切关系的是观世音菩萨崇拜,人人倾倒,如醉如狂。观音形象,以宝盖中有化佛、手提军持(净瓶)为特征。为求变化,还有手托净瓶者,有倾瓶出水者,在瓶中插莲者,也有把净瓶系在腰上者,不一而足。观音婀娜多姿,身体呈S形,有的学者指出,观音与印度教的湿婆神,有造型上的关系,但对湿婆神形象突出的双乳、侧耸的臀部,都作了适度的修正。户部侍郎卢徵造救苦观音菩萨石像(791年),高约2米,是龙门唐代最晚的一尊观音像。

　　龙门北朝的交脚弥勒像,都是身着菩萨装、在兜率天宫中的形象。唐代的弥勒,皆着佛装,已是从兜率天宫“下生”成佛的形象,表示“末法”已经过,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千佛洞(唐高宗前期)、惠简洞(673年)、极南洞(著名宰相姚崇造于705年)、东山大万五千佛洞(武周时期)和摩崖三佛(约辍工于700年)等窟,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大窟。

　　大万五千佛洞是一处典型的“弥勒净土”。此窟正壁前,雕倚坐的弥勒佛及胁侍之二弟子、二菩萨,四壁及门楣遍刻千佛,共约15000身。三壁下层,依《付法藏因缘传》(昙曜译)刻传法祖师二十五身。穹隆顶之中心,刻八瓣大莲花,周围绕以飞天、吉祥鸟、祥云、宝塔,以及“不鼓自鸣”的筝、细腰鼓、箜篌、琵琶、广首鼓等等,展现了一个雨泽随时、一种七获、万人成佛、快乐安稳的美好乐土。

　　最引人注目的是摩崖三佛:三佛并坐,弥勒佛居中(高5.5米),这种布局,全国仅此一见。但工程中辍,内中缘故,有待考证。或曰这与白马寺主薛怀义有关。公元689年,薛氏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公元695年正月,百官上武则天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就是弥勒。二月,杀薛怀义,随即“罢慈氏越古”号。推测此工程是薛氏主持,开工于表上《大云经》前后,辍工于其被杀时,其间为五年半,同工程进度暗合。

　　龙门有二十多尊药师佛像。一般为立式,手托药钵或拄禅杖。唐人相信,供奉药师佛可以洗荡八苦,振烛六幽。

　　龙门有四十尊地藏菩萨像。多为50厘米以下的小像,左舒坐。佛经说:释迦灭度以后,弥勒成佛之前的“末法”时期,只有地藏能弘大道、济大苦、拔三涂、证六道,三阶教徒笃信之,朝廷屡禁不止,多流行于民间。

　　禅窟与密教遗迹

　　作为僧人禅定、止息处的“毗诃罗”式禅窟,往往造于曲径通幽的地方,龙门已发现多处。唐诗云,“静室遥临伊水东,寂寥谁与此身同”?“雪下石龛僧在定,雁归沙渚夕阳空”。这“静室”就是禅窟。僧人坐禅入定,尽化机心,得自然之性,这是一幅多么清新的“雪下禅定图”!

　　禅宗五祖弘忍的大弟子中,神秀、慧安、法如等皆以嵩洛为根本道场。龙门东山看经寺可能就是一处禅堂。该窟平面方形,规模宏大,但无主尊之设。惟在洞内三壁下层刻出高约1.8米的传法祖师廿九身,有舒肩朗目张口欲语者,有疾首蹙额苦心冥想者,有洗耳恭听虔诚作礼者,有扬眉动目开口雄辩者,有拄杖回首有所瞻仰者,有翘首仰天探视星空者,有以手抚胸沉思者……面相各异,神态有别,形神兼备,前后呼应,似一气呵成,足称妙品。看经寺的完工,不晚于开元廿年(732年)。据专家考证,“西天廿九祖说”最早见于李华《左溪大师碑》(754年),则看经寺早于它20多年,更早于《历代法宝记》(774年)40多年。

　　学术界通行的观点认为:瑜珈密教是在“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入华后建立的,实则不然。道宣《续高僧传·达摩笈多传》、赞宁《宋高僧传·智通传》都记载了隋唐之际瑜珈密教传入的事实。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密教遗迹于1986年前后发现于龙门石窟,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天洞(造大日如来佛)的鉴别,该龛早于武周天授三年(692年)。另外,擂鼓台南洞、北洞(早于开元六年)、万佛沟千手千眼观音龛、惠简洞上方的十一面三十三臂观音龛等,皆造于武周时期,也属于密教遗迹。

　　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中,蕴藏着丰富的史料。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宗教、风俗、乐舞、建筑、医药、美术乃至中外交通史都极为重要。

　　龙门石窟的雕刻艺术,在中华民族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又大胆吸收了犍陀罗艺术、笈多艺术的成果,创造出灿烂的、不朽的杰作。要深刻理解它,需要懂得佛教义理及中国文化之底蕴。它与古希腊、罗马不属于一个雕刻体系。难怪至今仍有人面对这些佛和菩萨慈悲的面孔和哲人的微笑,投以诧异和迷惘的目光。因为发掘这种东方的美,就得发掘东方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