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教逻辑研究

　　长安佛教逻辑研究——关兴丽

　　长安佛教逻辑研究——兼论唐朝时期玄奘对中国逻辑史的贡献

　　一、三大逻辑的比较

　　众所周知，世界逻辑之源有三：古希腊（西方逻辑）、先秦时的中国（名辩）、古印度（印度因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和中国名辩相互激荡，在中国逻辑史上出现了空前的逻辑比较研究的局面。其中既有名辩与逻辑的比较研究，也有名辩与因明、逻辑与因明以及三种逻辑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这三种不同的逻辑形态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交汇，是世界逻辑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学术现象，也给中国学者提供一个比较逻辑研究的一个平台，同时也是中国学者对世界逻辑史的一个贡献。

　　孙诒让发名辩与逻辑、因明比较研究之端。孙诒让（1848—1908）花近30年时间研究《墨子》, 指出《墨经》中的“微言大义”有如“亚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虽然孙诒让在说明自己的上述看法时，没有对《墨经》中的“微言大义”如何与演绎法、归纳法、因明相似明说细论，但在他的思想中分明是对名辩与逻辑、因明作了比较的，并且自信三者之间在本质上有相通相似之处。章太炎（1869—1936）对中国名辩、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都比较熟悉。他的学术论文集《国故论衡》于1910年在日本初版。他在比较研究中的突出贡献是把《墨经》、因明和逻辑的论式做梳理和对比，得出了精彩的结论，即名辩、因明、逻辑三者皆为三支比量，但立量次第不同。章太炎既指出名辩、因明、逻辑三者论式之同，也揭举了三者论式之异，对后世影响很大。谭戒甫（1887—1974）就名辩与逻辑、因明作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将墨辩的辞、故、理、类完整地与因明之宗、因（体和依）相比较，指出因明“以喻兼理、类而称宗、因、喻三支”；墨辩“以一辞独立而称故、理、类三辩”。虞愚（1909—1989）对墨辩、逻辑、因明三式的比较研究较前贤更为精细。他将墨家的“辩律”同逻辑、因明进行比较，指出，墨辩、因明、逻辑三式“所用三名物同，而西洋逻辑三名皆两见，印度因明之宗依（声）但一见，墨子则惟‘因之所作性’两见，余皆一见”。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墨子“最为简便”，因明“为最谨严”。沈有鼎（1908-1989）的《墨经的逻辑学》对名辩与逻辑、因明作了深入地比较研究。他认为《墨经》中的“辞”与因明的“宗”、逻辑的“结论”相当，“故”与“因”、“小前提”相当，“理”与“喻体”、“大前提”相当。但与前人不同的是，他认为《墨经》中的“类”与因明的“喻依”、“合”以及逻辑的类比推理相当。张盛彬（1932-）在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论因明、墨辩和西方逻辑学说推理理论之贯通》一文。该文的主要内容是名辩、逻辑、因明三种传统的推理是可以贯通的，其贯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结合，即省略了一般的从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的推理形式。所不同的是“因明更重因，墨辩更重类。逻辑则不然，它不重综合研究，而重分析研究；不重归纳、类比，而重演绎；不重演绎的内容，而重演绎的形式。”[1]

　　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是伴随着比较逻辑的研究开始的。在逻辑的比较研究中，中国的逻辑学者逐步深化了对逻辑观念、逻辑理论的认识，同时对逻辑的一般性及特殊性都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比较逻辑研究对于深化中国逻辑史研究有重大意义。今天我们对逻辑有了深入研究的和全面认识，把外来逻辑输入中国的学者功绩不可泯灭。

　　因明学是印度佛教的逻辑学说。印度因明学的传入比古希腊传统逻辑的输入要早十三个世纪。古希腊的传统逻辑是十七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公元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到了北京。他带来了自鸣钟、三棱镜、日晷仪、天主像、圣母像以及《几何原本》、《逻辑》等中国士大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物、西学。这些西物、西学令中国士人大开眼界。徐光启、李之藻等倾慕于西学，先后翻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名理探》等大量西方科学著作。《名理探》原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此处所谓辩证法系指纯抽象的推理方法，实际上是形式逻辑即传统逻辑，也就是说该书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第一次介绍给中国。但是“《名理探》受到空前冷遇。”[2]自《名理探》问世，又过了250年，到了清末民初，西方传统逻辑系统输入我国。因明学输入汉地，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唐以前输入了古因明。4世纪中叶古因明随着佛典传入中国，5世纪后半叶和6世纪中叶有了古因明的早期著作龙树的《方便心论》和晚期代表作世亲的《如实论》的译本，但是没有产生重要反响。第二次便是由唐代玄奘法师输入的陈那新因明，并产生重大影响。

　　二、玄奘在长安时期对因明的贡献

　　20世纪以来，中国逻辑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比较逻辑的开展。玄奘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因明大师，他一生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研习、翻译和讲述因明，发展的因明理论，扩大了因明的传播范围，在中国逻辑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习、翻译和讲述因明主要是在长安完成的。

　　求法归来，在因明方面奘师并无论著，他把全部精力同样放在译讲上，译出了一批因明著作。培养了一大批弘扬陈那新因明的人才，使中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并且为新罗(朝鲜)、日本培养了人才。

　　1、玄奘首次使因明于中国内地开花结果

　　早在唐朝以前因明学的思想传入中国内地，翻译的著作有吉迦夜等人译《方便心论》与《回诤论》、真谛译《如实论》，是印度比较初期的因明作品，内容是古因明系统。由于古因明的论著只翻译了三部，缺乏系统性，因此当时人们只能零星地学到一些古因明的知识，自然也就不可能对因明学有什么阐发，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输入影响不大。但是，到了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公元600-664年）携带657部梵文经卷，其中包括36部因明论著回到长安，《瑜伽师地论》等有古因明内容的论书还不计在内（因明在这些论书中是附属的），这一次的输入产生了重大影响。

　　研习因明并非玄奘西行求法的主要目的，他的主攻方向是寻求心性、佛性问题的答案，也是他译事的重点，学习因明不过是求法印度的副产品。

　　玄奘译经的重点是《瑜伽师地论》，因明不过是论证佛学的工具。为了翻译《瑜伽师地论》，玄奘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翻译一批古因明内容的其他唯识典籍和陈那新因明的部分著作。在译经的头一年他就开始译无著所著的《显扬圣教论》，因明部分完全因袭弥勒因明学说。紧接着又译出安慧编著的《阿毗达磨杂集论》(无著《阿毗达磨集论》的注释本)，这两种论书都是包含有承述并发挥《瑜伽师地论》的七因明的内容。译完这两本论著，贞观二十年（646）五月玄奘开始翻译《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首次阐述了大乘佛教的辩论术和逻辑体系。佛家因明学的名称就是从这一论书开始的。本论提出七因明说，涉及辩论的各个方面，包括论辩题目、论辩地点、论辩方法、论辩者的信心、论辩者应该具备的条件和被击败的地点。此外，还有量论（认识论内容），有五支作法，有堕负论（相当于谬误论）。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又译出了无著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其中第七卷对弥勒的七种论法即七因明总称为论轨决择，在论证式部分即五分作法中，与《瑜伽师地论》和《显扬圣教论》大同小异，用合、结二支代替了同类、异类。无著在此论中开始有自己的创见。[3]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开始译经，两年之后就先后译出新因明的专著两种。贞观二十一（647年）译出陈那门人商羯罗主所撰的《因明正理论》，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译出陈那本的早期代表作《因明正理门论》。同年，他又翻译了清辨（约公元490-570年）的《大乘掌珍论》，次年，即公元650年（唐高宗永徽元年），又翻译了护法的《广百论释》，这两部书是运用因明方法的典范。

　　印度的新因明就这样随着瑜伽行宗而系统地传入了我国。

　　2、盛行一时的注疏阶段

　　在因明的研究上，玄奘的弟子们写下了大量的疏记，使因明学的研究盛极于一时。窥基是玄奘的继承人，他记载玄奘所口授有关古今因明的内容，而著成《因明入正理论疏》，窥之疏可为集大成者，世称为“因明大疏”，“大疏”是研究汉传因明者不可不读之书，中国和日本的不少学者都对它作过精心的研究。同一时期，神泰撰有《因明正理门论述记》（今仅存4卷），文备撰有《因明理门论疏》（已佚）、《因明入正理论疏》（已佚），文轨撰有《因明理门论疏》（世称“庄严疏”，今仅存4卷），净眼和靖迈各撰有《因明入正理论疏》（已佚）。此外，普光述有《对面三藏记》(有云伪撰)，元晓著有《判比量论》。并非佛门弟子的尚药奉御吕才是位博学多才之人，他靠自学也撰写了本《立破注解》。对神泰、靖迈和明觉三家义疏提出40多条商榷意见。窥基的弟子慧沼、慧沼的弟子智周薪火传灯，著述颇丰。窥基之后，由其弟子慧沼著有《因明入正理论义断》一卷、《二量章》（已卷）、《因明入正理论续疏》（今仅存下卷）等。慧沼在因明研究中颇有独特的见解，因此他的文疏有较高的价值。慧沼门下的弟子们在他的传授下对因明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如智周撰有《因明入正理论疏前记》三卷和《后记》三卷，《因明入正理论疏抄略记》一卷；道邑撰有《因明入正理论义范》三卷（已佚），在慧沼门人的因明专著中，以智周的《后记》为重要。

　　由于玄奘的传授，经过众弟子的发挥，因明学终于在中国内地开花结果。

　　3、中国是因明东渐的又一个源头

　　唐代出现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学子来此留学的浪潮。由于玄奘及其门下的因明思想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并且在唐朝一度产生很大影响，于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学子竞相到大唐留学，向玄奘及其弟子们学习因明。比如，日本学僧道昭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入唐从玄奘学习，前后长达8年之久；日本学僧智通、智达于唐高宗显庆三年来唐，从玄奘、窥基学习；8世纪，又有玄昉来唐求学。新罗圆测、玄范、胜庄、顺憬、智仁、神昉等一批高僧或从玄奘受业，或参与玄奘译事，都有因明著述。特别是圆测，十五岁来中国，玄奘归国后即受学于玄奘，是玄奘著名弟子之一。[4]这些学子学成回国，又将因明种子带回本国，遂把因明传入日本和朝鲜，尤其是日本后来居上，在日本出现南寺传和北寺传，连绵不断，产生不少因明大家，不仅将部分珍贵的唐疏保存至今，而且千多年来著述不绝如缕，其中凤潭的《因明论疏瑞源记》和善珠的《因明大疏明灯抄》保存有大量唐疏的重要论述。

　　三、唐朝政府对玄奘的支持

　　唐代因明学研究是中国逻辑史的灿烂篇章，也是世界逻辑史的光辉一页。一提到盛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西安。这座位于中原腹地的古老城市，见证了中国数千年的沧海桑田。它一度是世界的经济文化的中心，最辉煌的大帝国的都城。它敞开宽广的胸襟，吸纳来自四海的文明。同时，也毫不吝啬地把炫丽的文化传播到四海。至到今天，西安仍然以其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魅力，吸引着学者和游人。唐国都长安文化灿烂如满天云锦。玄奘的故事和佛教便是满天炫烂中的一束美丽的光。

　　玄奘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至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前后将近二十年中，共译出经律论七十五部，1335卷。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与唐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1、建立规模大、分工细的译场

　　玄奘的译经先后直接得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支持，由政府提供一切条件，按唐代道宣的话讲是“公给资什”。译场先后设在西京弘福寺、大慈恩寺的翻经院及在坊州宜君县（今陕西铜川）的玉华宫。

　　中国的译经是从简至繁地发展的。汉魏译经在民间进行，译经者二三人至四五人，译主一般即携来梵本（或胡本）佛经或口诵出佛经者，如此人不懂汉文，需有“口传者”（或口译者），然后由“笔受者”写成汉文。笔受者可至二三人，可就译场详加斟酌。如果译主懂汉文，则可与助手切磋后口宣汉文，由笔受者笔录为文。译经资金和条件的提供者为“劝助者”。西晋的规模较大，但译场分工大体仍这样。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道安、后秦鸠摩罗什译经，因为直接得到前秦、后秦政府的大力支持，规模空前，译经分工更加细密。隋时首设统一国家的译场——长安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的翻译馆。唐代从玄奘开始，设立了规模大、分工细的译场。[5]

　　玄奘回国到长安后即住到弘福寺，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中“广招硕学沙门五十人，相助整比”，给予官方的经济资助和其他便利条件。玄奘把译经应配备担任证义（12人）、缀文（9人）、笔受（1人）及书手（1人）等的人选和数字，写状告诉房玄龄。房玄龄立即派人上报太宗，诏复“依所须供给，务使周备”。“证义”，是考证已译之文是否妥当，提出建议供译主斟酌。“缀文”，把译出的经文按汉文语法贯连起来，还做修辞润色的工作。“字学”或“正字字学”，负责考辨字体、训读音义。“笔受”，是按译主确定的译文笔录下来。“书手”是译场的抄写员，把定稿的译经抄写出来。

　　译经场组织严密，译经程序严格，各部分协调一致，实现了翻译的流水作业。为保证译经质量，玄奘还在全国范围内广征通晓梵、汉语并精通大、小乘佛理的高僧大德数十人。由于有唐太宗的支持，玄奘的译经场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开展翻译事业的，比之历朝历代的译经，从人员、规模、物力、财力保障等方方面面都堪称是中国历史上佛家译经之最。这样，以玄奘为“译主”的宏大译场得以成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译经事业，也是盛唐时期宏伟的文化事业。[6]

　　2、唐太宗、唐高宗为经典作序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夏初，玄奘开始了漫漫回程，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于公元644年即贞观十八年秋从阳关进入唐境，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回到长安时，数万僧众集于朱雀南街，举行盛大安置法会。紧接着玄奘前往洛阳宫拜见唐太宗。唐太宗与玄奘一见如故，并诚恳请其还俗辅政，但被玄奘婉言谢绝。他对佛法的忠贞不二让太宗感动。

　　唐太宗晚年“气力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常与玄奘谈论佛法，并询问译经进度及佛经内容。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在玄奘译完《大菩萨藏经》及《瑜伽师地论》等一批经典，撰述《大唐西域记》结束之时，太宗应玄奘再三表请，写下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称玄奘为“法门之领袖”，赞其学德。最后说：“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接着，当时为太子的李治又写了称誉玄奘求法译经及太宗写序的《圣述记》（也作《述三藏圣教序》）。唐太宗还采纳玄奘的建议下诏在京城和各地度僧。全国有寺3716座，计度僧18500余人。

　　唐高宗即位，对玄奘更加崇敬，应玄奘的请求在大慈恩寺建造放置经像的五级砖塔——大雁塔，又亲自为大慈恩寺撰写碑文，请玄奘搬到新建的西明寺居住，还特地允许他常住玉华宫主持翻译《大般若经》。[7]

　　[1]参阅刘培育：《20世纪名辩与逻辑、因明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3期。

　　[2]董志铁：《命运多舛生机依然——传统逻辑在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3期。

　　[3]参阅郑伟宏《论玄奘的因明学成就》，《法音论坛》1999年5期。

　　[4]参阅刘培育：《玄奘在中国逻辑史上的贡献》，《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1期。

　　[5]参阅杨曾文：《唐玄奘及其佛经翻译》，《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223页。

　　[6]参阅张忠义：《因明蠡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7]参阅杨曾文：《唐玄奘及其佛经翻译》，《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