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续灯忆祖师

　　大慈续灯忆祖师——大恩法师

　　宝掌驻锡，玄奘受戒，

　　千年大慈，名载史册。

　　成都大慈寺，建于何年，缺少资料考证。南宋僧人普济所著《五灯会元》一书中记载：“史千岁宝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前414年），降神受质，左手握拳。七岁祝发乃展，因名宝掌。魏晋间东游此土，入蜀礼普贤、留大慈”。是成都大慈寺的早期历史记载，后世也认同了大慈寺是宝掌和尚的道场。据该书所载印度僧人宝掌“魏、晋间东游此土，入蜀礼普贤，留大慈”推算，大慈寺当于宝掌之先已存在，其具体的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相距不远的多宝寺也是宝掌和尚道场，《华阳县志》也有：“多宝寺，治东城外十里。寺为魏晋时宝掌和尚道场”、“宝掌禅师并僧众灵塔在内。”的相关记载，宝掌禅师灵塔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动乱中；寺内尚有道因法师碑，亦同时被毁。多宝寺在成都跳灯河附近，历来被认定为大慈寺的属院。清光绪元年（1875年）孟春，浙江吴兴人赵肇江为大慈寺新建的藏经楼题联云：“此地是宝掌道场，越千年法宇重光，应识前因后果；何处觅英公遗迹，看万卷藏经罗刹，无分往古来今。”由此推算，当为公元3世纪至4世纪之间，距今已有1600多年。

　　继宝掌和尚之后，有玄奘（600—664年），在大慈寺受戒之说。玄奘与其兄长捷法师入蜀，长捷法师住空慧寺，玄奘住多宝寺。当时的多宝寺已成为全国高僧大德汇聚之处，已成为成都最著名的讲寺。玄奘随慧景法师到多宝寺讲经，也是顺理成章的。其三，多宝寺早在玄奘到达之前，就是道因法师、宝暹法师驻锡之处。宝暹法师素为玄奘仰慕，投皈宝暹法师问学正是玄奘所求，而道因法师精于《维摩》、《摄论》、《四分律》等，对玄奘大有教益。

　　据《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描绘玄奘在多宝寺参学和讲经的情况说：“诸德既萃，大建法筵。更听宝暹《摄论》，道基《毗昙》，智震《迦延》，敬惜寸阴。四五年间，究通诸部。讲座之下，常数百人。领悟之才，众人咸伏。”到唐武德五年（622），玄奘于大慈寺受具足戒；成为正式比丘。《行状》说：“法师年二十有一，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五篇七聚之宗，亦一遍斯得。[1]《玄奘传》亦说：“武德五年，二十有一。”《慈恩传》亦说：“法师满二十，即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三书的记载皆相同，玄奘大师在成都受具足戒，成为佛教的正式僧人，表现出他学法而又专重法律的知行合一之精神。坐夏安居，也是佛制，每年夏季安居三月不得远行游化。出家人受具足已而称比丘，玄奘大师当是春天受戒，受具足之后时逢坐夏安居期，即应坐夏安居，接着便在受戒的寺中坐夏安居，研究律学，故有“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的通晓成绩。由此可以得知，玄奘大师不仅对诸部经、论研综既穷，律学均在成都完成了应学之学业。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在四川佛学界有这一段争论，有空慧寺说，有多宝寺说。但据考证，空慧寺之主持为长捷法师，如系在空慧寺受，三书当有所记，多宝寺属于下院，不具传戒资格，故而认大慈寺受戒。

　　通过前后五年的精进学修，玄奘、长捷昆季二人，讲经说法，懿业清规、芳声雅质、名贯蜀、吴、荆、楚，时称陈门二骥。但玄奘不因而满足，决断定离蜀求学。据康熙年间本《峨眉山志》记载，玄奘在离蜀前登峨眉山礼普贤菩萨，并在九老洞逢一老僧，授佛经一册，并佛偈四句：“付汝般若舟，慈悲度一切。普贤行愿深，广利无边众。”玄奘得偈豁然开悟，坚定了进取求学的信念。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踏上长途跋涉西行之路。

　　成都是培养玄奘学识与勇气的摇篮。

　　大慈寺是造就玄奘僧格及壮举的起点。

　　英干施粥，玄宗敕赐；

　　无相受命，督造大慈。

　　玄奘之后有英干，为唐代成都大慈寺僧人。唐玄宗十五年（756年），安禄山攻陷长安，国内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英干出于佛教徒的慈悲，在成都街头施粥，救济贫困百姓，替多难的国家祈福，并倡建大慈寺。因“安史之乱”逃到成都的唐玄宗见此情景深受感动，乃为英干敕书“大圣慈寺”匾额，赐田一千亩，为扩建大慈寺奠定了基础。多因英干施粥，故多认为是大慈寺之始建，其实，大规模的施粥不以寺院为依托，是不可能施行的。故在英干之前，大慈寺已经存在了。

　　无相求法，处寂传衣，净众开宗，大慈法脉。继之有无相禅师（684-762年），俗姓金，唐代新罗国（今韩国）圣德王金兴光之第三子，在他做王子时，其妹因拒绝婚聘，以刀割面，王子伤感地说：“女子柔弱，犹闻雅操；丈夫刚强，我岂无心！”遂出王宫，去到郡南寺出家为僧，人称金和尚，金禅师。唐开元十六年（728年），金禅师浮海西渡，来到唐朝的京城长安，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其后，他周游入蜀，寻师访道，乃至资州德纯寺（今四川资中县宁国寺），想参拜木棉袈裟的获得者智诜禅师，时智诜已经入灭，由其弟子处寂接任住持。他早就知道金和尚要来，叫僧徒们把寺庙打扫干净。次日，金和尚果然到了，处寂禅师却称病不见，金和尚便在庙门外燃指为灯，以示诚敬，处寂深受感动，留侍身边习禅，取法名“无相”，无相在处寂身边学了两年禅法，之后便到离德纯寺十来里之遥的天谷山石岩下（现名御河沟）苦修“杜多之行”。十四年，神异之事传说很多。

　　天谷山是个状若“天”字形的山谷，中间是条小溪，两边石壁如峡，西面山岩下有个巨大的石洞，无相便在那里“山居坐禅，行头陀行”。他是个出身高贵的王子，毅然抛弃王家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削发为僧，意志是相当坚定的。在佛教界的各个教派中，规矩最备者，无过于禅宗，而智诜的剑南禅法尤为严格，处寂就曾经“四十年足不到聚落”，无相严守这一教规，无论严寒酷暑，坚持不已。他坐禅的时候，“每入定，以五日为度”，哪怕毒蛇猛兽来了也安之若素。有一年冬天，忽然来两只野兽，向着他虎视眈眈，张牙舞爪，要吃人的样子，他便赤身裸体地睡在雪地上，想学乾尸利国的王子那样以身饲虎。那两只野兽将他从头到脚地嗅了一遍，不仅不伤害他，反而每天晚上像狗儿似的守护着他。他在御河沟住的时间久了，“草衣节食，食尽餐土”，衣衫破烂，蓬头垢面，周身毛发又长又乱，像只野兽，差点被猎人射死，他仍然不为所动，泰然处之。

　　后来，他的修行方式似乎有些变化，除了“五日为度”的面壁修禅之外，其余时间便是悠哉游哉的样子，闲逸得像只吃饱了的猫，四处周游。此乃被人告到处寂那里，处寂将他叫回德纯寺，问道：“汝于天谷山作何事业？”他说：“总不作，只没忙”。处寂高兴地说：“汝于彼忙，吾亦忙矣！”这师徒二人一样事都不作，却异口同声地说忙，忙些啥呢？原来他们是“一念不起，念念无失；一物不作，物物不违。”这种表面上看似潇洒自在，实则事事用功，时时无歇的修禅方式，是智诜禅师开创的“教禅并重不乃神异”的又一种剑南禅风。

　　开元二十年（732）四月，处寂密遣家人王锽将无相再次叫回德纯寺，非常郑重地拿了一件袈裟给他，说道：“此衣是达摩祖师衣，则天赐诜和尚，和尚与吾，吾转付汝，善自保爱，觅好山住去。”他便又回到天谷山，“总不作，只没忙”。

　　对这异国高僧，资中人非常敬重，一再要求他进城去住，他却坚不进城，而是在西门外城边，“昼在冢间，夜坐树下”，行“冢间之行”和“大树之行”，信徒们便为他修了一座精巧的佛舍，供他居住。天宝元年（742），章仇蒹琼任剑南节度使，闻知他的德行，将他迎请到成都开示禅法。从开元十六年到天宝元年，无相在资中一共住了十四年。

　　无相到了成都不久，忽然来了一个身份不明的大汉，要求到他的住所为厨房义务砍柴，无相便同意了，让他住了下来。那一年无相的胞弟继承金兴光的王位当上了新罗国的新国王，害怕哥哥回国危及他的王位，派出刺客潜入成都要杀害他，对此消息无相也略有所闻，却并未放在意下。一天晚上，那位砍柴的大汉在无相的居室外面走来走去，说“今夜有客。”无相说：“我也有同感。”大汉说：“我决不能让他伤害佛子！”他手持一把快刀，将席子铺于禅床之前，严加防范。至深夜，从院墙处果然跳下一个人来，砍柴大汉连忙迎上去，手起一刀，便将刺客砍倒在地，然后将尸首拖到后门的一个巨坑之中，以土掩埋，埋了便走了。天亮的时候，无相叫人去找那位砍柴汉，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却不见踪影，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来过了。这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究竟是何方人士？是韩国人吗、还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来营救无相？谁也无从知道，但是由此可以推断无相远辞家国在资中的荒山野岭中隐匿了十多个年头，并不单纯是寻师访道修禅学佛，而是有其相当微妙复杂的政治原因的。

　　天宝十五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入蜀避难，于当年八月到达成都，得知当年的金和尚也在这里，算是故交了，便将他迎入内殿供礼。后来住锡成都净众寺，广开禅法，化导众生。时有大慈寺僧人英干，在成都大街上施粥，以救济贫困饥饿的百姓，并倡建大慈寺为国祈福。玄宗大喜，赐田一千亩，请无相规划和督建此寺，至德二年（757）十一月，唐玄宗离开成都返回长安，临走之前特御书“大圣慈寺”匾额。无相为大圣慈寺编建九十六院，造佛像一万余尊，绘壁画一千余堵，使此寺成为当时蜀中规模最大的皇家庙寺，无相也成为大慈寺的唐代祖师。

　　无相禅师居成都二十余年，备受唐朝皇帝的礼遇，并在成都县令杨翌等地方官员和信众的支持下，先后修建了净众、大慈、菩提、宁国等寺，在外邑所建寺塔不可胜数。无相在大慈等寺严设道场，讲经说法，广传“无忆、无念、莫妄”的三句总持法门，使成千上万的僧俗弟子受缘悟道。每年正月、十二月举行“授缘”法会，参加的僧俗信众成千上万，“禅风之盛，遍及益州”。禅宗自五祖宏忍之后，国内分为以惠能为首的“顿悟派”和以神秀为首的“渐悟派”，称为“南能北秀”；无相的师祖智诜禅师则在剑南资州创立了既不依南，也不附北的剑南禅派；无相继承发展了智诜学说，他又长住成都净众寺，形成了净众禅派。无相的传法弟子是无住，将剑南、净众禅派的学说总其成，因其住在保唐寺，便统称净众·保唐禅派，成为唐代最有影响的一个教派。佛学界所谓的“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就是指的智诜、无相、无住三代一脉相承而影响深远的净众·保唐禅派。

　　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五月十九日，无相禅师在成都大慈寺俨然坐化，世寿七十九岁。有弟子无住禅师继承其禅法，故净众·保唐禅学由大慈寺返嗣而发展。

　　道隆东渡，日本传禅；

　　自信振兴，大慈续灯。

　　唐代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律宗与盛唐文化，十年后圆寂于日本唐招提寺。宋代成都大慈寺高僧道隆禅师，东渡日本，传播佛教禅宗与中华文化，三十二年后圆寂于日本建长兴国禅寺。来自中国“扬一益二”大都会的两位高僧，相继写下中日友好的不朽篇章。道隆在日本的名望，堪与鉴真相媲美。

　　道隆（1213～1278年）字兰溪，南宋夔州路涪州（今重庆涪陵市）人，俗姓冉。十三岁在成都大慈寺出家，受具足戒后离开大慈，出蜀南游。他先去京城临安（今杭州），在径山随蜀僧无准师范禅师学习禅道，又去天童山参学，再到苏州双塔寺礼无明慧性禅师而开悟得法。道隆在天童山时，与入宋日本僧人智镜建立了深厚友谊。智镜学成回国后，特致书盛情邀请道隆到日本弘法。因海上多险，久不如愿。

　　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即日本后嵯峨天皇宽元四年，三十三岁的道隆禅师带着几位弟子，不顾生命危险，冒着大海汹涌的波涛，东渡日本成功。他先到日本京都，拜访了时任泉涌寺主持的同参道友智镜。他由智镜介绍，住锡于关东镰仓寿福寺。道隆是第一位到日本传播佛教禅宗的禅师。他孜孜不倦，阐扬禅法，名声大震，使镰仓幕府的执政首脑北条时赖虔诚皈依。淳祐十二年（1262年），北条时赖特为道隆创修了建长兴国禅寺。寺额曰“天下禅林，东海法窟”，为此寺的佛教名望给予高度定位。当时，在日本国内正式以禅寺命名的，建长兴国禅寺还是第一次。

　　道隆在日本大振禅风，诸山往谒，雨注云奔。后嵯峨天皇敬慕他的道德高尚，佛法精深，特亲切召见，并下诏敕迁建仁寺，命其住持。后来，道隆又为建长兴国禅寺僧众迎归，被奉为此寺的开山祖师。宋祥兴元年（1278年），道隆在寺中圆寂，世寿六十六岁，后嵯峨天皇敕赐“大觉禅师”谥号，这是日本有禅师谥号之始。

　　在道隆之前的北宋时期，曾住成都大慈寺听经学法的五祖法演禅师和昭觉克勤禅师，后来相继成为佛教禅宗临济宗杨歧派的第三祖和第四祖。克勤是彭州崇宁（今郫县唐昌镇）人，曾重建成都昭觉寺和新都宝光寺，宋高宗赐号圆悟国师，无准师范禅师是他的第五代法裔。在日本镰仓时代，日本禅宗二十四家，其中二十家都出于法演——克勤——师范禅系。道隆在日本所弘传的正属于此禅系。

　　道隆在日本弟子众多，著名的有二十四人，其中苇航、桃溪、无及、约翁誉称为道隆的“门下四杰”。弟子们将道隆禅师的上堂法语辑为《大觉禅师语录》，世代相传习。在道隆之后，日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大盛，与中土禅宗东西相望。道隆是中国向日本传播禅学的领袖人物，他使日本本禅宗如顺风扬帆，日趋隆盛，他把中日禅文化的交流推向了高潮。同时，道隆在日本大力传播中华文化。由于他对书法、文学、建筑等方面的高深造诣，受到了日本镰仓幕府官员及僧俗大众的推崇。《日本书道史》称：以道隆为首的宋僧，创立了有宋代书风的“禅宗体”，在日本书道史上应有引人注目的地位。道隆的传世墨迹有《金刚经》长卷、《法语规则》条幅等。

　　当代，道隆禅师也如同鉴真和尚一样，受到日本佛教徒的深切怀念。二十世纪末，还有日本佛教徒专程到涪陵瞻仰道隆的故居。目前恢复开放的成都大慈寺，已成为日本佛教徒前来中国寻根拜祖的禅宗祖庭。

　　兰溪道隆禅师在日本圆寂后，日本后嵯峨天皇赐于他“大觉禅师”谥号，其弟子编有《建长开山大觉禅师语录》，行世。《语录》书版因年代久远，被虫蛀蚀。在兰溪道隆圆寂550周年之际，即清道光七年，日本文政十年（1827年）4月，由日本海津维德居士喜舍净财，请巨福山知藏比丘作跋语而重刻。道隆禅师不仅禅学精深，书法绝妙，而且写下不少诗偈。其诗境界高远，颇富禅意。

　　自信（1808-1880年），字莲丛，号真印，清代四川成都府彭县（今彭州市）人，俗姓王，兄弟四人，三兄皆务农。他幼独清奇，喜闻佛法，道光十年（1830年）依彭县前芳院明钰禅师剃度，道光十三年（1833年）赴成都宝光寺月耀禅师处受具足戒，住寺三年后任职维那。道光十八（1838年）年南游参学，了悟《华严》法义，两年后回宝光寺任职堂主，又两年升任方丈，他在寺相继建七佛殿、尊胜殿、念佛堂，培修宝光塔，增加脚庙四座，田地三百亩。

　　同治五年（1866年），自信到成都，见大慈寺香火冷落，访知为康熙年间该寺主僧所败。寺内僧众一致请求自信将大慈寺恢复为十方丛林，自信不负众望，先以白银三千余两赎取原大慈寺土地，再将寺中殿堂一一重修，他陆续建观音殿、千佛殿、接引殿、大雄殿、禅堂、斋堂、戒堂、藏经楼、方丈、山门及僧房数十间，又建东胜街佃铺客院三百余间，历经九年竣工，耗去白银三万余两，使大慈寺又恢复了蜀中佛教大丛林的宏观。

　　自信重建大慈寺的壮举，得到了成都将军完颜崇实的全力护持。自信还请其好友，当时的显宦、名士、高僧，如黄云鹄、何元普、顾复初、含澈、悟修等，为大慈寺书碑石、写匾额、撰楹联，极大地提高了佛寺的文化品位。现在的大慈寺，尚基本保存了这些建筑和楹联。

　　光绪二年（1876年），彭县龙兴寺雪峰方丈病弱，又请自信主寺，自信再费白银四千余两，重修观佛楼、东西方丈、左右廊庑。自信禅师一人担任宝光、大慈、龙兴三寺方丈，历代罕有，功德无量，真乃佛门龙象也。

　　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自信以七十二岁高龄退院，令新戒圆光任宝光寺方丈，隐山座元主持大慈寺寺务，同年十一月初四自信圆寂。他任方丈二十二年，传戒三十余次，得戒弟子二千余人。

　　落实政策，收回大慈，

　　续灯忆祖，前赴后继。

　　沧海桑田，历史变迁。成都大慈寺几经兴废，经历了唐、宋时期的极度辉煌和明末的两次火焚，至清代顺至年间的振兴重建。大慈寺建筑面积已由当初的千余亩到如今的区区20亩，然而，历史的演变却无损于它佛门丰碑的形象，历代高僧大德的辉煌业绩所沉淀的深厚历史文化，犹如崔灿明灯使大慈寺光耀千秋。

　　时逢盛世，大慈重辉，续灯忆祖，缅怀感恩，倍受鼓舞。大德祖师们的崇高形象令后人千秋敬仰，祖师们的高深修为和道德情怀令来者万古传颂。我们将以祖师大德为楷模，精进修学，垂范来者。

　　开放5年来，大慈寺已接待海内外游客数百万人次，海内外参访社团上百批次，接待外宾数千人，先后承办了“两届中、韩无相禅学研讨会”、“中国·成都佛教文化展”、“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除此之外，寺院还先后成立了“大慈寺菩提功德会”、“大慈寺禅茶研究会”、“慈氏学研究会”。其中，大慈寺菩提功德会现已拥有会员6000余人，近年来，秉承佛教慈悲济世宗旨和共创和谐社会理念，聚合广大信众和各界人士慈善之力，积极开展救助孤儿院、敬老院、扶贫助学、慈善救灾等一系列社会慈善活动，救济人员达数千人，每年救济金额数十万元。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成都大慈寺联合社会力量，捐款数十万元，捐物数千吨，价值数千万元，受到了灾区群众，乃至中央地方各界新闻媒体及上级领导的高度赞誉。

　　我们欣喜的看到，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大慈寺不仅是佛教旅游文化的胜地，更是传统文化的课堂，大慈寺与成都国学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传统文化讲堂，开展公益传统活动讲授。它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作用不可估量，大慈寺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影响极具开发利用价值。目前，市政府英明决策，将大慈寺山门两侧七亩土地划归大慈寺，用以完善钟鼓楼等配套设施建设，恢复大慈寺的历史文化。相信未来在市、区政府进一步的有效支持下，大慈寺不仅将更好的弘扬和传播源远流长的传统历史文化，同时也将为构建国际和谐大环境作出更大更突出的贡献。人们期待大慈寺秉承唐宋遗风，更加辉煌，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