赍归《泥洹》“佛性”始弘

　　赍归《泥洹》“佛性”始弘——冯巧英

　　自法显赍归并译出《大般泥洹经》。其中心观点：“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①引发了中国佛教史上又一次巨大的思辨高潮，从此佛性说成为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成为佛学的重要内容，也成了以后佛教各宗派共有的基本思想。不过“佛性”说中的关键命题“阐提成佛”说，却并非《经》一出，便成共识见。

　　佛法东传之始，借玄学大行之势，般若学成为佛教登上中华思想文化殿堂的一支生力军，虽然还不免被目为“格义之学”，毕竟义学僧已成为当时理论大军中的一支力量。但处于佛教中国化早期的般若学讨论的是“本末有无”等本体论的大问题，讲的是特殊的智慧，应属于哲学范畴。而当时中土毋论南北（东晋和十六国）由于佛事昌盛，出现了“真伪混淆，多生愆过”②“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③等现象，典籍又多无原本，仅凭口口相传，这引起戒律谨严的真佛子不满于当时西域间接的、各家口口说的佛门经典④，出于求“正知见”的求真精神，慨然西行，寻求真经。西行求法“运动”（用梁启超语）从曹魏高贵乡公曹髦至唐德宗时，历500余年，据梁启超先生统计有105人西行，还有82人未能留下名字。任公感叹“呜呼！盛矣”。这其中“稍通佛门掌故者，皆知”法显与玄奘为西行求法两大人物。玄奘借说部、戏曲之力在中国称得上妇孺皆知。

　　法显，自梁《高僧传》及《出三藏记集》（《佑录》）迄于当代学界无不给予高度评价。他的贡献可列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由《佛国记》研究，而公认的世界性影响。古今人“之述备矣”。第二部分是译经。《佛国记》中法显自述“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是为寻求律藏而西行的。义熙八年（412）返国，的确带回了许多戒律本，译出了数部，有的未来得及译出。关于法显对中国佛教律学的贡献也为历来人评说多多，探讨还在深入。我所关注的是《高僧传》根据法显所表述的当时不光是律的“残缺”，还包括了“经”的“舛阙”。可见当时西域传来的经不完整，甚或有不能圆其说者。事实上法显从天竺所赍回的并不仅仅是律，还有训《阿含》经经籍和《杂藏》等。其中《大般泥洹经》译出，引出了一桩佛教史上著名的公案。

　　《大般泥洹经》甫译出，道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阿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时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⑤遭到“旧学党人”的攻讦，最后竟“摈而遣之”，道生当众设誓，拂袖而去。在苏州留下了“生公说法，顽石点头”⑥的佳话。按传说竺道生在虎丘千人石上讲经，“无信之者，乃聚石为徒,与谭至理,石皆为点头。”囿於成见的“人”不信，而“顽石”却接受了。后来显无谶译出《大般涅槃经》传到东晋都城建业，证明了道生“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正确。

　　这件公案的始末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道生“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说，是读了法显、觉贤（佛驮跋陀罗）新译出的《大般泥洹经》而提出的，是“佛性”说的一个关键命题。“阐提成佛”《经》中有吗？没有，不但没有，《经》中还多次明示“除一阐提”。如第三卷《四法品》中佛为迦叶讲解脱义时“佛言如是，善男子，能疗一切悉令离病,唯除重病不可治者，诸佛世尊亦复如是。除一阐提。诸余一切众病悉治。”第四卷《分别邪正品》中对魔与佛教法作比较时，佛说：“复有比丘说如来藏经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于身中无量烦恼悉除灭已。佛便明显。除一阐提。”告诫“汝今莫作一阐提辈。”第六卷《问菩萨品》中大段设喻讲说一阐提之不可，特别解说了什么是一阐提，“纯陀白佛：何等名为一阐提？佛告纯陀：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诽谤经法口说恶言永不改悔。於诸经法心无归依。如是等人向一阐提道。若复众生犯四重禁作无间罪。不自改悔而无愧耻。彼於正法永无护惜。不与护法之人以为知识。於诸善事未曾赞叹。若复邪见无佛法僧，我说斯等向一阐提道。”甚至《经》中当“纯陀白佛言：‘世尊，若一阐提还生信心悔过三尊，若人施与得大果不’佛告纯陀：‘莫作是语！譬如有人食庵罗果,并取其核坏而食之，彼空核种著地中,虽复溉灌终不得生，彼一阐提亦复如是。……布施持戒得大果者果亦不同……非一切施得大果报。”在法显所译的六卷《泥洹经》中对“阿㈠阐提”是断然摈弃的。

　　那末道生为什么就能“孤明先发”，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高僧传》中归之于道生从来就能“彻悟言外”。今人更评说道生是从玄学的思辨方法学得了“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而发出“独见”的，大体都归于道生的睿智。道生思辨方法的与众不同，的确值得肯定，但如果仅凭他的“敢唱新说”，岂非违背佛祖本意，众人难免要“讥愤滋甚”了。事实是道生阅六卷《泥洹》后“剖析经理，洞入幽微”，才得出“阐提成佛”说的。我们看，《经》中佛反复讲说“一切众生有所须欲我悉施与”——卷一《序品》。“诸佛世尊无此苦念，视一切众生皆如一子”——卷一《大身菩萨品》。“虽有众生不蒙光明而至死者，如来于彼不舍大悲。”——卷二《长寿品》。“复有比丘广说如来藏经，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于身中无量烦恼悉除灭已。佛便明显。”——卷四《分别邪正品》。“佛告迦叶，真实我者是如来性，当知一切众生悉有。但彼众生无量烦恼覆蔽不现。”——卷五《如来性品》“一切众生皆有真实如来之性，悉同一色。”——卷六《问菩萨品》仅以上例句可以看出，一是佛对众生拳拳之情如父母视一子。二、一切众生悉有如来佛性。两者相加，“剖析经理”道生才得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之说。

　　这样，《经》文是否出现矛盾了呢，一方面佛说视众生如一子，且众生又皆有佛性，一方面《经》中又绝然弃斥“一阐提”。这就需要我们也来“洞入幽微”遁法显的足迹、思路与经文，推演探讨。由于当时现实——经律“舛阙”和僧众种种问题，法显才“誓志西行”。以他的“志行明敏”，当然深知戒律是规矩，是一种约束。单靠约束不是佛陀教化的本意，而中土盛行的般若空观是一种哲学思辨，当时就使出家人困惑于“空”的玄妙。《佑录》中记：“魔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优波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交待地点非常精确，是在阿育王当年的都城，阿育王塔下一精舍。阿育王旧都巴连弗邑是释迦牟尼在世时活动过的地方，周围有时相传释迦讲《法华经》、《楞严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的耆阇崛山。也有提婆达多掷石伤佛足的雕鹫窟山等。传经的居士是被法显的求法诚心感动而传写这一秘籍。人，留有实名。事，是法显求“法”迦罗先居士授“法”。这里的“法”不是泛泛的“求法”意而是有别于“律”的“经”法。法显千辛万苦，渴求能得到解惑的正法，因此久居圣地的迦罗先居士才传给他这部真经。法显归国后，青州刺史请留下过冬，法显说：“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至建业，以76岁高龄马上投入译经，最先译出的就有六卷《泥洹经》、而誓志以求的律，有的就没来得及译出。对于他郑重所说“志在弘通”。金克木先生在《印度文化与佛教文化简论》中将佛教文献分为内外两类，“内部读物”“首先是律，本是不许未受戒者知道的。”而佛教文献中的‘经’是为了“推广”。即“弘通”。法显所着意弘通的当首为《泥洹经》。且他和觉贤都是“笃修净业（并非净土之净——笔者）、戒律谨严”的大师，参与他们译事的也多属西游归来有成就的名僧如宝云、智严等，他们尊重印度取回的原经，所以对“阐提”问题不改变原意——法显受《泥洹经》的巴连弗邑，有太多的历史记忆，释迦在世时提婆达多所作所为成为后来人想象“阿阐提”的原型，所以法显时代印度佛教不会容忍阐提成佛。

　　我们再细读经文，发现经中没有“一阐提人”的提法。经中说到“阐提”有一阐提、“一阐提行”、“一阐提道”、“一阐提辈”，表述的“一阐提”是恶行、是思想、是道德不是具体某一个人。这其中“辈”字在现代汉语中可译为“这类人”。但古汉语中“辈”字有多种意义，比较贴近此处的是指同一类群的人、事、物。可以是“众多学法……无越比尼亦无粗罪，亦无五逆无谤经法，无一阐提”，指难以饶恕的罪过。可以是“向一阐提道”，指向最坏方面发展。《经》中用了许多比喻解说“一阐提”之无可救药。然而我们也知道释迦所说经中大量运用比喻是为了警竦众生，六卷《泥洹经》卷二《长寿品》中就有一个故事，讲：迦叶问：一次法会时，一名未受具足戒的童子“盗入听律”，佛降“神旨”，金刚力士持金刚杵“碎令如尘”“云何一切等视如子？”佛解释“彼童子者，是化作耳。”是为了“明正法，犯罪应弃。肃将来令怀盗心者。及一阐提辈恶心潜伏……有坏法人以理惩罚。令犯恶者自见罪报。”这一段里“人”和“一阐提辈”同时出现，结合这段文句的上下语言环境，这里的“辈”是“类”的意思，指一阐提类的恶心潜伏在人心里。统观经文，一方面尊重印度传经人的本意，摈弃“一阐提”；同时《经》文体现出的“一阐提”是心态、是思想趋向、是行为方式，不一定具体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且《经》屡屡讲说佛对恶心警于前，又“虽有众生不蒙光明而至死者，如来于彼不舍大悲。”并且卷三《四法品》中佛用种种示现说明“为度人故”要“随顺世间。”汉文六卷《泥洹经》的“世间”是汉地，世人（包括学问僧）都因般若空法而迷惘时间，佛去后已几900年（按我国传统说法）时移事易，教法也应当随顺当世。事实，法显着意赍回亟待“弘通”。综以上种种道生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并不违背佛教化大义。

　　“佛性”单从概念讲是佛如来的本性，是菩提的本来性质，是成佛的可能性，因性、种子，又被解释为在一切众生的烦恼身中都潜藏着本来清净的如来法性等，无论如何，“佛性”实际探求的是“人性”，研究人的心性，它切近了人生，也为每个修行人、信仰者提供了方向，所以才成为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成为中国后来各宗派共有的基本思想。如今研究涅槃学的学者重点在昙无谶，将“首唱”之功归之于道生，这都不错，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法显，最早从印度阿育王故都赍回《泥洹经》，确确实实带回佛经原意，道生的“孤明先发”引起轩然大波，将“佛性”说探讨引向深入，使其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之中。从这点说法显肇始之功，功不可没。“佛性”说传来，也使中国佛教开辟了一番新天地。同时我们从史的角度看，佛教与中华文化结合过程中曾有过怎样的碰撞与相融。这也算是中国佛教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吧。

　　注释：

　　①僧壑《喻疑》

　　②《高僧传》《佛图澄传》

　　③《牟子理惑论》

　　④《佛国记》：“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

　　⑤《高僧传》卷七《道生传》

　　⑥宋龚明之《中吴经闻》

　　主要参考书：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

　　金克木《文化厄言》

　　许抗生《僧肇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