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真言源何在 陀罗尼迹尚可寻

　　瑜伽真言源何在 陀罗尼迹尚可寻

　　——评夏广兴《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一书

　　夏金华

　　在一般人眼里，密教自然是神秘的，加上就汉族地区来说，密教在中原绝响已久，虚线灰蛇，人们无从知晓其来龙去脉，更加深了一层迷幻的色彩。同时，还有二一西藏的喇嘛游走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之间，身单影只，似乎也从另一侧面为之作了佐证。尽管藏传佛教也称为密教，却与昔日汉地的密教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因此之故，无论是汉地密教，还是藏传佛教，国内学界研究者寥寥，是基本的事实。原因在于它与长期流行的显教大有隔膜难以深入通达也。

　　夏先生广兴者，青年时代投身于复旦陈允吉之门，浸淫内典；壮岁游学东瀛，广搜博采，三载以还。今在前贤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独特视角，积数年心力，撰成《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一书，洋洋四十万言，从密教的起源、传承与发展到东进华夏，极一时之盛：从唐代“开元三大上”——金刚智、善无畏、不空到陀罗尼咒在我国基层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印记，纵横广阔，娓娓道来，如人人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良有以也。

　　由于此书文深义广，本文不便面面俱到地加以探讨，仅就国内外佛学界有关论着所鲜有涉及的领域——也是该书的精彩篇章——密教与政治、生活、民俗、文学、艺术等关系问题，略作评述。旨在管中窥豹，以见一斑耳。

　　《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一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学术视野开阔，主要观点鲜明，引证资料丰富，所做的结论真实可靠。这些特征自然也反映在该书对上述诸问题的论述之中。

　　首先，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历来为史家所注目之题材。密教也不例外，而且更有自己的特色，其下同在于，大多数佛教宗派要么与皇权保持距离，植根于林边泉下，一瓶一钵，息影江天，如早期禅宗祖师的作派；要么游离于宫阙与山林之间，或身在寒崖幽谷，而弛心于轩冕，如教下诸宗的“国师”、“赐紫”之流。惟有密教大师异二者之所为，直入朝廷深宫，建立内道场，与九五之尊及达官显宦“如胶似漆”，在一般人看来，几乎丝毫不顾惜自己的羽毛被污，从初唐的大乘琮、无极高、菩提流志，中经“开元三大士”，到后来的一行、惠果，基本如此。这种做法是与密教的教义密切相关的。

　　该宗认为，修行成佛，当如《大日经》所说“菩提心为因，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这里的“方便”，即佛门所谓的方便法门。乃指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灵活方便地运用特别的方式来处理传教事宜。也就是《金刚顶经》所说“先以欲钩牵，后令人佛智”。为了达到宣教的目的，甚至可以屏弃佛教“以慈治于瞠，以无贪治贪”的传统手法，而采用“以大忿怒除忿瞠，以大贪除一切贪”的极端手段，变贪、瞠、痴的三毒成为佛陀圣果的无边大用。既然如此，密教大师日夜与帝王权贵为伍，自然是二行泥莲花l，相得益彰了。

　　况且，密教大师均善神咒，能呼风唤雨，役使鬼神，为常人所不能。因而深得王侯将相的深度崇信，比如，下空和尚曾为三朝帝师，先后被封为“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肃国公大兴善寺大广智三藏和尚。”死后，唐代宗还“为之废朝三日，赠司空，追大辨正广智三藏和尚”。其生前赫赫，寂后哀荣，由此可以想见。

　　更为唐皇帝们看重的是，密教格外强调仁王护国的意义，所以有重译《仁王护国般若经》之举。并且，密教还宣扬该宗流行利国利民，江山永固，如《宝星陀罗尼经》云：

　　一切国土中所有陀罗尼流行之地，令其人王常

　　得拥护，势力自在，亦能拥护王之政化，所有

　　王子妃后、宰相辅臣、诸官将等，皆得拥护，

　　令获安乐。国中所有内外怨敌，谋计奸诈，疾

　　疫饥谨，亢旱水涝，恶兽毒龙，如是一切不祥

　　之事，皆悉断灭。复令财谷丰饶，库藏盈溢，

　　花果荣盛，人民安乐。

　　他如，《宝藏陀罗尼经》、《仁王护国经》等，也申述类似之义。正因为如此，所以，本书作者总结说：“在密教盛行于世期间，统治者充分利用其护国神性，侩俗二界多次举行为国祈福的宗教仪式，使密教的政治功用显露无遗。”这样的评价是十分贴切的。应该说，《仁王护国经》的功用，下独古来如是，至今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仁王护国经》虽非密教之独家经典，然其在唐代的极力推广，以致流传于今世，功劳是下可抹杀的。

　　其次，密教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在唐代的密教信仰中，陀罗尼信仰较为盛行，在民间的影响也很大。其中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树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以待恩福。此从国内出土的大量陀罗尼经幢即可看出，仅据《陕西所见的唐代经幢》一文的统计，该省境内现存有经幢一百四十二座，其中确认为唐代的就有八十二座，由此可见，当时竖立陀罗尼经幢之风的流行程度。

　　其实，陀罗尼经幢的风行，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所述内容有关。此经说到，有一名叫善住的天子，与诸天一起游玩，殊胜快乐。忽然，他得到消息，他将于七日后命终。此后，受畜生身，受地狱苦。接下来，将脱离地狱，生为人身，但为贫贱之家，且天生无眼，处境悲惨。善住闻此，惊骇异常，疾往天宫，向帝释天哭诉。帝释无奈，便来人间，向佛陀求救。佛告帝释，毋须烦恼，只要虔诚念诵“佛顶尊胜陀罗尼”，即可解脱一切厄运。帝释遵旨，回去向善住传授此法，使之得救。

　　佛顶尊胜陀罗尼咒有如此神奇的效果，是此经广为流传的根本原因，正如《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的作者所言：“经文共有两千六百五十字，尊胜陀罗尼咒也仅三百二十六字而已。不过，从流播和利用上来看，咒的神秘性和强大的功能性，使‘尊胜陀罗尼”成为此经最重要的部分，而被广为引用。”这样的定语，并非出于一般的泛泛而论，而是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的，考察竖立陀罗尼经幢之风，亦可作如是观。

　　还有，本书论述的另一内容也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密教与唐五代的文学创作的关系。本来，佛教与唐文学的相互交涉，可以说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所在，已有不少的论着面世。但是，涉及密教与文学的瓜葛，恐怕现在的读者是比较陌生了。其实，近代以来关于这一题材的研究，前辈的先进已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前期研究，如沈曾植、郑振铎、鲁迅、汤用彤、周一良、郑阿财等，拥有下少极具价值的成果，可见于《海日楼札丛》、《古小说钩沉》、《唐代密宗》等书。其中内容广泛关涉密教成就剑法、幻术、祈雨、镜像，以及应验故事等，不一而足。

　　除了直接引证上述成果之外，本书对应验小说的论述颇费笔墨。先说应验小说的分析、归类，而后上溯至此类小说的形成与发展，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到隋唐而大兴。其中也有密教的重要因子，在此类应验小说的例子中，现存比较重要的有出于敦煌石室中的《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记》和《白龙庙灵异记》、《羯谛真言感应记》等，这是当年《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羯谛真言》等密教经典及毗沙门天王信仰流行于敦煌地区的见证。本来，观世音菩萨信仰在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论述者众，而密教中的《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也同样宣扬持诵、供养、书写此陀罗尼神咒所得的利益与效用，或灭恶五逆，或消灾延寿，或往生极乐，或转化男身等，与一般认为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美好形象，如出一辙。

　　至于密教对唐五代的诗歌创作也有突出的贡献，本书选取韩愈、孟郊、贾岛等诗人的诗作予以证明，这种现象应该与这些诗人“尚奇”的创作禀性有关。

　　作为辟佛甚力的韩愈，尽管他主张对佛教实行“人其人，焚其书，庐其居”的政策，但同样也与佛教有着甚深因缘，且多受其影响，不说他多与侩人交游，游览寺院、兰若，这里只特别提一下他喜欢欣赏寺庙墙壁上的佛画，还读过不少佛传之类的作品，如他写的《南山》、《赠别元十八协律》、《孟东野失子》、《陆浑山火》等一些诗，曾吸取佛经偈颂语言形式上的特色，尤其是一些特殊的行文句式和修辞方法，加以借鉴与运用。至于寺院壁画的题材渗入至韩愈的诗歌之中，则主要表现在“奇踪异状”、“地狱变相”和“曼茶罗画”三个方面，此在相当程度上催生了韩诗“姿态横生，变怪百出”的异常特征，使韩愈成为唐代诗坛中别具一格的人物。

　　其实，唐李贺之诗亦尚怪奇，且更具代表性，号称“诗鬼”，较之于韩愈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梦天》一诗便是其中的典型：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

　　玉轮轧露湿圈光，鸾佩相逢桂香陌。

　　黄麈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遥望齐州九玷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该诗采用逆向思维，字词险奇，想象诡异，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描述了一幅梦幻神异而美丽的天国图且乐：

　　一个明月皎洁的夜晚，清风徐来，诗人在独步徘徊。突然，乌云翻滚，天门洞开，丝丝细雨倾泻而下，仿佛是天宫里的玉兔和蟾饮泣的泪水。此后，雨水渐停，乌云缓缓褪去，幻化出一座座的琼楼玉宇，月光照射在这楼壁上，发出一阵阵的清亮之光。玉轮轻轻转动起来，碰到云团里的小水珠上，打湿了棉絮一般的云彩，月色也因此显得空灵而朦胧。

　　这时候，诗人飞上了天国，在一条飘满桂花的小路上，竟与一身系鸾佩的小仙女不期而遇。仙女举止得体、优雅，晤谈之下，甚为投机，彼此感觉相逢恨晚。

　　然而，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岁月变动下居，如骏马飞奔，一去不返。无意间，诗人低头看看下面的人世间，竟然不过仅仅几点烟尘而已，而浩瀚无边的广袤海水居然也只能装满一个小小的酒杯!

　　如此虚无缥缈的奇思妙想!如此超尘绝世的诗意梦幻!应该惟有李贺才能达到。尽管单从《梦天》一诗很难看出他与佛教的瓜葛，但他本人与《楞伽》等佛经的精神内涵是有着很深的联系，这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

　　至于孟郊、贾岛同样以怪奇着称于世，前者如《秋怀》、《归信吟》、《巫山曲》之类，后者的《哭柏严和尚》等诗，都是以奇险见长的作品。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上述之外，密教与唐代艺术的关系也是该书重点讨论的篇章。作者认为，唐代密教艺术的产生，与密教的传教目的有关。“为了扩大影响，密教不得不求助于一些感性的形象材料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进一步通过它引发人们的思索，从而对于现实世界，对于人生的价值作出判断，这就是密教艺术。”这个定义是准确的，也点出了密教艺术的本质所在。综观唐代密教艺术的主要表现，下外是寺院壁画、版画与造像三种形式。

　　寺院壁画，在唐代极为盛行，据朱景玄《唐朝名画记》载，“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堵。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其艺术成就和诡异的造型特色，曾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密教中充满神怪的气氛，壁画中的形象大都狰狞丑陋，令人恐怖，如“魔魅化出，飘然风起，”或“笔力劲怒，变状阴怪，”或“苍苍鬼怪层壁宽，睹之忽忽毛发寒”，对道俗人士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起到震人心魄的作用，从而达到最大化的宣教效果。比如，长安的赵景公寺由于寺内所画的地狱变相图，“都人成观，惧罪修善，两市屠沽，经月不售”。其中的效用，不言自明。

　　唐代佛教版画的风行，得力于隋唐之际雕版印刷工艺的发明，尤其是《金刚经》的印行，推动了版画的发展，而密教版画也因之发达起来。尽管现存唐武宗灭佛之前的密教版画极少，所能见到的仅出土于四川成都望江楼唐墓中的《陀罗尼经咒》一幅，但刻于此后晚唐时期的《无量寿陀罗尼轮》、《圣观自在菩萨千转陀罗尼轮》等却较多，与前述《陀罗尼经咒》一样，这些均是佛教徒平日里随身携带的，作为“护身符”用。五代十国时期，密教虽已渐衰落，而密敦版画却依然流行，如《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等，不仅印刷精致，社会影响也很大。

　　汉地密教造像的遗存，主要见诸于北方的龙门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等处。莫高窟的密教造像洞窟，就密教系统而言，保存最为完备，其中以盛唐的第三十二窟、七十九窟中的十一面观音及千手千眼观音像为最早。自“开元三大士”入唐后，密教渐兴，造像也相应繁荣起来，举凡密教图象以及与密教有关的汉藏文献和各种绢本、纸本图象均有反映，是十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总而言之，唐代作为我国佛教发展吏上最为隆盛的时期，密教也因之得到大力的推广，进而在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从中可以看出，密教对政治、生活、民俗、文学、艺术等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推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应当指出的是，对于这种影响的展现以前是做得不够的，夏广兴先生《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一书的问世，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书中所述，宏观与微观结合，细致周到，功不可没，理应得到肯定与称道。