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同名士的交往及其对山水诗的影响

　　慧远同名士的交往及其对山水诗的影响

　　储晓军

　　提要：本文分析了慧远法师同名士们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创作，探讨了对后世山水诗的影响。

　　关键词：慧远名士山水诗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是说深受庄老思想影响的玄言诗在东晋末刘宋初已经走向衰落，而山水诗则在此时大兴。在这转变的过程中，谢灵运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诗史上大力创作山水诗的第一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完成从玄言诗到山水诗转变的过程中，并不仅仅只有谢灵运一人在作着贡献，其他如杨方、李颐、庾阐、殷仲文和谢混等人也都有贡献。范文澜就曾指出：山水之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

　　杨方，《晋书》有传，生卒年不详：约晋元帝建武元年前后在世。遝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其《合欢诗》五首，其四是一首典型的山水诗。

　　李颥，《晋书》无传，生卒年不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其诗七首，其中《经涡路作诗》和《涉湖诗》也都是典型的山水诗。

　　庾阐，《晋书》有传，生卒年不详，约晋元帝建武元年前后在世。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其诗二十首，其中《三月三日临曲水诗》，《观石鼓诗》和《登楚山诗》皆为山水诗。

　　至于殷仲文和谢混的山水诗创作及其对山水诗的贡献，前人早巳注意到，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中说“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有“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都已经指出在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变过程中他们的作用。

　　从时间上看，殷仲文卒于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年)，谢混约卒子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则基本上作于刘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出任永嘉太守之后。因此在这之间存在一个至少十年的山水诗创作的过渡期。恰在此时，慧远法师和他的名士朋友们正在庐山的东林寺边徜徉山水，给人们留下了《庐山东林杂诗》、三首《奉和慧远游庐山诗》以及《庐山记》等一大批山水诗文，成为山水诗史上值得一书的佳话。

　　二

　　慧远法师，雁门楼烦人(今山西原平县人)，生子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卒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弱而好书，珪璋秀发”，“博综六经，尤善老底”。年二十一和弟弟慧持一起皈依佛门，师从道安法师，居襄阳弘扬佛化。后离开道安，欲往罗浮山，途中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因此就栖息庐山，直至去世。

　　在庐山，除了弘扬佛法以外，他还和当时的名士们有比较多的交往。“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远乃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刘遗民著其文”。这次聚会有人认为成立了所谓的“白莲社”，但据汤用彤先生考证，实际上并无此事。(汤用彤先生之考证，详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无论如何，他们和慧远法师的交游却是真实的，而且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刘遗民，《宋书》无传，但是在《宋书·隐逸传》中的《周续之传》中提到：“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可以约略知道，刘遗民在当时的名声颇高，与周续之、陶渊明并称为“寻阳三隐”，但是在仕进方面似乎无所作为。他在这一群体中的地位颇高，因为此次聚会之文是由刘遗民所撰写的。(见上所引《高僧传》)而且他与陶渊明也有所交往，陶渊明有《和刘柴桑》和《酬刘柴桑》诗，因为刘遗民曾经做过柴桑令，故刘柴桑即是刘遗民。

　　雷次宗，《宋书》有传，“雷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本州辟从事，员外散骑侍郎征，并不就。”可知，雷次宗自幼就跟随慧远法师学习，先后学习了《毛诗》和《礼》学，且对世务不感兴趣，爱好隐逸，喜欢悠游山水。“吾少婴赢患，事锺养疾，为性好闲，志栖物表，故虽在童稚之年，已怀远迹之意。暨子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於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爱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欢，实足以通理辅性，成亹亹之业，乐以忘忧，不知朝日之晏矣。”(《与子侄书》)

　　周续之，《宋书》有传。“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其先过江居豫章建昌县。续之年八岁丧母，哀戚过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以为身不可遣，余累宜绝，遂终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可知周续之也是以隐逸为生命的真谛。

　　毕颖之，《宋书》无传，且无资料可寻。

　　宗炳，《宋书》有传，“宗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也。……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征西长史王敬弘每从之，未尝不弥日也。乃下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对山水的爱好也使他走到了庐山群体之中。

　　此外，张野(莱民)、张诠(季硕)也都爱好山水，且以隐逸为宗。

　　除了《高僧传》中所记载这些人以外，慧远法师还和当时的大名士戴逵、谢灵运、陶渊明等人均有所交往。

　　纵观聚集在慧远法师周围的这些名士们，大抵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他们都对儒、道、释三种思想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与了解。慧远法师早年应该学过儒家学说，因为他在师事道安法师，听讲过波若经之后，曾发出“儒家九流，皆糠秕耳”的感叹，同时对庄老思想有比较多的研究，他“博综六经，尤善庄老”，且能在平常的讲习中，用庄子之义来帮助消解人们的困惑。对佛学既无须多说。周续之曾经跟随范宁学习过，范宁是当时有名的儒家学者，能通“五经”；并且研读过《老》、《易》，周后来才人庐山跟随慧远法师学佛，也是儒释道兼通。

　　其次，都以隐逸和山水为宗，对世务不感兴趣。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刘遗民曾经短暂地做过地方官外，其他人虽满腹经纶，但对仕途之事均不感兴趣。且都喜欢悠游山水。宗炳“好山水，爱远游”，雷次宗也有山水之好。

　　正是这样的一些特点，再加上慧远法师当时的名声，在庐山周围便聚集了这样一大批对山水充满兴趣的名士。他们对山水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群体留下来的有关山水的诗歌和文章并不算是太多。仅有慧远法师《庐山东林杂诗》(又名《游庐山诗》)、《庐山记》、《游山记》，刘遗民、张莱民、王乔之的《奉和慧远游庐山诗》以及旧题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等。

　　我们来看慧远法师的《庐山东林杂诗》：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

　　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

　　是腾九霄，不奋冲一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面对庐山的清气、云岫、松风、清泉，如此清幽美景，让诗人不禁陶醉于其中了。“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冥”，梁简文帝云“宵冥无极，故谓之冥”，可知冥有无极无涯之意，在如此的美境中畅游，“径然忘所适”也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忘”也是《庄子》使用比较多的词之一，“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庄子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忘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是作为工夫的忘，其二是作为境界的忘”在经过工夫的“忘”以后就达到了境界的“忘”。慧远法师在目睹了庐山美景之后，“径然忘所适”。“忘所适”是工夫的“忘”，忘掉外在的形体的束缚，就达到了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境界，这就是境界的忘。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或者说是主体与客体的交融，仿佛悟到了一些生命的真谛，所以就有了“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之叹。这样看来，在慧远法师的《庐山东林杂诗》中，已经具备了成熟山水诗的某些特质。借山水来写意，注重物我合一，从而达到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从此角度来看，甚至超过了谢灵运，因为谢灵运的诗歌“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划，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

　　从这首诗来看，此次游山，乃法师一人所为，回来以后写下此诗，他们是在法师精神的感召下还是在这首诗所描绘的人生妙境的感召下去游山的已不得而知，但是都去了，并且都留下了诗歌。在这些诗歌当中，对法师所描绘的情景合一的境界也都有回应。在刘遗民的诗中有“悟深婉冲思，在要开冥欣”句，这是在观览山水之后精神上的一种释放与解脱，和法师的“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有异曲同工之妙。王乔之的和诗开始就有“超游罕神遇，妙善自玄同”，也就是在游山是所获得的心里感受是和法师相同的。

　　这是一次单独游山，集体做诗的行为，此外还有一次大规模的集体出游的活动，那就是游石门。这次的出游是否有慧远法师参加，普慧在《南朝佛教与文学》中有比较详细的考证，认为慧远法师不禁参加且是以领导人的身份出现的。《游石门诗序》中说“释法师以隆安四年仲舂之月，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于时交徒同趣三十令人，咸拂衣晨征，怅然增兴。……各欣一遇之同欢，感良辰之难再。情发于中，遂共咏之云尔。”隆安四年即公元400年，是年，慧远法师67岁，宗炳25岁，周续之23岁，雷次宗14岁，刘遗民已于公元396年入庐山。(以上据方立天《慧远及其佛学》附录《慧远年谱》)据前所引《宋书》材料，他们应该都参加了这次活动。而且这次活动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咏山水”。换句话说这是一次非常自觉且具有很深意味的文学活动。因此在面对“斯地之奇观”的石门时，“众情奔悦，瞩览无厌”，为眼前自然的神奇而惊叹！但是并不仅仅停留于对山水的欣赏，而且“退而寻之，夫崖谷之间，会物无主，应不以情而开兴，引人致深若此。岂不以虚明朗其照，闲邃笃其情耶。并三复斯谈，犹昧然未尽”，探讨了山水为什么能让人产生心灵的愉悦，那就是要有虚明之志，闲邃之心。进而从山水中“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应该是体悟到了山水和心灵之间的某种联系。张虹指出“山水欣赏与哲理领悟的结合是如此吸引他们的理论兴趣，就山水文学走向成熟的时代进程看，也是具有一定标志意义的”。这是非常正确的结论。

　　据此，可以概括慧远法师及他的名士朋友们的聚会以及集体出游至少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如下贡献：

　　首先：对山水的集体的、自觉的欣赏。仅从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诗文来看，无论是对慧远法师的和诗还是对石门的欣赏，都是以自觉的态度来欣赏山水而留下诗篇，带有比较强烈的目的性。众人的创作在当时形成了一个小的山水诗创作的高潮。

　　其次：在对山水的欣赏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山水美景、秀丽风光的欣赏层面，而是在探讨山水何以能引起人们心灵的愉悦等关乎审美心理的问题，并且有比较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在对山水的陶醉中，可以忘却形体的局限而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径然忘所适”。最终完成山水和心灵的合二为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

　　作者介绍：储晓军，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