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大佛文化之谜新解

　　乐山大佛文化之谜新解

　　□ 王建　《文史春秋》 2006年第07期

　　四川乐山名胜古迹众多,文化底蕴丰富,值得探索的文化现象非常多,仅一个大佛文化就有许多课题可做。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大佛文化有了一些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远远不够,围绕乐山大佛还有许多文化之谜,有待人们去解决。修造耗时近一个世纪,屹立1200多年,乐山大佛那端庄慈祥、饱经沧桑的面容上,似乎还刻写着一个又一个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修造大佛是唐王朝的一项形象工程

　　提到修造乐山大佛,似乎都要归功于黔僧海通的功劳,其实大部分工程是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完成的。乐山大佛开凿前后历时90余年,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始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止,中间经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4个朝代,换了3届主持人:海通、章仇兼琼、韦皋。3届主持人中除海通为民间僧人外,章仇兼琼与韦皋均是地方行政长官。章仇兼琼为剑南道团练副使和剑南节度使;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和南康郡王。

　　黔僧海通从筹措到修造仅主持了18年(开元元年至十八年)。其中策划与筹措资金耗时约10年,实际用于开凿的时间仅约8年,便积劳成疾病逝,“全身未毕,禅师去世”(韦皋?《大像记》)。海通只开凿成形了大佛的头部至胸部工程便去世。其余大部工程都是章仇兼琼与韦皋主持完成的,特别是主持收尾工程的韦皋。章仇兼琼也只主持了大佛胸至膝部的工程(大约用去7年时间)。而韦皋却主持了“莲花座上及于膝”工程;大佛“丹彩以章”,“金宝以严”的通体上色工程;“像设以俱”的九曲栈道工程;“万龛灯焰”的佛窟其余小佛及韦驮护法神工程;还有犹为艰巨复杂的大像阁工程等(大约耗时15年)。也就是说,整个大佛修造工程,除去筹措资金及中途受“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影响的停工时间,实际用于开凿大佛的30余年时间,地方政府便主持开凿了22年,承担了近四分之三的工程量。

　　在工程资金的筹措形式上,海通仅靠十方檀越支持的民间募资形式,资金筹措量及后劲支持非常小,而后二人虽曾慷慨解囊,章“持俸钱二十万以济经费”;韦“以俸钱五十万佐其经费”,即先后拿出自己积蓄的部分薪金支持大佛工程,但实质在二人主持大佛工程的过程中,大部分工程款动用的是地方财政的税收资金。“诏赐麻盐之税,实资修营”(韦皋?《大像记》),即是用地方上缴国库的麻盐税来支持大佛修造。而韦皋在《大像记》)中提及此事用了“诏赐”二字,这就说明动用地方麻盐税是得到皇帝恩准的,由地方政府立项上奏折,皇帝审批下诏,方可动用国库税收。这样在修造资金上就有了根本的保证,这恐怕是大佛工程得以胜利完工的主要原因。

　　政府的支持还表现在征地手续上。自古土地便属于国有资产,即便是唐代也是如此,不是民间随便看中一座山、一块地,找些工匠来便可以开发的,必须要有立项和报批手续。重大立项地方政府还须报批中央政府,近4万余平方米、10万立方开凿量的大工程,属于当时的重点工程,一定是层层审批下来的。政府能将凌云山栖鸾峰这块临江的风水宝地,无偿地划拨给海通修造大佛,可见政府对大佛修造工程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实际上政府一开始就以土地出资的形式支持这项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这还不包括成千上万全国各地招募工匠的涌入、安顿;外来人口的流动管理;施工现场的道路、交通安全;水上的航道安全;粮油、蔬菜等后勤保障供应等等。离开了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单靠海通一介僧人的个人力量是很难办到的。而且政府的这一支持是贯穿工程的始终,延续90余年,当然,后两届主持人已是完全动用行政手段,依靠国家财力来支持这项工程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乐山大佛修造工程实质上是一项由民间发起,后演变为政府行为的唐王朝形象工程。整个大佛工程的完工,既凝聚了几代主持人的心血,也凝聚了广大工匠们的智慧和汗水,同时客观地讲,也和当时统治者的倡导及国力、财力的支持分不开的。

　　大佛修造除有“小样”外,还应有专门的技师和施工图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将一座硕大无朋的山峰开凿成一尊佛,而且这尊佛结构和谐、比例均称、形象端庄,成为唐代佛教摩崖造像的精品,没有事先周密的勘探和策划,没有专门的设计师和施工图,没有施工现场一拨又一拨优秀的工匠(大佛开凿历时90余年)显然是不实际的。人们不禁要问:如此庞大的工程,大佛开凿到底是依据什么设计开工的?工程到底有没有专门的设计人员和精细的施工图?海通仅是一介僧人,成千上万的施工队伍靠他一人能指挥得动吗?施工现场的技术问题如何解决?等等。关于这些疑问,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直接的官方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后人仅从南宋诗人陆游一首《能仁院》诗中的自注及明代《嘉定府志》的些许文字记载中得知:海通凿刻大佛是依据城西二里的佛教寺庙能仁院中的弥勒石佛“小样”进行的,即找匠人依照能仁院中的弥勒石佛凿刻成另一尊“丈余高”的“小样”,然后将“小样”抬入施工现场,叫匠人将“小样”按1:13的比例放大开凿。此说法看似简单,但仔细一分析,却存在许多疑点。

　　其一:根据韦皋《大像记》碑文记载:大佛开凿开工时是“万夫竞力,千锤齐奋”。成千上万的工匠同时挥锤上阵,各施工面同时展开,仅依靠一尊丈余“小样”的依标,口头交待按1:13的比例放大,这显然是不实际的,就像“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作业面上的工匠对“小样”的观察理解都不同,且各作业面的进度亦不一样,这很难做到协调统一,凿刻的佛像也很难做到比例匀称。

　　其二:大佛开凿工程前后历时近90余年,主持人换了3届,工匠也换了一批又一批,仅靠一个“小样”怎能保持前后风格一致呢?况且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施工期里,“小样”如何保管?工匠如何衔接?技术指标如何掌握?后期没有小样的“像设”,“大像阁”的依标又是什么?等等,都是问题,不是工匠们仅凭肉眼,靠经验,看看“小样”就能解决的。

　　据笔者考证:实际海通选定能仁院的弥勒石佛作“小样”,主要是解决所塑佛像的形态问题:仿佛祖释迦牟尼的“古佛”形象,采取善跏趺坐的倚座姿势,出于“镇江”的要求,其左手凿成扶膝的降魔手印,双目微张,凝神远视,威而不怒,肃穆端庄。而具体佛像长宽厚薄、尺寸比例则严格按照佛教《造像度量经》的规定来进行的:佛像建造以全身为120分,计肉髻高4分,下至发际4分,面长12分,颈长4分,胯骨长4分,股长24分,膝骨4分,胫长24分,足踵4分,下身量亦为60分。佛像的宽广度:心窝横量至腋12分,腋至肘20分,肘至腕16分,腕至中指尖12分,计一侧60分,左右合计等于全身之量。

　　而佛像的形态则应符合佛经《大智度论》卷4,《大般若经》卷38,《大乘义章》卷20等教义规定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合称“相好”。韦皋《大像记》中所提到的“顶围百尺,目广二丈”,“其馀相好,一以称之”。实际就是告诉我们大佛弥勒的建造,是严格按照佛经教义规定的技术指标来进行的,这些技术指标被精确地绘制在施工平面图上,作为匠人施工时的具体依标,这样才能科学地指导造像施工,严格按施工图的数据开凿佛像,才能做到相好统一,神形皆备,比例匀称。

　　照此推断,海通当时动念造佛,不是一时冲动,仓促行事,而是花了近10年的时间来准备。一方面在八方筹措资金,并尽量求得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在全国范围内物色能担此重任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优秀工匠。待时机成熟后,他首先叫精于石窟佛像艺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参照能仁寺的石佛造型,按佛经教义规定的技术指标做出“小样”,再将确定的“小样”绘制在绢、绸、缎等易于保存的载体上,形成施工图,图上标明比例数据供现场施工操作。工匠照图在现场统一划线标尺,这样才能做到各作业面同时开工,有条不紊,且能保证工程质量。

　　这项工程到了章仇兼琼和韦皋主持阶段时,已演变成为政府形象工程,其组织形式和操作更为严密。施工方案要报审,可能还要通过类似现在的招标、议标行为。对工程技术人员及工匠进行严格挑选,起码要有开凿石窟艺术的经验,能看得懂图纸和现场标线,对工期及质量也有一定要求。

　　谈到这里,要特别地提出:开凿乐山大佛,无论是受海通精神的感召还是后来政府形象工程的吸引,当时古嘉州聚集了一大批全国优秀的工匠,虽然这些工匠我们现在不知名和姓,但其中肯定不乏有像南朝著名佛像雕塑家僧祐(摄山大像与剡县石佛的雕塑者),隋朝有名的建筑专家李春(赵州桥建造者)这样高级别的能工巧匠,正是有这些能工巧匠的智慧和汗水,才能留下乐山大佛这一唐代摩崖造像的精品,留下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瑰宝。虽然这些工匠在当时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也并未写进史书,但他们应是修造乐山大佛的直接功臣,值得后人记取。

　　大佛胸前的“藏宝洞”应是“小样”藏身洞

　　乐山大佛因其高大雄伟,开凿不易,自诞生之日起就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其中大佛身上有“藏宝洞”就是千古民间神秘传说之一。历代文人根据这个传说编写了许多关于大佛寻宝的故事,电影《神秘的大佛》就是以这一民间传说为素材,围绕到凌云大佛身上去寻宝、夺宝的情节展开的,文艺作品的介入使这个民间传说被渲染得更加神乎其神。

　　上世纪80年代,广东一位叫潘鸿忠的农民,偶然发现乐山大佛的栖息地,实际是一尊三山相连(乌尤、凌云、龟城山)的“巨型睡佛”,而乐山大佛正处于这尊“巨型睡佛”的心脏部位,似乎印证了“佛在心中,心中有佛”的佛界之说。

　　上世纪90年代,一群成都游客偶然又在乐山大佛的心脏部位发现了一尊“小佛”的隐约身影,头及眼、鼻、嘴等五官身形清晰可见。随后又有当地人惊异地发现,这尊“小佛”的身影刚好位于乐山大佛胸前的藏宝洞位置,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佛中有佛,佛在心中,佛心藏宝”的民间之说。

　　一次又一次的所谓发现,把早些年已发现的大佛胸前的一个人工开凿的洞穴推向了神秘的境界。

　　大佛胸前的这个洞穴,是1962年乐山县政府组织建国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维修大佛时被人发现的。它的发现使人异常兴奋,似乎印证了大佛身上有“藏宝洞”的千古传说。但当洞穴的封门石在几方鉴证人的注视下被打开时,所看到洞穴内的情况却令人大失所望。据当时组织维修的大佛文管所的罗伯衡老先生回忆:“修补前胸时,佛肚前有一个封闭的藏脏洞,经双方人员当场开洞检查,洞内纯系破旧废铁和铅皮。封门石是宋代重建天宁阁的记事残碑,此碑原可能是嵌在大佛胸前的。我们将它移至海师洞内保存,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后经探测,罗老所发现的这个“藏脏洞”,位于大佛胸前的心脏部位,是一个高3.3米、宽1米、深2米的长方形人工开凿的暗室。从开启现场来看,暗室内仅散乱地堆放着一些“破旧废铁和铅皮”,惟一有价值的就是封门石为“宋代重建天宁阁的记事残碑”。若罗老的回忆文字属实,则证明暗室堆放的东西,不是原洞穴堆放的东西,而是被盗后的人为遗留物,且时间不会太远,最多是清末民初。而另一鉴证人,同是大佛文管所的黄高彬老先生回忆:“暗室里所谓‘废铁’应是‘鎏金铜壶’;所谓‘铅皮’似乎是破损的‘铅皮经卷’。”若黄老的回忆成立,则说明暗室里残留的东西应是被盗后残留的原有东西,最近年代也应和封门石碑年代一样是宋代遗留物。因当时的“藏脏洞”被打开后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随后组织维修者就叫工匠用青砖,水泥灰将其封闭。现二位现场当事人各说不一,已无从考证。惟一的线索就是那块封洞的“宋代重建天宁阁的记事残碑”,只可惜这块碑又因那次维修时“移至海师洞”保管,“文革”中海师洞内的存放物被毁,残碑也下落不明。

　　据有限的资料记载:“天宁阁”是因来人维修“大像阁”后为“大像阁”重起的名字。宋代“天宁阁记事残碑”是近现代史学者一直找不到的一块重要的文物石碑,得而复失实在可惜!那么,“天宁阁记事残碑”上的文字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此碑来封“藏脏洞”?至今仍是个谜。而谜团最大的就是大佛胸前的暗室,到底是何时所凿?凿洞的目的是何?原洞中究竟装藏了些啥?

　　据有关专家分析:在佛身上开凿洞是佛经教义上允许的,但这种形式多见于泥塑、铜铸作品中。藏洞内所装东西多为粮食“五谷”及金、银、铜、铁、锡“五金”。“五谷”象征菩萨保佑“五谷丰登”;“五金”象征菩萨保佑“招财进宝”。还有的佛身藏洞内装的是仿制五脏六腑的器皿或经书帛卷,象征“肝胆相照”或“真经永驻”等等,大都是根据所塑佛像在佛经教义中所掌管的范围、性质而定。关键是这些藏洞大都开凿在佛体背部隐蔽处,像乐山大佛这种大型摩崖石刻佛像也开凿藏洞是前所未闻的,而且开凿的位置又在佛心窝部位,更是前所未闻,所以摩崖石刻弥勒大像开凿暗室用于藏什么东西也就不得而知了。

　　从开凿时间来看:虽封门石是“宋代重建天宁阁记事残碑”,但不能说明此洞是宋代人开凿并封藏的。从开凿此洞的长、宽、高规模来看,工程量较大,应是唐代同期工程,是造佛时的配套工程,因佛教讲忌讳,若后人在已修造好的佛像心窝部位再“掏洞挖心”,显然是大逆不道的!也就是说施工者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这个藏洞功能。

　　那么这个藏洞究竟要藏什么东西呢?藏财宝吗?大佛建成后能募集到的财宝倒是不少,作为世界第一石刻大佛,神秘伟岸,万众敬仰,建成后的佛事活动肯定很多。“百丈金身开翠壁,万龛灯焰隔烟萝”,香火旺盛,八方朝拜,神州各地的香客甚至外国僧人均有朝拜,特别是在国力强盛、崇尚佛教的盛唐时期,大佛寺庙能收到的捐赠善款、奇珍异宝肯定很多。难道这个洞果真是民间所说的“藏宝洞”吗?答案是否定的。出家人两袖清风,淡泊钱财,讲究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更何况是佛祖塑像,利用佛身藏宝,况且是“心中”装钱财,这跟佛经教义是违背的,也跟光明正大未来弥勒佛的身份根本不符。

　　若是前人考虑深远,佛财归佛,善款专用,藏宝于百年之后,启迪后人用于寺庙、佛像维修之用,而在开凿时就考虑宏扬海通拒吏索贿,“自目可剜,佛财难得”的精神,将募集来的资金封藏好,留给后人,紧要时开启用于维修,若是这样的考虑,前人定会将财宝埋藏得比较隐蔽些,不会将洞穴放在大佛胸前明眼处,让盗宝贼想入非非,所以答案也是否定的,

　　洞穴里藏的是工程发起者海通的舍利子?答案也是否定的。因大德高僧圆寂后是修“浮图”葬之,“佛心”部位修墓室放舍利子于情理不符。海通的舍利子很可能是后人修灵宝塔葬之,这些设想都不可能成其为凿洞的理由。

　　联想到佛是光明正大的弥勒未来佛,佛给人们带来未来的光明和幸福,用弥勒佛镇水,佛本身就应有定力,要心止如水,心中有佛,佛法无边才能担当重任;也联想到大佛修成后,大佛的“小样”何去何从也就没个交待,如此重要的“小样”,大佛的“前身”和“母本”就这样失散了,千百年来没有任何资料交待,再联想到所发现的大佛藏洞特殊的位置,笔者有如下推断:

　　一、大佛心窝的藏洞是藏大佛“小样”的佛龛。随“小样”藏的还有开凿大佛的施工图(精致帛绘)及其它重要的佛事用品,不排除也有海通遗物等珍贵收藏。大佛藏洞是在大佛修造后期,即韦皋修造时考虑设计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收藏“小样”。让陪伴它的施工者走过90余年风风雨雨且“居无定所”的弥勒“小样”有个最后的归宿而开凿的。这样也符合“心中有佛,佛在心中”的佛经教义。当然也不排除百年后大佛残破,让人依“小样”重新维修的考虑。

　　二、大佛完工后,曾秘密地举行过一项重大的祭奠仪式,将重装金身的“小样”隆重地请进大佛“心中”的佛龛珍藏,以做到佛法归一。因在佛教上,佛身的请进和请出是非常庄严隆重的,当初确定能仁寺的弥勒石佛为“小样”并依石佛做好“小样”,请出“小样”到凌云山作依标,都是做了隆重的法事的。这样敬佛礼佛,才能做到功德圆满、工程顺利,且请出去的佛,“佛生佛”,要做到佛法归一,不宜再回原驻寺庙,所以“佛归佛心”是最圆满的结局。

　　三、施工现场距大佛头后不远的海师洞,并非纯粹是当年海通禅师日夜操劳指挥开凿工程、青灯伴绳床的寝室,海师洞最初开凿出来是作为大佛“小样”的保管室。后海师洞成为工程临时指挥部,海通指挥工程时为了方便随即也住了进去。海师洞内应悬挂有详细精确的施工图,工程上的很多技术问题都可能是在海师洞内解决的。在能仁寺内依标造“小样”时,海师洞就同时在开凿,“小样”一请出能仁寺就住进了海师洞,这样才体现对“小样”佛的虔诚,不让其放于露天风吹雨打。同时“小样”放海师洞便于拜祭和保留。在施工过程中,工程主持人及捐赠信徒经常要向“小样”烧香拜祭,海师洞正好提供场所。大佛前后修造达90余年,“小样”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保护,难以达到长时间保留。要知道大佛依标施工虽仅用了30余年,但其中有50余年停工时间中,古嘉州是处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兵火战乱之中,没有海师洞停工时的封闭保护,“小样”及施工图难以在3届主持人手中流传下去,大佛“小样”是统一前后开凿风格的惟一依标,其保护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四、大佛“小样”洞历史上曾被多次开启,洞内的“小样”和施工图等重要文物早已荡然无存。开启有多重原因:也许是在唐晚期会昌五年唐武宗的全国范围内的灭佛行动中,“小样”被掘出顶替大佛而惨遭捣毁;或在唐末宋初就被盗宝者劫走;也许原“小样”洞的封门室为《大像阁记》碑石,后被灭佛者或盗宝者开启捣毁后,南宋初又有人将“大像阁”更名为“天宁阁”,并仿《大像阁记》题写《天宁阁记》,将石碑用作封门石,重新封堵“小样”洞,只是此时洞中已空无一物;也许原封门石根本不是石碑,是近似佛体的红砂条石,19世纪初四川军阀陈洪范也曾组织过对大佛的维修,有可能他也发现了大佛胸前这个藏宝洞,叫人挖开掠宝后再将大佛脚下的“天宁阁记事残碑”移作封门石等等。这一切猜测均有可能,只可惜洞内“小样”及施工图等国宝级的文物早已失踪,不知所去。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总之,笔者认为:值得大佛在“心脏”部位收藏的东西只有“佛”,而这个佛不是其它佛,惟有帮助大佛诞生的“母本佛”即大佛的“小样”,才有资格占据大佛的“心脏”位置。对于这一点,主持大佛收尾工程的韦皋是非常清楚的:大佛完工后,只有将“小样”完好无损地请进大佛的“心脏”,才能完成海通的宿愿,做到功德圆满,佛法归一。韦皋做到了这一点,至于他在请进“小样”的同时,是否还请进了其它值得大佛在“心中”收藏的东西,我们不得而知,这也许就是个千古之谜。而这,也许正是大佛文化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